新公司法对减资制度的改进及其适用

减资制度是公司资本规范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12月公布的新公司法对减资制度做了较大改进,其价值考量由单一的债权人保护转为公司自治、股东平等的整体利益平衡,具体体现为构造上新设了适用于弥补亏损的简易减资程序,规则上明确了同比减资的基本原则,并填补了现有违法减资责任的漏洞,将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纳入责任主体范围。但从资本制度的体系协调和法律适用来看,减资规则仍有进一步优化和完善空间。后续的司法供给应适当从宽解释简易减资程序的适用条件,并从规则层面上注重简易减资后限制用途的精确化表达。此外,新设的违法减资责任集返还和赔偿于一体,如何将其嵌入公司法整体追责体系来对接董事义务和股东义务、各责任主体间的担责顺序和范围等问题,也需要慎重考量。

股东对债权人直接承担出资赔偿责任:司法解释之误区与新《公司法》之否弃

司法解释确立了股东向公司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的规范模式。此种模式的理论基础不明,如果是以代位权为据,则表明此类规定既不必要也不准确;如果是以第三人侵害债权为据,则显属错误。实践中,直接责任模式容易造成个别清偿,且效率不彰。新《公司法》未采纳直接责任模式,不存在法律漏洞。否定直接责任模式,回归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一般规则,可以兼顾公平与效率,不影响对债权人的激励。突破法律逻辑创设直接责任模式,不仅于外在形式上有损法律体系的融贯与协调,而且于内在价值上造成利益失衡,得不偿失。同时,一般法在公司法领域的适用有其限度,需充分尊重公司法的规定及其内在逻辑。新《公司法》第54条关于债权人特别权利和“入库规则”的规定,已排除民法上代位权效果和执行法上债权执行制度的适用。股东及公司管理者有关出资的各项义务和责任,债权人有权请求其向公司履行和承担。

论独立董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之优化——基于260家上市公司年报的实证研究

独立董事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核心问题是,一方面过分依赖行政处罚决定书的认定结果,径直认定独立董事需承担民事责任;另一方面在虚假陈述损害后果过分高于独立董事赔偿能力的情况下,尚无适当的责任减免规则。原因在于,现有规则错误地将独立董事定位为“全能型董事”。基于实证研究,我国应当塑造“监督型独立董事”,并构建与监督角色相契合的虚假陈述民事责任规则。在责任认定上,以勤勉义务为基础差异化判断独立董事损害行为,科学计算虚假陈述损害后果,采“相当性”原则认定独立董事损害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并优化无过错抗辩事由。在责任承担上,强制上市公司为独立董事购买责任险,使其覆盖独立董事轻微过错时的赔偿责任;在独立董事具有一般过错时应承担“差额倍数上限”赔偿责任;而在独立董事具有故意、重大过失时不能享受责任减免。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教义学展开

《公司法》第191条在一般条款层面规定了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在理论基础上与法人机关理论形成内在协调,其逻辑根基在于董事执行职务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具有组织法和行为法上的复合可归责性,该责任无法因组织关系而免除。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是具有复合属性的法定责任,须同时满足两个法域面向的构成要件。组织法层面包括主体要件、执行职务的行为要件、违反对公司信义义务以及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主观要件,主观要件的认识对象系执行职务;行为法层面包括侵害行为、损害结果以及相当因果关系要件,损害范围包括直接损害和间接损害。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责任形态应为补充责任,同时根据不同董事行为的具体过错程度及对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确认其责任范围,以保证过责相称。

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真实盈余管理——基于凸显效应

过往文献较少考虑董事高管责任保险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本文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处于发展期的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负向影响真实盈余管理,且上述关系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旧存在。本文基于外部监督视角进一步分析发现:(1)认购董责险可以吸引媒体关注,进而负向影响真实盈余管理。(2)认购董责险可以减少分析师关注;分析师关注可以减少真实盈余管理;分析师关注在董责险与真实盈余管理的负向关系中起着正向遮掩效应。(3)在董责险与真实盈余管理的关系中,保险公司监督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公司的弱治理情境与董责险所处的发展阶段,使得中国的董责险治理在真实盈余管理层面“柳暗花明”。这给予了中国保险业与其他企业以发展启示,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引进国外保险等治理举措具有借鉴意义。本文为董责险与盈余管理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经验证据,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弱治理情境的优势。

论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以《公司法(修订草案)》第190条为中心

董事作为公司法人机关,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第三人的损失,应当先由公司承担责任后,再向有过错的董事追偿。实践中,第三人往往面临公司欠缺偿付能力,而又不向董事索赔的窘境。立法机关为维护第三人合法权益,在《公司法(修订草案)》中引入董事对于第三人责任制度,第三人直接向董事主张损害赔偿变得于法有据。第190条在性质上应当被界定为特别法定责任,而非特别侵权责任。责任成立需要满足董事针对职务懈怠行为存在主观过错,第三人遭受直接或间接的损失,侵害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等条件。责任形式上董事对第三人的直接损失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对间接损失仅负有补充责任。

债权人保护的公司法逻辑——以行为法的功能缺失与组织法的功能填补为视角

公司债权人面临不同于其他类型债权人的特殊风险,主要包括内部人利用有限责任制度逃避债务的风险,公司内外信息不对称引发的逆向选择、信号成本及内部人不法侵害的风险,公司行为负外部性扩散的风险。以合同法与侵权法为主要内容的行为法规则主要聚焦于债权人利益受损后的补救,难以实现对公司债权人特殊风险的有效预防;行为法还受制于公司独立人格、相对性原则的法理闭环,难以实现风险发生之后面向内部人的责任分配。公司法需要从组织法层面为债权人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风险预防与责任分配手段。此外,具备议价能力的债权人如欲获得更具针对性、更高层级的保护,须与公司进行合同约定,此时其约定权利的效力与边界,仍仰赖公司法厘定。据此,可归纳公司法保护债权人的三个基本功能即组织法的风险预防、组织法的责任分配、组织法与行为法的交互。行为法与组织法保护债权人的功能顺序是:行为法自治→组织法风险预防→行为法责任分配→组织法责任分配,由此构成和谐融贯的公司债权人保护体系。此体系不仅可为公司债权人保护这一难题提供一套完整自洽的立法论解决视角,而且可以裨益司法实践关于公司债权人保护规则的阐释与适用。

独立董事民事责任反思与制度完善

当前配套机制缺失现实下,独立董事承担连带责任与其职责义务并不匹配,也背离民事责任的调整目的。基于独立董事民事责任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难题,根据责任义务匹配、风险收益平衡的逻辑思路,应当建立独立董事主体差异化的宏观责任区分框架与类型化的微观责任认定框架,健全股东大会决议与商业判断规则保护、责任保险与限额赔偿兜底的双层责任限制路径,构建科学合理的独立董事民事责任平衡体系。

董事高管责任险、独立董事履职水平与企业多元化战略--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董事高管责任险是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旨在帮助决策者规避部分履职风险,提升其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性,从而有利于企业决策科学化水平的提升。本文基于2008-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考察了董责险、独立董事履职水平与企业多元化战略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购买董责险有助于促进其多元化战略的实施,提高企业多元化水平。同时,企业购买董责险还能提升独立董事履职水平,而独立董事履职水平在企业购买董责险进而提升企业多元化战略水平的进程中发挥了中介效应。因此,应促进董责险在国内的推广,适当鼓励相关企业购买董责险;完善独立董事选用、激励和约束机制,以保证独立董事的独立性,提高其履职的积极性和有效性。同时,企业要完善治理结构,发挥独立董事的重要作用,加强内外部监管,建立健全相关法律制度,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论撤销债权人的优先受偿地位

关于债权人撤销权的制度定位,长期存在“平等主义”和“优先主义”的争论。我国通说虽然奉行平等主义,但在若干解释论问题上偏离了预定的叙事轨道,事实上向优先主义倾斜。在不存在类似日本民法典第425条的我国法上,平等主义绝非必然。对于本质在于“撤销”的我国债权人撤销权而言,实现优先主义的关键在于确保撤销利益的相对性,我们可以凭借责任说重构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律构造实现上述解释目标。债权人撤销权的制度定位不应当由强制执行法上的评价标准来决定,而是一个必须由实体法积极地予以正面回答的问题。我国强制执行法上的混合主义,并不妨碍债权人撤销权的优先主义转向。

新《公司法》下失权股东的责任承担与救济

新《公司法》第52条建立了股东失权制度,取代了司法解释规定的股东除名制度。股东失权后其对公司债权人的义务和责任并未被免除。股东承担责任的理论基础应为债权人的代位权。股权被处理前,公司债权人仍可向失权股东主张其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就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失权股东向债权人承担责任的,原则上应允许失权股东复权。当公司和失权股东无法就复权达成一致时,应由公司享有最终决定权。无法复权的,失权股东可向公司追偿。股权被处理后,仅在股权被依法转让且新股东未实际缴纳出资的场合下,债权人才能要求失权股东承担补充清偿责任。即使股东承担补充清偿责任,此时也已无法复权,但有权向新股东追偿。

股东出资规则的体系性解释——以新《公司法》第47—54条为轴线

202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全面总结了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的经验,直面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供了相应的改进方案,形成以第47—54条为主要内容的股东出资规则体系。但与此同时,修订后的条文在理解与适用方面有何疑难之处,以及条文之间是否存在需要捋顺的逻辑关系,仍有进一步阐释的空间。进而,若将股东出资规则置于公司资本充实以及公司法律关系各方主体利益平衡之语境下,则更有秉持体系性解释路径之必要。以新《公司法》第47—54条为主要内容的股东出资规则既有清晰的时间逻辑线索,也有意识地呈现公司内外部两层法律关系;在防止公司资产不当减少乃至公司债权人保护过程中,可能存在多项皆可适用的规则,应结合具体场景做出选择。

未届出资期限股权转让股东补充责任合理性之检视——兼评《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第八十八条第一款

全面认缴制下,未届出资期限股权转让中出资责任类型及其承担主体存在争议。《公司法(修订草案二审稿)》(以下简称《二审稿》)第八十八条第一款在《公司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一审稿》)“股权受让股东担责”基础上增加“股权转让股东补充责任”符合股东出资义务与出资责任属性的理论前提,有益于股权转让股东逃避出资义务道德风险的防范及相关法律主体利益平衡。但对其补充责任合理性检视,在我国《民法典》与《公司法》视域下,股东出资义务转移的履行程序仍需进一步完善,股权转让股东承担补充责任也与认缴制改革目的有所偏离。针对《二审稿》第八十八条第一款,可以在一般情形下规定股权转让股东的补充责任,并以约定转让、发起人转让等情形承担其他类型出资责任为例外。

单层制改革背景下独立董事法律义务与责任研究

我国独董制度长期以上市公司为背景展开规范,2023年12月29日公司法的修订将独董制度延伸至非上市股份公司治理结构,将面临独董规范的立法空白。独董的职能应包括公司内部治理优化和对外投资者保护两个方面,并分别构成独董承担公司法和证券法义务的基础,但在立法与实践中往往将两者混淆。董事信义义务规则可以参照适用于独立董事,但应当正视独董在信息获取渠道上的局限性,较执行董事承担更为宽松的责任标准,以商业判断规则的精神评价独董是否勤勉尽责,且不宜盲目扩大义务范围。在决定独董是否承担自付责任时,应当确立可预期、有合理救济范围的责任减免机制,包括章程豁免条款、董责险和赔偿责任上限规则。

实质董事的法律规制:因何、为何与如何

公司作为独立的法人需要有自己的意思表达和行动决策机构,现代公司法赋予了董事这些管理公司的职能,由此也产生了董事对于公司所应负有的义务与责任要求。从法律要件上看,虽然作为公司的董事需要符合法定的资格条件并且满足特定的法律形式,但为了防止对于董事责任的逃避,现代公司法实际上也将没有董事之名但却行使董事之职的事实董事和影子董事纳入了规制的范围,由此形成对于形式董事和实质董事的无缝覆盖。我国《公司法》的本次修订也引入了类似实质董事的规定,希望通过立法的形式约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于公司日常经营的不当干涉并明确责任承担的方式。但由于我国公司法对于实质董事的规制要求与其他法域的通行做法尚有不同之处,在未来实践的过程中可能面临原则与例外、实质董事与形式董事、公司法与证券法等诸多关系平衡的挑战,这就决定了我们需要站在一个更加立体、更加全面的视角理解实质董事法律规制的原因、前提和要求。

上市公司董事会征集股东权利的法理证成

修订后的《证券法》赋予上市公司董事会征集人资格。董事会发起的征集,难用委托代理或合同关系解释,使其面临行为失效与责任虚设的理论阐释与规范适用的困境。基于董事会符合征集人设定的基本标准、民事主体制度的开放性可容纳赋予董事会征集人资格的制度设计、赋予董事会征集人资格的道德风险总体可控等原因,可证赋予董事会征集人资格具有正当性。董事会的征集行为可定性为一种公司治理行为,其征集责任可通过异议董事免责、独立董事决议资格排除等设计衔接《公司法》与《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股东有限责任的制度重述与规则适用——历史和比较视角的考察

我国公司法理论通常是从公司外部债务关系的角度理解有限责任,但这一认识并不准确。梳理有限责任制度的历史,可以发现其债权人救济模式的演进分为直接责任、债务责任和直索责任三个阶段。不同于合伙组织,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不具有对外性,股东只对公司承担缴付出资的义务,不对公司债权人承担责任。我国公司法上的有限责任的实质是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的出资责任,并主要以证成公司人格否认、敦促股东足额缴纳出资、平衡股东和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方式适用。阐明公司法上有限责任的规范含义,对于正确适用认缴制、加速到期、股东补充责任、公司人格否认等公司法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论出资瑕疵情形下董事对债权人责任

2023年《公司法》修订通过构建董事内部对公司的赔偿责任与对外部第三人赔偿责任的双层递进结构,在体系上完成了出资瑕疵之际董事对债权人责任。在学理上,从行为法进路分析,使用代位权可合逻辑地解释公司债权人对董事的请求权。组织法分析中,董事对债权人的责任呈现出“董事-董事会-公司”的三层构造,出资瑕疵时董事对债权人责任在适用中面临诸多考验。观察已有司法实践,董事对债权人的责任适用效果并不明显。秉持组织法分析路径,董事对债权人责任须采限缩解释。

我国董事责任保险除外责任条款研究

源自域外的董事责任保险在我国保险市场中依旧属于小众险种。检视我国相关规定与保险市场中董事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条款可知,我国董事责任保险除外责任条款存在《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24条规定的除外责任范围过宽、缺乏示范条款的指引以及保险公司未能结合本土法律语境设计条款内容等问题。为解决上述问题,应贯彻彰显保险功能与防范道德风险的平衡,尊重公司个性与遵循示范指引的平衡,以及借鉴域外经验与立足本土语境的平衡等原则设计除外责任条款,并通过重塑《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24条、制订指引性示范条款以及结合本土法律语境修改合同条款等措施优化董事责任保险的除外责任条款。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解释路径及规范衔接——以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1条为中心

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191条存在多重解释路径。因此,在效力范围上,直接损害场景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与法人机关理论、代表理论、代理理论存在冲突,间接损害场景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与信义义务理论、债权相对性理论、侵权客体理论存在冲突。但是,基于董事职务行为所生损害的现实与上述理论的预设存在差异,上述两种场景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在现行理论体系均占有一席之地。通过法经济学视角的分析,第191条既适用于直接损害场景,也适用于间接损害场景。就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力而言,直接损害场景应采用侵权责任范式和连带责任模式,间接损害场景可将违信责任范式与补充责任模式相结合。此外,第191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衔接也存在问题,适用时应结合关联责任规定进行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