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脱嵌”与新生代流动劳工心理失范的关联性研究

新生代乡城流动劳工面临“双重脱嵌”境遇。文章根据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对新生代流动劳工的“双重脱嵌”与心理失范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失范与城乡联结关系存在显著代际差异,新生代乡城流动劳工心理失范水平显著较高;组织、活动参与对新生代乡城流动劳工心理失范具有独特影响;经济嵌入、制度保障、文化联结、身份认同是显著降低乡城流动劳工心理失范的重要保护因素。

项目制与政府间权责关系演变:机制及其影响

项目化运作是近年来国家治理的重要模式。既有研究已揭示:在项目制下,上级政府控制权增加,而下级政府的统筹治理能力被压缩。本文通过考察国家妇女小额贷款项目的演变过程发现,在项目制下,政府间权责关系的明晰化使下级政府可以通过倒逼机制影响上级部门的行为,维护地方政府利益。这实际上反映出,项目化运作不仅提供了从上至下的控制渠道,也同时增生了由下至上的反控手段。在这种演变中,上下级政府间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双方围绕权责关系展开互动博弈,进而影响国家与社会关系,出现基层治理的"脱嵌"现象。

权利赋予与城市秩序构建:流动人口治理向度分析

中国现代化语境下,流动人口问题成为关系未来现代化、城市化的重要变量之一。在传统、现代、后现代多重叠加的发展阶段,流动人口跨越的不仅是城乡地域,更是现代化的不同发展阶段,面临的也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及社会整合方式的变换。流动人口的秩序构建需关注个体化社会与传统秩序相撞的现实国情,同时也需关注流动人口的"脱嵌性"特征与实践生活场域。在治理向度上,应将流动人口权利赋予与城市秩序相结合、现代制度规范整合与价值整合相结合、流动人口多元分化的现实与不同的治理策略相结合。

陆巷古村缘何留不下洞庭红橘?--乡村旅游地经济作物的传承机制初探

作为陆巷古村的传统经济作物,洞庭红橘有可能成为重要的旅游吸引物,但近年来却大多被枇杷树替代,这会引发对旅游开发与地方文化传承之间互促关系的质疑。文章主要借鉴Polanyi的嵌入-脱嵌理论,结合实地调研,初步探究了陆巷古村洞庭红橘的生产转型过程及其发生机理。研究表明,独特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促使洞庭红橘成为陆巷古村地方特色文化与村民情感的重要载体,这是历史时期经济行为嵌入地方社会系统的具体表现;但改革开放后,农业经济活动逐渐脱离了社会文化系统与主体情感的约束,村民的作物选择行为完全遵循市场逻辑,而洞庭红橘作为旅游吸引物的潜在价值未被激活,因而难以依托传统经济作物的独特优势逃脱被经济效益更高的枇杷树替代的窘境。这也表明,要实现旅游开发与地方文化传承的互促发展,关键在于推动地方文化及其载体的旅游价值变现。由此,陆巷古村洞庭红橘的复兴,重在激活红橘特色文化在提升古村旅游开发质量中的潜在价值,这也是促使农业经济活动在更高层次上重新嵌入地方社会系统的有效路径。研究不仅体现了嵌入-脱嵌理论在传统村落尺度的应用价值,也能为优化乡村旅游地特色资源的传承与保护提供有益的借鉴。

脱域的政治态度:中国新市民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基于比较的视角

新市民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新兴群体,他们的政治效能感直接反映了其与政治系统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政治能力,间接说明了人的现代化的阶段性特点。运用量化研究的方法,将中国新市民政治效能感在水平、结构和层级关系等三个方面与农民、市民进行相应的比较分析。研究发现:中国新市民的政治效能感总体表现出极低水平性,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内低外高"的非均衡性和"近低远高"的非一致性,本质上是一种"脱域"的政治态度,凸显着"边缘人"的现代性特点。

“镶嵌”与“脱域”——对格兰诺维特镶嵌观的再认识

格兰诺维特提出镶嵌概念后,学者们在对镶嵌概念的使用上存在泛用现象。对于镶嵌的理解,不能仅仅从经济行动出发,更应从方法论出发,从因果机制的角度进行理解才能抓住其实质。镶嵌思想是想将行为发生的情境加入行为分析,但是在格兰诺维特的思想中,这种加入是不彻底的,存在着"脱域"之嫌。要摆脱此种困境,一个可能的研究路径是将网络分析与场域分析结合起来。

嵌入性理论视域下乡村组织振兴路径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国家、市场、社会等外部资源进入乡村社会,乡村组织在承接这些资源的过程中却呈现出既“脱嵌”于乡村社会又“脱嵌”于乡镇政府的双重“脱嵌”情境,其发展逐渐“悬浮化”。补齐乡村发展短板,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已经成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文章基于嵌入性理论,从政治嵌入、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和关系嵌入四个维度探索乡村组织嵌入性发展的实施路径,以期实现乡村组织嵌入乡村社会和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推进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

社会网络重构下新生代农民工借贷行为与约束研究

随着市民化进程的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定居和发展的意愿更加强烈。新生代农民工正在经历由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乡土社会网络,向以业缘为主的次级社会网络的转变,导致其社会网络中的双重脱嵌格局。为了满足城市定居、生活以及创业等方面的需要,新生代农民工存在着借贷需求。在社会网络重构背景下,原有的乡土社会网络所能提供的支持力度较小,新的社会网络无法适应现有的借贷条件,社会网络的双重脱嵌制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借贷行为。因而,提出依托社区组织加快新生代农民工社会网络重构,利用征信机制设计借贷合约,引入用人单位评价机制等方式,来加快重构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并对借贷合约进行合理的设计和优化,满足新生代农民工借贷需求。

“数字鸿沟”的弥合:互联网实践的技术与社会逻辑

"数字鸿沟"问题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将"数字鸿沟"问题放置于我国具体的互联网实践之中,从人的主体性和技术的社会因素两方面加以认识,以充分理解中国社会背景下"数字鸿沟"问题的现实情境。通过对64名被访者的访谈,笔者发现信息弱势群体试图摆脱社会结构的限制、发挥人的主体性,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身体不在场特征、中低端通信市场以及信息化的普及为数字鸿沟的弥合提供了可能性,反映出中国网络社会突破"数字鸿沟"的潜力与独特性。

“双重脱嵌”中的存在性不安——学校公共生活中儿童消极参与行为的现象学阐释

消极参与是当前学校公共生活中的常见现象。在存在论视域中,其实质是外部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双重脱嵌"使得儿童面临存在状态的稳定性与确定性风险,这种风险催生了儿童的存在性不安以及随之而来的多重消极情绪体验,激发了其寻求安全、退避参与的本能。教育者要对儿童的消极参与行为保有现象学敏感,积极构建参与能力与责任意识获得之间的意义中介。具体而言,教育者应当致力于帮助儿童自主建构"选择性嵌入"的能力与勇气,既要及时、有效地识别儿童的异质性,尽可能以合理的公共参与活动安排引导儿童在活动中有序彰显自己的异质性价值;又要适当提供与个体能力、价值期望不相符的参与机会,帮助儿童在群己之间非对称的功能组合中寻找角色定位、重塑身份认同,进而获得存在性安全。

从“脱嵌”到“殖民”:越界的市场及其伦理限度

文章首先描述了现代人所置身的社会超市化境遇,通过"脱嵌"与"殖民化"两个概念,解释了市场得以越过社会限度并侵蚀社会的原因。面对市场入侵社会所带来的剥夺与腐蚀,文章指出市场化的症结不在于因效率最大化而生的工具理性悖论之辩,而是市场规范替代社会规范所导致的伦理危机。最后,文章重申了"金钱不能什么都能买"与"市场必须安守本分"的基本社会规范并提出社会去超市化的可能。

“三重脱嵌”:流动的朝鲜族——基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农村地区的实地研究

随着全球化社会的发展、消费社会的兴起、社会成员个体化倾向日益明显,延边图们农村地区的朝鲜族村民踏上了赴韩务工的道路。在流动现代性社会中,朝鲜族形成了"三重脱嵌"的状态。具体体现在:一是脱嵌于韩国。朝鲜族在韩高收入、低融入的日常生活实践与认同分化使得朝鲜族形成了脱嵌于韩国的状态;二是脱嵌于家乡城市(图们市)。在外打工的朝鲜族大都会在家乡城市购买住房,消费休闲。但是家乡城市缺乏"留住人"的资本。朝鲜族不得不继续返回韩国挣钱,逐渐形成了脱嵌于家乡城市的状态;三是脱嵌于农村。在韩国打工的朝鲜族常年缺位乡村生活,乡村因人口流失已经出现了空心化迹象。并且,城市化取向的教育观使得新生代朝鲜族进一步远离乡村、向外流动。"三重脱嵌"的状态构建了朝鲜族流动的生活方式。

社会嵌入与社区集体经济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社区的经验证据

当前中国城市社区集体经济的传统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很多城市相继建立了以社区股份合作公司为主要形式的市场化运作模式。然而,社区集体经济发展不仅是经济的发展,更是社区与社会的发展,社区集体经济的市场化无疑偏离了社区发展的轨道,面临着社会脱嵌的风险。具体来看,社区集体经济的社会脱嵌表现为行动脱嵌、规则脱嵌和资源脱嵌,浙江杭州高沙社区的集体经济发展态势为此提供了经验证据。社区集体经济市场化导致的社会风险需要引起地方政府的关注与重视,地方政府应实施积极的干预政策以纠正社区集体经济发展的方向。

全球化、失衡的双重运动与“内嵌的自由主义”--基于微观层面的探讨

基于微观层面探讨"内嵌的自由主义"困境之成因,作者试图提供一种"自下而上"的解释。分析表明,内嵌的自由主义之所以陷入困境,并非由于它在效率方面不尽如人意,也不能简单地将其归因于全球化的影响。事实上,内嵌的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对应着两种不同性质的全球化。在两种全球化的不同际遇背后,折射出的是从"内嵌"到"脱嵌"的根本性转变。两者之争,其本质并非经济效率之争,而是政治力量之争。内嵌的自由主义困境之根源在于双重运动的失衡,即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与政治格局的根本性变化。如果人们希望政治钟摆回到一种在推动国际自由化进程的同时亦注重社会保护的状态,就必须期望双重运动的失衡将得到纠正。

脱嵌与重嵌:村落秩序中的农业经营及治理

农业经营是构建村落秩序的核心要素,而自发土地流转与市场化土地流转对农业经营这一要素功能的发挥具有不同性质的影响。对皖北典型村的调查发现,自发流转推动的农业经营具有修复村落秩序的作用,但市场化流转通过对传统文化维持、农民食物主权保护等农业多功能性的抽离化,促使农业经营迅速脱嵌于村落秩序之外。更严重的是,资本下乡必须充分依赖村落资源,这一过程中农业经营重嵌于村落秩序之中,企业借此达成对村落秩序的总体性支配,导致村落治理依附化、村落成员边缘化和外向化等负面效应。以上现象凸显了土地制度改革作为一项社会工程所存在的逻辑问题。要保护农业经营的多功能性,各地应遵循"小步走""鼓励可逆性""为意外后果做计划"等原则因地制宜推进当地政策。

劳动力市场中的社会控制:评《全球“猎身”》与《流动社会的秩序》

在全球经济非正规化的背景下,《全球“猎身”》讲述了印度IT工人如何通过以海内外劳力行为核心的中介体系进入世界信息产业,《流动社会的秩序》则讲述了彝族工人如何被以“领工制”为核心的中介体系带入到珠三角的代工企业中。劳力行和“领工制”均通过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组织用工,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主要承担输送劳动力的工具性角色,后者则在推动劳动力商品化的过程中兼具社会保护之职能。两部著作对学界的启示意义包括:(1)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很复杂,社会关系的运作可能进一步推动市场的“脱嵌”趋势;(2)劳工研究要对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市场中的控制予以同等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