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益论的现代困境及其宪法化改造

法益论面临现代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不重视法益论的宪法根据。法益论的功能不仅在于回答什么是刑法保护的法益,更在于回答什么不是刑法保护的法益。这说明不能仅从本体论视角建构先法性法益,而是更加需要重视法益论的宪法根据,明晰法益论与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关联的法理,从规范论视角建构与宪法融通的法益概念,使其在避免刑法从法益侵害向法益侵害危险退让、以价值理性取代目的理性、从“法治国家的基本权利保障”过渡到“社会国家的社会秩序形塑”上发挥重要作用。现代刑法强调犯罪设定或犯罪认定以保护法益为实质根据,这需要把刑法所保护的法益与宪法中关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规定关联起来,重视合宪性解释的实践。刑法不可以把属于公民基本权利的行为规定或解释为犯罪,这种合宪性解释是体系解释的应有之义。

刑法学中的当然解释

一般来说,当然解释是法条的适用方法,但在刑法中,当然解释应当作为一种解释理由。举重以明轻,是就出罪、处罚轻而言;举轻以明重,是就入罪、处罚重而言。当然解释的依据是事物的本质与法条的旨趣。由于刑法并不禁止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故在适用举重以明轻的原理得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结论时,不需要刑法的明文规定,但不能将刑法的处罚漏洞作为举重以明轻的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禁止不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故在适用举轻以明重的原理得出不利于被告人的解释结论后,还要求案件事实符合刑法规范,但是,不能将对案件事实的缩小评价当作对刑法规范的类推解释。

论紧急状态下限权原则的建构思路与价值基础——以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为分析对象

在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究竟有没有必要设置一些限制权利的基本原则?如果有必要,应当如何建构它们?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又会遇到哪些困难?基于法律体系的内部融贯性,这部法律必须认真对待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并且需要设置一种动态的限权原则。这些原则不仅可以有针对性地应对突发事件的自身特质,彰显我国宪法对待权利的基本态度,而且能够满足现代法治对权利与权力之间相互平衡的期许。

共意性社会运动:概念、内涵及本土化阐释

共意性社会运动充当的角色不是制度的变革者和抗议者,而是政府职能的一种延伸和补充。比较而言,"共识性社会运动"的译法较"共意性社会运动"更为恰当,因为"共识"既表达了价值认知的内涵,又彰显了其制度性支持的特征,而"共意"有可能是带有偏见、解构甚至对抗的体制外力量汇聚体。在中国语境下,由于中央与地方政府存在信任度差异,共意性社会运动中的核心指标如舆论共识度、媒体支持度和官方支持度均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景象。总之,对于共意性社会运动,只有结合特定语境,考察背景的差异性和概念的适应性,才能进一步规范研究,拓展想象空间。

课程改革制度创新:概念诠释、价值定位与基本原则

课程改革制度创新与课程改革制度化、课程改革制度变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课程改革制度化是课程改革制度创新的前提,也是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而课程改革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更迭,不一定伴随制度创新。课程改革制度创新是课程改革主体根据时代发展和改革需要,不断对相关制度进行构建、完善或者革新的过程。课程改革制度创新旨在以新的、更合理的制度来保障课程改革的秩序、激发课程改革的活力以及促进改革主体的发展。课程改革制度创新应坚持正确的方法论原则。我国的课程改革制度创新需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科学开展,坚持中国特色、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全面协调、坚持公共品格等基本原则,以确保我国课程改革的科学推进。

关于刑法中盗窃行为的概念分析

“公开盗窃”不属于盗窃行为的行为方式。在汉语语境中,盗窃是指用不合法的手段秘密地取得他人财物的行为。法律的制定和颁布实质上是立法者与调整对象之间的交流,因此,法律中所使用的“盗窃”概念必须与其所调整的对象之间保持统一。不同语言人群之间,因不同的社会历史实践经验,所形成的概念及其语词通常会存在差异。汉语中的“盗窃”概念,在有些国家是没有的。翻译家们对于外语词汇的不精确翻译,在法学研究中不能当然地接受。刑法学家对于盗窃行为的解释,不能超越人们日常生活中众所周知的内容,否则不仅会阻碍刑法的行为规制机能的发挥,而且也违反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复杂短语层次分析教学实践探究

复杂短语层次分析,是语法教学的重点,学生学习的难点。教学中,教师如何抓住重点,突破这一难点?笔者认为教学的关键所在有三点:其一,对枯燥的概念解读要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其二,划分短语层次要把握好原则;其三,列举示例要突出难点,具有代表性。

法律原则研究的几种类型

法律原则研究已经形成了几种主要的模式,分别是抽象性模式、适用方式差异模式、(非)实定性模式、形式原则模式和理由类型模式。这些研究模式大多以法律适用问题为主要关注点来讨论法律原则,对法律原则讨论中所蕴含的法律概念问题关注不够,从而也制约了法律适用问题的研究。德沃金提出的建构性诠释模式将两者贯通起来,成果丰硕,很有借鉴意义和启发意义。

在史实的检验中重建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

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和历史学界共同关注的研究对象,前者主要是从经典作家的论述中抽象概括出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后者主要是运用这些基本原理来解释历史事实。但由于多种历史因素的影响,我们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原理的界定存在某些偏颇,亟须纠正。从社会形态、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存在决定意识三个方面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唯物史观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界定同史学界运用这些界定考察历史和现实进程所产生的抵牾,由此提出,史学界应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合作,在对经典作家的论述进行更深入和系统解读的基础上,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经验事实,重新建构唯物史观的解释体系,以提高唯物史观的解释力。

图书馆空间服务的认知定位与作用机理研究

通过与图书馆空间服务相关的概念和原理进行辨析,指出图书馆空间服务是由文献服务、信息服务、知识服务和情境服务构成的用户服务体系,从广义上定位图书馆空间服务更具合理性。图书馆空间服务是为用户知识建构提供必要知识产品的服务,阐明了图书馆空间服务的作用机理。

《文章流别论》与文体辨析

挚虞《文章流别论》通过“诗”“颂”等辨析文体的渊源,通过“诔”“七”等辨析文体的流变,通过“赋”“颂”等辨析文体的类别,通过“铭”体辨析文体的风格。辨名析理是魏晋玄学的重要方法。挚虞熟悉玄学,所撰《文章流别论》注重文体辨析,典型地体现了辨名析理的影响。挚虞通过辨名析理的方法构建了文体论的新范式,直接影响了《文心雕龙》的写作。

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概念的误用、辨析及交叉性解释

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与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r)是当下比较热门的议题,与之有关的研究呈现迅速增长之势,本文通过对国内相关文献的梳理,发现目前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存在着一定程度上混用和误用的情况。本文在各自梳理两个概念的学术脉络基础上,尝试对若干相似概念进行辨析与澄清。研究认为,从情绪与情感的差异来看,情绪强调主体对事物反应的外在表现,情感强调主体内生的感受以及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从劳动过程来看,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在商品属性、剩余价值剥削过程以及所依附的物质媒介存在差异;从劳动控制来看,情绪劳动与情感劳动分别代表着"规训社会"与"控制社会"。不过二者之间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性,可能是劳动控制程度与方式转型所导致的同一劳动过程的不同面向。未来情感劳动、情绪劳动研究能否良性发展,既取决于概念的清晰度与规范性,也取决于概念的包容性与开放性,它既要遵循各自的学术脉络路径,划清概念边界,也要正视概念相互交叉后的裂痕与合理性。

《诗经》阐释与明代辨体、声用、情教的诗学观

《诗经》为明代诗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明代诗学观念产生离不开《诗经》阐释这一诗学语境,以下几个方面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一)“诗三百是源,汉魏盛唐是流”的诗体正变观影响到明代诗学辨体意识的形成;(二)《诗经》的诗乐合一的教化传统影响到明代复古诗学的格调和声律理论的形成;(三)明代诗学主情,在《诗经》评点中重视对于《诗》的情感体验,其“情教”的诗学观也可以在《诗经》阐释的语境中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