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典教育的历史、模式与经验--以美国为中心的考察

现代美国组织化经典教育起源于哥伦比亚大学名著课程,并通过名著阅读运动逐渐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组成部分。经典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体现了其与西方现代社会、文化和教育变迁反思的复杂关系,在其背后隐含着古今之争以及理性进步主义,历史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三种立场。这三种立场影响了经典教育的存毁、经典著作的选择及理解方式和经典教育的模式,并演化出大众式和精英式的冲突。经典教育重点在于理解其核心是价值观念冲突,从而选择自己的立场,并理解这一立场与现实的关系。

《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尚书》辨伪与清今文经学及近代疑古思潮研究(上)

清今文经学的复兴及近代疑古思潮的蔚成大国是由历代学者《尚书》辨伪研究所催发的。由疑文献之伪进到疑史实之伪,至康有为乃谓尧舜、三代历史不可信。近代胡适、顾颉刚援实验主义方法而承其绪,更以全部古史皆伪。由于《尚书》辨伪的影响,适会近代中国中西思想交汇,中国传统史学自疑古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型,而这一过程是以科学化为实质的。

论龚自珍的《春秋》学

龚自珍长于诗文、政论,然其学术根柢则在《春秋》,实属晚清今文经学的重要代表人物。其著述多不存于世,今据其所见文字而论其《春秋》学,或可见其思想之大概,并重点考察了其"《春秋》决狱"的思想。由此可见,其学术不仅上承汉以来公羊学者的经世传统,而且,对于晚清今文学的转向,实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康有为“壁中书出自刘歆伪造”说论辩述评

“壁中书”指西汉伏生屋壁所出古文《尚书》,以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古文经典等,是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主阵地,是破解汉代经今、古文之争这一学术公案的关键。清末,康有为以今文经学为思想武器倡导变法,著《新学伪经考》,认为“壁中书”都是刘歆伪造,并从古文《尚书》、古文经典和古文字材料三方面全力证伪,形成了系统的论证逻辑和原则,激起晚清、民国关于经今、古文之争的再认识、再争鸣。既有崔适、钱玄同、顾颉刚等“疑古派”学者推崇与阐扬,也有洪良品、朱一新、符定一、钱穆等驳正者全力批驳,从而瓦解康氏论说。但诸家也有说理不透之处,故本文通过述评的方式,亦述亦评,加以补苴之,期以呈现历史之真相。

对近代先驱地理学家徐霞客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回顾了400年来对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的五个阶段：近代启蒙地理学探索；对散失游记重新搜集整理；用近代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放到资本主义经济萌芽背景上进行研究；近年来全面综合的研究。评价了各阶段主要研究者的重要贡献。展望了今后开拓的新领域，再现当时的地理环境，找出其中演化趋势；并阐述了发掘徐霞客精神的重要意义。

经典的力量:中国传统的现代去路——从汉代经学的发展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形成的影响谈起

文献在整个古代生活中发挥着特别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古代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构成中国古代的文献传统。其最高表现是特定文献的组合即儒家经典,不仅是人们行为目标和规范的最高说明,而且是表明国家活动合理性和国家权力合法性来源的终极依据。汉代经学的发展对这一传统的形成有重要影响。包括通过立五经博士而使六艺被置于特殊地位,以及通过对儒学形上学的建设和强化对儒学的经世的运用使儒家经典组合最终具备指导国家政治和国民生活的至高品质。古代文献传统本身对于现代生活的意义已不存在。学术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生作用的概念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典的永久价值在于脱离原本纠缠的形态而显示古代中国认知本身所达到的成就。

20世纪上半期儒家经典研究述略——以六经作者、成书年代和性质为中心

围绕着六经的作者、成书年代和性质等问题,20世纪上半期的儒家经典研究大体上走过了两个阶段的发展历程。第一个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表现为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余波;第二个阶段是20至40年代,表现为实证主义、疑古思潮和唯物史观兴起并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上半期学人的不懈努力和反复考索,使儒家经典的成书年代、作者及性质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清理和解决。

试论马融的经学贡献

马融的经学著述十分丰富,范围也十分广泛,几乎涵盖了当时的"五经"。马融经学的立足点是古文经学,他在为经书作注时,多采用古文本,重视重文字训诂、名物的训释。马融也熟悉礼制,并以礼解经。然而马融并不拘泥于门户之见,他在以古学为宗的同时,对今文也有所汲取和采纳。马融经学对东汉乃至东汉以后的经学家注经风格都产生了影响,并对汉晋之间学术风气的转变起到了先导作用。

古代圣学的终结与近代历史思想的发轫——章学诚“六经皆史”论新探

章学诚复倡重阐的"六经皆史"论,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意义。在经学方面,章氏通过详考"六经"之源以祛"六经"之魅;明辨载道之器与载道之书,解构"六经"教条化之理术;强调学贵"知类","一以贯之",批评儒者各偏所能,"私心据之""以相病";辨证"一代之实录"与"万世之常法"的经史同异,去经圣学之伪,复其经世之真。在史学方面,章氏考辨旧史,诠释史意,开新史学之端绪;执两论中,学以求道,为后人据学议政、学以资政树立了榜样;章氏借"六经皆史"以展开自己的学术思想,建立自己的学术权威,其思想结构和概念工具也被后来的学者充分利用;其神圆方智之说与近代各国史学大家之思想多有契合。这些特征表明,章氏"六经皆史"论实具中国近代历史思想发韧之功。

略论东汉经学研究中的今古学观念

古学与今学是东汉经学研究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内涵复杂,既指两组不同的经典,也指不同的学派和学统,也涉及不同的治学方法、阐释体系和风格。古学、今学观念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博士学官与民间儒学研究的制度性对立。它们同西汉时期的古文、今文概念有关联,但是不同。

魏源今文经学基本内涵释读

文章介绍了魏源今文经学形成的时代背景,主要探析了魏源今文经学的主要思想内涵:本末之辨的思想观、夷夏之辨的天下观、文道之辨的经世观、古今之辨的进化观,体现出了魏源试图通过变革创新救亡图存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理想、政治、学术与诗歌——诗解刘师培

刘师培之诗歌,是其思想和行迹的记录。早年的刘师培,投身革命。他曾更名光汉,是与光复会“光复汉族,还我山河”的宗旨相合。而其当时发表的大量诗作,则多宣扬排满的主张。当然,作为民族革命的理论基础,“国粹”之说在他的诗歌中也得以弘扬。嗣后,刘师培首鼠两端,投靠端方,其诗歌则反映了他叛变的思想动机。而刘师培在诗歌中,也抒写了其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所在,当然还有他没有公开宣示于人的学术评价,包括对自我的评判,这或许更接近其真实的想法。阅读刘师培之诗集,更可以体会刘师培的诗学宗趣和诗歌风格。再通过梳理他与诗友之间的交谊赠答,判断其在晚清众多的诗歌流派中受湖湘派和同光体的影响,从而确定刘师培在近代诗坛之地位。

庆历学风与王安石的《诗经》学

王安石的《诗经》学主要是在庆历学风的影响下产生的,庆历经世致用学风、尊《序》风气、疑古学风和性情思想等,对王安石"据《序》言诗"、《诗序》作者观及《诗》学性情论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评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研究的几本史著

学术界近年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呈现三大特点：一，“体验中的理解”，利用研究主客体在血脉、情感上的亲密关系，勉力进入先辈生存的精神家园，以理解他们的所思所言所行；二，“建构中的阐释”，力求在某种独特、精致的理论建构中提出假设，表达观点完成叙述；三，“批判中的反思”，通过广义上的学术批判，对古往今来的士之论士、儒之论儒、知识分子之论知识分子的成果进行反思。此外知识分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值得引起关注。

廖平新经学转型及其意义——以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为中心

廖平的早期经学备受肯定,而中晚期经学思想历来多为负面评价,或曰"越变越奇",或曰"经学终结形态",评论者多从意识形态角度视之为旧的思想形态和学术范式的没落。若将廖平一生的学术思想发展作为一个整体,结合近现代学术思想大背景重新看待廖平的中晚年经学思想,其中晚期经学思想应对古今中西之争,并为中国哲学主体性建构付诸努力。观照廖平首尾一贯的孔经哲学体系,其新经学转型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

《礼记》成书再考

《隋书.经籍志》的相关记载并不能成为《礼记》并非戴圣所纂集的证据;汉代今古文之争多为利禄之争,而非学术之争,所以戴圣纂集《礼记》时收入古文经作品是完全可能的;《汉书.艺文志》所记载的"记百三十一篇"便包括《礼记》四十九篇。

老子不老:作为儒法和解之基的新道家

一部中国思想史,就其根本而言,实际上就是一部儒法之争的历史,也即一部坚持“礼治”还是坚持“法治”的历史。然而,追本溯源,无论是儒家礼治所尚的亲亲而仁民的家国合一,还是法家法治所尚的己之私利以成天下之公的以利释义,都是以老子“道法自然”的“生命自组织性”为其共同的终极依据、终极根基。认识到这一点,不仅有助于克服中国思想儒法取舍之间非此即彼的两难,同时正如近现代异军突起的“以道释儒”“以道释法”复老思潮所表明的那样,也为当代呼之欲出的“新道家”的兴起做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铺垫和贡献。

钱穆《汉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学术史意义

钱穆的《汉刘向、歆父子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主要针对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提出28处疑问,并逐一进行批驳,廓清了康氏著作造成的负面影响,结束了支配学术界20多年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在学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考察《汉刘向、歆父子年谱》的写作背景可以发现,康氏著作巨大的负面影响是钱穆著述《年谱》的直接动因,通过《年谱》的编纂,钱穆把"通史和文化史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得历史在文化史中得到最终完成"的治史之法充分展现,《年谱》所反映的广阔的学术视野、科学的研究方法、灵活的治学思路、客观的学术立场为今后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古文经学与史学的近代化——以章太炎、刘师培为考察中心

在促成中国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近代古文经学发挥了重要作用。古文经学家章太炎从历史观入手对今文经学主观主义治史方法和庸俗致用观进行批评,同时重视引述西方各种社会学理论作为自己经学思想与史学思想的立论依据,并且通过对孔子、儒家、"六经"及其相互关系的梳理,构筑古文学史学系统,最终将古文经学改造为史学。古文经学家兼史学家刘师培重视从传统经学"攘夷"、"民本"思想中,找寻出时代需要的民族、民主观念。所撰《中国历史教科书》,通过批判旧史学叙述内容,提出新史学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对象;强调以进化论作为观察和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提出新史学的史料观,对构建近代新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予同今古文经学划分标准问题新探

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今古文经学划分标准的讨论是周予同经学史研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然而反观有关今古文经学的文献记载,却发现周予同提出的今古文经学划分标准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作为成长于五四时期的学者,周予同既受“化经为史”思潮的影响,致力于推动经学研究转化为经学史研究,同时又对晚清廖平、康有为等今文经学家划分今古文标准有所继承。传统经说与启蒙性经学史观间的矛盾,既塑造了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框架,也是导致其划分今古文经学标准难以自洽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