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修方书中脏腑病证研究进展

宋代官修方书是宋代医学成就的集中体现,也是在医学门户未大量分化之前最系统、最全面的中医学术总结。脏腑学说是中医理论体系的核心,而脏腑病证是中医认识疾病的核心,宋代官修方书中记载有大量脏腑病证相关内容,近年来学者们对其中各个脏腑的病证大都有所讨论,但仍不够系统与精深,宋代官修方书的系统性、权威性、实用性及承上启下作用为脏腑病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样本,值得系统挖掘与研究。

《钱注杜诗》整理刍议

《钱注杜诗》一向被认为是清代“集大成”杜诗注的源头与最具原创性的注本。比对宋注与钱注,发现钱注承袭宋注的内容占全书百分之七十以上,在观点原创性上超出宋注的内容不多;受文献搜集的限制,钱注未能全面掌握宋注,且对宋注颇多误解。在钱注并无整体原创性的前提下,其他直接或间接遵从钱注的清人代表注本(如仇、浦、杨等)对宋注的承袭问题也将逐次呈现。所以,杜诗研究应以宋代注本为起点,不应以清代注本为起点。

宋人注杜的三种整理本考察

宋代杜诗学极盛,有“千家注杜”之誉。宋人对于杜诗的注释,是杜诗学史上的开创和奠基之作。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三种宋人杜诗注释的整理本,分别代表了古籍整理的三种类型:《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是在原本散佚较多的情况下辑佚而成的整理著作;《新定杜工部草堂诗笺斠证》,是在原本基础上进行了正本清源、斠证发微、订讹掘隐工作,而与原本相较,成为了一种融合较多整理者见解的新著;《新刊校定集注杜诗》,则是恪守古籍整理规范,重在校点勘误、旨在恢复原貌的精审著作。

北宋士人赙赠活动与其文学书写之互动

北宋时期,存在于官场、文坛、乡族等场域的士人私赙普遍盛行,与赙赠相关的文学书写大量增加。同僚官属、文学同好、士人与乡族之间的赙赠,或以塑造“贤官”形象为目的,或基于文学追求与身份认同,或隐喻社会秩序之稳固。部分士人的赙赠书写呈现表演化特质。其中,辞赙行为及其书写宣传或可为部分士人带来举荐晋升等实际利益,成为文化资本。因此,北宋以丧葬文体为主的赙赠书写被纳入赙赠活动之中,“以文代赙”“文赙并赠”等行为既是北宋士人赙赠观念变化的体现,也是士人宣传诉求下的文化产物。

《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与南宋庆元火灾

《敬止录》收一摹写本宋代城市水域地图,名《庆元府城内大小二湖丈尺图》。南宋嘉定十三年八月,庆元府城(属今浙江宁波)南部遭遇严重火灾,日、月二湖虽为城市水库,湖域却因沿岸大族宅邸的占据而日益缩小,知府俞建于火灾次年组织绘制该图,目的在于界定城市水域,以保障居民生活与防火用水。地图详绘了嘉定间庆元府籍朝廷政要聚居的二湖及其周边街区,展现了湖域在四明大族庄园扩张的背景下再度萎缩的景象。该图与《宝庆四明志》所附《罗城》图同为描绘火灾后庆元府城景象的地图,极具史料价值。

北宋富弼在青州安置救济黄河流民的救灾创新

通过梳理分析北宋富弼在任青州知州期间救济安置黄河流民的现存公牍文字和相关史料,分析其成功救灾的原因,研究其对北宋传统救灾模式的改革创新,为中国古代救荒史研究和当代救灾工作提供参考。

“集大成”作为诗歌创作理论的建构——宋诗话的杜诗接受

“集大成”的杜诗是勾连传统与当代、并指向未来的开放体系。“集大成”是宋诗在唐诗之后可以继续开辟胜景,并在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理论前提。杜诗对传统的继承不仅反映诗歌发展的自然规律,同时也是诗歌继续向前发展的不二法门:杜甫在前人“写”的基础上进行“再写”,不仅通过继承延续了诗歌史,同时也建立起诗人的独立身份。但是“集大成”并未突出诗人的主体能动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诗人的主体能动性,这既是宋代注重学问的风气使然,也是诗话作者有意将诗歌创作变得具有可操作性的结果;诗歌创作是在学问之下的运作,天才表现为对传统的融会能力。宋诗话对杜诗“集大成”的接受,既成就了宋诗,也反映了宋诗的某些局限。

宋人对杜甫诗病的指摘及其诗学意义——以宋代诗话为中心

杜甫在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深远影响,宋代尊杜尤甚,宋诗话中对杜诗有大量的评点赞美。但也不乏对其诗句篇章的指摘非议,涉及用事之误、村陋俚语、声韵问题、属对工拙、蹈袭前人、诗意重叠等多方面。宋人在崇杜潮流下,仔细辨别杜诗的精华与瑕疵,指出了学杜的门径和要点,反映出宋人具有相对理性的学习精神和艺术批评态度。此外,通过杜诗诗病分析可以看到宋人学杜的阶段特征以及宋人学诗的严谨态度和精神面貌,还可以观照杜诗学的不断深化和发展。

吕祖谦《宋文鉴》的选赋特色及赋史意义

吕祖谦《宋文鉴》的选赋凭借可观的数量、完备的体式、丰富的题材优势为我们提供了北宋赋史的最佳研究范本。吕祖谦在选录赋家范围上的全面考虑,在选录赋作标准方面的独具慧眼及其对待古、律赋体的调和、折衷态度,则呈现出不同于当时赋集的独特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北宋赋坛主流风气的背离与纠偏。这种背离既受到了当时几度反复的诗赋与经义之争的影响,又是在宋代辨体、破体意识强化的大环境影响下的必然结果,同时还与吕祖谦个人独特的教书先生身份密切相关。《宋文鉴》以选本形式开了辨别赋体的先河,无意之中影响了元、明两代古律赋之争的复古倾向;其在赋家、赋作选择上的别出心裁,助推了北宋赋在后世的经典化;最后,它在呈现北宋赋坛整体面貌的同时,也建构了初具规模的北宋赋史。

《大观茶论》新校

宋徽宗《大观茶论》是解读宋代茶文化的经典茶书,收录于《说郛》《古今图书集成》等丛书。今人的整理成果所利用的版本以《说郛》涵芬楼本与《说郛》宛委山堂本为主,而《说郛》早期的明抄本如明弘治十三年(1500)抄本与明代钮氏世学楼抄本未得到有效利用,故而《大观茶论》仍有进一步校订的空间。新校工作使得《大观茶论》一书臻于原貌,有利于进一步准确地理解文本。

刘宋时期的《赋集》编纂及其学术意义

南朝宋(刘宋)出现了三部《赋集》,分别由谢灵运、刘义宗和宋明帝刘彧编纂。魏晋以后辞赋数量激增使编纂《赋集》有了必要性,刘宋时期的国家典籍整理与私人校书、藏书事业的兴起,为文学总集编纂提供了重要材料来源。此时辞赋成为书写刘宋王朝合法化、荣耀化的重要元素,也能有效在政治生活中传递政治意图;晋末宋初崇尚知识的风气影响了辞赋创作及取士,是辞赋成为重要文体的可能条件。作为我国第一次出现的专门性赋体总集,刘宋《赋集》不仅为当时的皇室成员提供习赋范本,而且反映了时人崇尚丽辞的审美趣向,并在探索编纂体例、辨析文体、保存赋体作品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宋人“平淡”观念下的菊花书写——以菊花赋为例

中国文人与菊花一直存在极其亲密的关系。宋人崇尚“平淡”的美学思想,菊花也被赋予了“平淡”的意蕴。北宋时期以菊花为主题的赋作大多集中书写菊花的功用,侧重于菊花朴实的实用价值,菊花多作为一个意象服务于作者的政治身份,表现出平淡的感情色彩。南宋时期的菊花赋结合理学思想,其中菊花体现出的“平淡”内涵,不仅是南宋文人的生活追求,也是他们在人格修养、士人心态上的追求。对“平淡”的追求,体现了宋代文人的审美观念。

立国本旨的追溯与纪纲法度的再造——南宋浙东学派《春秋》学与政治思想之间的互动

在儒家经典中,《春秋》作为体现文明原理、王道宪章的“制作”,蕴含着儒家的法度意识和为后世立法的精神。南宋浙东学派政治思想家的《春秋》学论述,对他们道法一体、法度本位的经制事功学的建构起了催化作用。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陈亮等为代表的浙东诸儒,其《春秋》学思想与经制事功学之间呈现出一种政学相维的互动效果。他们将《春秋》中的立法精神落实在对宋代立国本旨的追溯和对纪纲法度的再造之上,倡导在南宋政治秩序重建中守护古典宪章统绪而塑造理想治体结构。由《春秋》学和经制事功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见,浙东学者推进了宋代政治思想中有关国本意识、宪章统绪的理论自觉,并且对当代政治传统中的治体模式、纪纲法度进行了反思和再造,从而系统地建构了华夏文明立国所依赖的根本治道精神、宪制规模架构和秩序统合机制。南宋浙东政治思想家的此种努力,既表彰了近世儒家政教传统中隐没的宪章国本传承统绪和道法相维的治理模式,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传统中有关圣王宪章、立国根本、治体规模、经制成法的古典政治理论叙事。

北宋富言生平考述

富言(969—1031年),字应之,河南洛阳人。咸平三年(1000年),考中进士,首任兴州军事推官。天圣九年(1031年),在万州知州任内病逝,时官至都官员外郎,官阶从六品上。富言妻韩氏,生6子3女,长子富弼在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3朝曾出任宰相。富言是富氏家族发展的重要一环。

论宋代室宇赋的发展

宋代复杂的社会、文化环境滋养了室宇赋的创作,也使其展现出独特的发展演进轨迹。宋代城市结构发生变化,建筑技艺成熟,社会盛行游赏与营建风气,加之文人主动参与室宇营造,由此带来宋代室宇赋空前繁盛的创作局面。室宇赋在宋代各时期呈现不同的创作倾向:北宋初期歌颂太平与表达恋主情感,中期体现经世致用思潮,至后期进入创作全面兴盛的阶段,展现文人的生活;南宋初期室宇赋彰显忠愤情怀抒发世俗情调,中期流露爱国热情展现仁者胸襟,后期更加受到理学观念的濡染浸渍。

宋人对远域国家“拂菻”的想象与认知

宋人搜集境外信息的途径与方法有碍于当时生产力、交通以及周边环境等因素的限制,文献上对于超远距离外国家信息的文献记载具有模糊性、奇幻性等特点。不同于“职贡图”等绘画作品传递出的万方朝贡的想象的天下帝国观,文献中对超远距离的国家,如拂菻(一说为当时的罗马帝国),从地理空间以及其国的器物与物产等各方面都呈现了尽量客观且称赞的态度。另外,从宋代文献关于拂菻地理空间、生活与物产、文化与信仰的论述之中,也出现了一些意象因为地区交流与实践发现而使文献中的宋人的想象与认知也随之更新的情形。同时,某些意象也出现了随着中原王朝的变化而加强的趋势。说明了宋人对远域国家的记述并非全盘吸纳与借鉴先人的记载,而是在尽可能客观的前提下完善其对当时世界“拼图”的整理。

宋代题画诗中杜甫骑驴形象的文化记忆

驴与诗人的结合使其在作为动物本身之外而被赋予了更多文化上的内涵。杜甫笔下的骑驴是对自我形象以及内心情感体验的直接刻画,而宋代在直接面对浩如烟海的唐诗中进一步发现了杜甫,用更加直观的图像画作的方式记录并塑造着他们构想中的杜甫。在宋代推崇杜甫的氛围中,关于杜甫形象的题画诗是宋人了解杜甫之后的一种带有重塑功能的记忆,而其中对杜甫骑驴的描写,不是单纯的形象刻画,更多地包含了在宋代文人视野下一种诗人骑驴觅诗范式的文化符号。

典礼与政治:宋初“守内虚外”国策与典礼赋创作之关系述论

明道二年仁宗亲政前的典礼赋创作切实地反映了宋初“守内虚外”国策的发展与定型,这主要表现在三大历史语境之中:发轫期是太宗朝的北鄙战事与“封禅之议”,鼎盛期是真宗朝的“澶渊之盟”与“东封西祀”,蜕变期是仁宗朝前期的依赖和议与朝贡理想。揭橥“守内虚外”国策与典礼赋创作旨趣的互动关系,有助于拓展宋赋研究的新视角。

宋文赋的形成及文体特征

宋文赋导源于楚辞、汉赋,杜牧的《阿房宫赋》开创了新文赋的先河,宋初欧阳修苏轼等人《秋声赋》、前后《赤壁赋》等杰作的出现,则标志着宋代新文赋的定型。宋文赋的特征有三:其一是多用散文句法,句式参差不齐;其二是押韵更趋自由,甚至可以不押韵;其三是以才学、议论为赋。宋文赋即使在其鼎盛的宋代也无法与处于主流地位的律赋抗衡,尔后更日渐衰落。其根本原因在于此类赋体偏重"文"的一面,从而打破了"赋"作为诗、文两栖文体的平衡,有失去"赋"自身独立性的危险。

吴若本《杜工部集》研究

吴若本《杜工部集》是较早的杜集定本,清初钱谦益《钱注杜诗》曾以之为底本,然其原本已经佚失。洪业在《杜诗引得序》中对吴若本的真伪提出十点质疑,并最终认为吴若本并不存在,乃钱谦益伪造之本。此后张元济又提出,商务印书馆1957年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乃是吴若本。受其影响,洪业也改变了最初的观点,承认此本确为吴若本。不过这个观点经过此后学界的反复讨论,最终被确认是错误的。吴若本虽已散佚,但仍可从《钱注杜诗》中探寻其概貌。该本保存了南宋初年杜集编纂的原始面貌,具有珍贵的文献版本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