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集资涉案财产追缴与处置问题研究

非法集资案件中,涉案财产的追缴与处置是集资参与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妥善规范追缴与处置非法集资涉案财产,不仅涉及法益修复,而且有助社会矛盾化解。但司法办案实践中该类案件涉案财产的追缴与处置仍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对此,检察机关应积极转变理念,充分发挥检察监督职能作用,立足经济视角,探索建立在检察机关监督下,司法、行政等相关部门及第三方机构共同落实推进的非法集资案件涉案财产追缴与处置以及保值增值机制,为最大程度的为投资人挽回损失、维护社会稳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力量。

有组织犯罪案件财产处置司法模式之反思与完善

通过实证分析《关于办理黑恶势力刑事案件中财产处置若干问题的意见》发布后黑恶势力犯罪中财产处置的情况,发现财产处置的被重视程度和规范程度都得到普遍提高,同时相应难点问题的争议也在不断升级。究其原因,黑恶势力犯罪的复杂性是财产处置的根本难点,涉案财产的复杂性是直接难点,处置措施之间的模糊关系是财产处置的理论难点。2021年《反有组织犯罪法》应运而生,专章规定涉案财产的认定与处置,其吸收了扫黑除恶中的具体经验,对涉案财产认定处置制度有了新的发展,但是仍有遗憾。因此,在实践中公检法部门有必要树立“人-财-罪”过程性思维,时刻关注涉案财产的法律性质并厘清其与处置措施间的对应关系。

全球化时代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治理研究

全球化时代,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呈现智能化、虚拟化、有组织化的特点,成为联合国规定的17类跨国犯罪中最为严重的犯罪之一。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新态势、新特征对追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证据的收集、检控、审判等活动提出新要求,对传统国内刑法体系和国际刑法规则带来新挑战。目前大多数与知识产权相关的国际条约都对侵犯知识产权罪进行了规定,但规定得比较简略,对侵犯知识产权犯罪中的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还存在较大分歧。为了更好地打击全球化时代的侵犯知识产权犯罪,我国应积极推动并深度参与跨境知识产权刑事司法合作,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调整优化知识产权刑事司法体制机制,以提升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的刑事打击能力,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格局良性发展,促进国际经济贸易与科技关系的深入合作。

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没收范围及甄别——以《反有组织犯罪法》的相关规定为背景的分析

《反有组织犯罪法》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规定有组织犯罪的法律,其第45条规定了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没收范围,第46条规定了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处置规则。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没收范围不仅包括有组织犯罪组织及其成员的违法所得、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财物,也包括有组织犯罪组织及其成员以外其他组织或个人的涉案财产。结合《刑法》第64条,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的没收应当以财产所有人的行为成立犯罪为前提。尤其是在对《反有组织犯罪法》第46条规定的财产进行没收时,要求财产所有人不仅在客观上实施了符合要求的行为,在主观上还应当存在故意,不知情行为人的财产不应当属于本法第46条规定的应予没收的范围。

第三方机构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的困境及优化路径

当前,第三方机构协助公安司法机关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已是大势所趋。第三方机构处置的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制度设计与实践样态的双重驱动;二是第三方机构与公安司法机关处置能力强弱的二元格局。通过对处置实践进行考察,不难发现,公安司法机关委托第三方机构处置刑事涉案虚拟货币存在启动程序随意、估价方式简单以及处置币流向的违法违规等问题。规范第三方机构处置虚拟货币的行为,应当符合我国刑事制度的基本逻辑和虚拟货币的特点。因此,公安司法机关需要从虚拟货币的处置流程入手,严格限制启动的程序,合理优化价格的评估,有效规范处置币的交易。

涉案财物处置的概念厘清

涉案财物处置是关系到人权司法保障的重要问题。实践中对涉案财物处置基础概念的认识不清,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刑事司法的公正性。实体法意义上的涉案财物包括违法所得、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其中没收违法所得是基于“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获得利益”的对物的强制处分措施,不具备惩罚性功能和赔偿性功能;没收违禁品属于保安处分措施;没收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是国家对个人滥用财产权进行干预的对物的强制处分措施。应当在正确把握追缴、责令退赔、返还和没收等概念的基础上,规范适用涉案财物处置措施。

刑事涉案财物处置中的“法益结合”问题

行为人通过盗窃、诈骗等犯罪行为侵害他人的财产法益,该财产法益并不因犯罪行为的侵害而改变其本权属性。但是,由于物的使用价值属性,该财产法益在被犯罪侵害的过程中往往处于流转和“运动”状态,通常会与其他同样值得法律保护的法益相结合,继而形成一种新的法益形态,即“法益结合”现象。在类型上,“法益结合”存在“准添附型”和“赃物善意取得型”两种类型。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法益结合”情形下,刑事、民事法领域普遍主张的“本权优先”理论立场,可能面临损失扩大禁止、损害后果与因果关系认定复杂、间接损失赔偿无责任主体的实践困惑。因此,在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的过程中,本权者财产法益的保护诉求,不宜绝对主张“本权优先”立场,而应在充分尊重“法益结合”客观现象的基础上,通过“经由债权转化”的路径进行转化,以周延性地保护和平衡各方利益。

刑法第64条涉案财物处理措施的体系性解读

我国刑法第64条内部逻辑关系混乱,并存在与刑法相关条款、刑事诉讼法中有关附带民事诉讼、“没收违法所得程序”等规定的外部协调问题。“追缴”是“返还”“没收”的或然型前置性程序措施,适用于违法所得及其他涉案财物不在案的情形;“责令退赔”具有实体处分性,包含退还替代物和以犯罪分子的合法财产赔偿损失等两层含义,适用于涉案财物因事实或法律原因无法追缴的情况;“返还”与“没收”都是对涉案财物的最终实体处分;“上缴”是对“没收的违禁品、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以及不需要返还被害人部分的违法所得”进行最终转移的程序性措施。只有充分把握其中的逻辑关系,才能在文义与功能层面协调涉案财物处置与刑法相关条款以及刑事诉讼法中有关程序的关系。

公安机关先行处置刑事涉案数字资产面临的困境及其突破

近年来,我国涉及数字资产的犯罪活动呈现上升态势,给公安机关侦查工作带来新的挑战。数字资产价值波动性大,公安机关在法院判决前先行予以处置,具有正当性和必要性,符合我国立法规定和国际司法惯例。目前,公安机关面临数字资产扣押难、保管难、保值难的技术障碍,启动权与执行权合并模式异化出处置机关权力行使过慎和过滥的错误倾向,受托第三方公司的处置也存在违规隐患。因此,有必要构建“集中统一平台+第三方”的处置模式,由检察机关负责启动先行处置,公安机关负责后续的具体执行。在数字资产先行处置过程中,要切实保障诉讼参与人知情权、异议权、救济权等权利,真正实现程序的规范公正和公开透明。

有组织犯罪涉案财产处置的比例适用及产权保护

我国《反有组织犯罪法》设置专章,规定了涉案财产全面调查、实体处置措施及程序规范,在贯彻“打财断血”刑事政策的同时,注重保护利害关系人的合法财产权益,加强企业产权保护。在有组织犯罪企业化背景下,涉案财产处置和产权保护方面的立法与司法仍存在不足。在比例原则视角下,在刑事处置方面,办案机关应当对查封、扣押、冻结和处置涉案财产的范围进行限定;对追缴、没收与责令赔偿、罚金、没收财产进行功能界分;对追缴、没收违法所得收益、等值财产、第三人财产的实体处置措施限制适用,并依法退还与案件无关财物,即时返还被害人合法财产。同时,在涉案财产强制措施必要性审查、涉案财产认定和处置的刑事推定方面予以程序规范和制约。在产权保护方面,应当明确涉案财产及其处置的民法属性与法律后果,克服“先刑后民”的传统思维,促进刑民衔接;从利益衡平角度,合理区分涉案企业及员工的违法所得与合法财产,尽量减少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影响,并通过涉案企业合规治理,实现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

非法集资案件财物处置刑民交叉的规范路径

非法集资类案件必然涉及到刑民交叉的问题,相较于一般刑民交叉案件的财物处置,集资类案件的财物处置有其特殊规则,强调多方利益平衡,集资者参与的民间借贷一律纳入非法集资范围,并设置了专门的行政化处置程序。这些处置规则,在强调集资参与人利益保护的同时,忽视了非集资参与人的权益,不区分"同一事实"与"有关联但不是同一事实"的民间借贷关系,先刑后民时未明确法院的民事生效裁决应如何处理,行政化和刑事追赃两种涉案财物处置程序均难以处理非法集资财物处置中的复杂关系。在现有法律规定的基础上,应当细化民间借贷的认定标准,依法判断民间借贷是否属于非法集资范围;先刑后民时明确民事生效裁决可作为财产处置依据;同时处置涉案财物程序应司法化。

论相对独立的刑事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之建构

公正处置涉案财物是刑事司法领域贯彻保障公民财产权的重要环节。长期以来,涉案财物处置依附于定罪量刑活动,对于涉案财物事实缺乏实质性审理,这一“合一型”模式不利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涉案财物处置程序改革迫在眉睫。考虑到与定罪量刑程序的紧密衔接及涉案财物事实的复杂性,吸收量刑程序改革的有益经验以及实践先行带来的启示,当前应建构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促进涉案财物处置的公开化、透明化,限制法官自由裁量权,最大程度实现公正与效率的统一。相对独立的涉案财物处置程序依申请或依职权启动,通过发挥庭前会议功能,接受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的财产权争议及主张,决定是否开启针对独立性财物事实的专门审理,实现实质性审理。同时,应根据证明责任设置分层次的证明标准,在发生事实认定错误时进行必要的程序回转,保障事实认定的准确性。

我国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若干检讨——基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分析

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违法所得没收程序对于解决我国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适用范围方面,立法从案件性质与逃匿时间两方面加以限制,实无必要性。在案件证明方面,应当在检察机关与利害关系人之间合理分配举证责任,明确相应的证明标准。为保证没收裁判具有可执行性,应当建立体系性的财产保全措施。

财产犯罪事后处置行为的类型化评价

财产犯罪事后处置行为与不可罚的事后行为之间不具有内在关联性。根据不可罚的事后行为的成立要件和法益侵害标准,财产犯罪事后处置行为的性质有三种,即纯事实性质的行为、不可罚的事后行为和并罚的事后行为。对财产犯罪事后处置行为的客观评价,需要对各种处置行为进行类型化建构,具体包括六大类:持有、占有、携带、运输行为,使用、消费、利用行为,毁坏、损坏行为,销售、转让、赠与行为,制造、加工、提取、伪造、变造、复制、传播行为,勒索、讹诈行为。对各类处置行为的具体评价,应根据处置行为的性质,结合普通物品、特殊物品和违禁物品等不同处置对象所引起的法益侵害之差异性分别予以考察,方能使评价结论客观妥当。

赃物善意取得制度新论

赃物的善意取得问题,一直是我国学界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有条件肯定赃物善意取得的观点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但这种讨论几乎只涉及应当返还被害人的赃物,对应当没收上缴国库的赃物则无涉及。我国物权法虽然对赃物善意取得问题采取了回避态度,但有关司法解释却有所规定,只是前后规定不一致,可善意取得范围不明确,且正当性可能会面临质疑。与我国立法机关的回避态度不同,域外不少国家区别应当返还被害人的赃物与应当没收上缴国库的赃物,分别从民法与刑法对这两种赃物的善意取得问题作了明确规定。我国应当借鉴域外立法经验,分别在物权法与刑法对应当返还被害人的赃物与应当没收上缴国库的赃物的善意取得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以合理平衡被害人利益或国家利益与善意受让人利益。

《反有组织犯罪法》中刑事程序规则的发展与适用

虽然《刑事诉讼法》等既有立法、司法规定也涉及有组织犯罪案件的刑事程序问题,但是专门性、系统性不足。《反有组织犯罪法》中的刑事程序规则不仅继承了既有规范,而且创新、完善了不少具体规则,在实践中应准确予以理解、适用。在刑事强制措施与刑罚层面,应注重特殊羁押与执行规则、减刑与假释规则的适用。在财产处置层面,应注重财产查询与紧急措施规则、合法财产处置规则、涉案财产审查和处置规则的适用。在特殊人员保护层面,应注重前置保护规则、证人保护规则、参照保护规则的适用。

论监察机关的涉案财物处理权

在涉案财物处理方面,《监察法》授予了监察机关两种处理权:程序性处理权与终结性处理权。在监察机关的涉案财物程序性处理权方面,应当增补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权力,并构建对涉案财物财产权限制程度不等的对物强制措施体系。在监察机关的涉案财物终结性处理权方面,应当根据涉案财物所有权的最终归属区分不同的涉案财物,采取不同的路径进行处理。另外,应当将部分案件的违法犯罪行为人的合法财产与违法行为工具纳入监察机关的处理权范围之内。

非法集资类犯罪涉案财产处置中的疑难问题

随着经济飞速发展,非法集资类犯罪的手段和方式也随之翻新,由直接吸收存款发展至生产经营投资,由单一债权延伸至股权、债权相结合等手段[1],由线下路径扩大至线上平台,由个体化发展至组织化、智能化,手段愈发隐蔽,欺骗性更强,增加了案件侦查难度[2]。非法集资类犯罪不仅严重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而且对社会和谐稳定造成了严重影响[3]。其中,涉案财产的追缴与处置是集资参与人最关心的利益焦点所在,也是法院审理此类案件的关键问题之一。合理的非法集资处置模式对于查处、认定涉案财产性质,清退集资款,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利用订单系统漏洞侵财行为的罪名适用——以肯德基“薅羊毛”案为例

对利用订单系统漏洞侵财行为的定性存在诈骗罪说与盗窃罪说的争论。诈骗罪说的观点有待商榷,盗窃罪说的观点也需修正。系统背后的人能够被骗只是成立诈骗罪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欺骗行为的阙如可以直接否定诈骗罪的构成。系统通过既定的条件判断规则执行“人”的同意时,并非总能把不符合“人”的意志的财产转移行为排除出去。行为人在明知系统存在同意漏洞后,利用该漏洞实现财产转移的行为,实质上违背了被害人意志,自动交易系统就变成了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的工具,盗窃罪(间接正犯)的立场更能准确评价该类行为的性质。

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处置程序的完善

合理、正当的涉案财产处置程序,有利于铲除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基础,实现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根源预防与合法财产、合法经营的有力保护。我国目前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涉案财产处置程序,有必要在涉案财产处置建议强制化、审理程序特别化、证明机制完备化方面完善: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必须一并提出涉案财产的处理意见及相关证据材料;明确规定相对独立的调查程序、灵活设定调查期限、合理规范“继续追缴”的后续程序;在涉案财产来源的证明中应引入推定规则,并适当降低涉黑财产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