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新老党员双向互促研究

党员队伍建设是高校党的建设的基础工程。“互联网+”背景下,高校新老党员在理想信念认知、个体行为特征、组织生活参与等方面的群体性差异日渐显现,进而呈现出老党员难以跨越数字鸿沟与新党员面临多元文化冲击的双重困境。有必要实现“互联网+”下的新老党员双向互促:老党员发挥模范带头、教育帮扶、监督指导等作用,正确引导新党员的价值取向;新党员转变身份与心态,在“文化反哺”中帮助老党员跨越数字鸿沟。高校党组织可以通过双向联结、角色定位、考核培训等方式推动新老党员互促共进。

新时代全民健身纠纷人民调解:理论、实践与未来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体育仲裁范围不包括全民健身纠纷。目前广场舞冲突、健身合同纠纷和公共体育设施侵权已成为全民健身纠纷主要类型。全民健身纠纷依靠人民调解解决,人民调解是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的重要一环,体育纠纷多元解决机制的构建关乎体育强国的全面建成。此外,全民健身人民调解还具有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全民健身人民调解的未来发展在于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吸引社会体育指导员参与调解,设立全民健身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以及人民调解和其它解纷方式相衔接。

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的百年探索与新时代的路径创新

执行力建设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础性建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无产阶级政党执行力建设做了最早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纵观建党百年的历史,我们党一直高度重视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强大基层组织执行力也是我们党百年建设的一大突出特点和显著优势。基层党组织,作为典型的执行型组织,执行力建设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根本。在新时代,必须要与时俱进地创新建设路径,将政治执行力放在执行力建设的首位,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重中之重,严密党的组织体系,增强群众工作新本领,正风与肃纪相结合,进一步加强基层党组织执行力建设。

陈次升与新旧党争

新旧党争是宋代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朋党之争。陈次升是北宋时期著名大臣,历仕三朝,三居言职,经历了由躲避党争到主动参与党争的转变。他与新旧两党官员联系密切,同情元祐党人,名列“元祐党籍碑”。他重视理财,提倡仁政,在地方任职时恪尽职守,造福一方百姓。

北宋新旧党争影响下的笔记小说创作

北宋新旧党争是宋代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此进行论述的笔记小说亦有不少。整理涉及新旧党争的55部笔记小说,其类别有:其一,属于旧党成员并坚定地反对变法者;其二,与旧党成员有亲缘或师从关系者;其三,与新党成员有亲缘关系者。他们在笔记小说中记录政事,描写党争,阐明自己的观点,使得笔记小说成为党派斗争的另一面镜子。其目的或补史之阙,或为党争而作,涉及新旧两党关于新法的论争、旧党对于新党用人方面的不赞成、新旧党人在学术上的冲突、新旧党争中的诗案、旧党对于新党人士的人身攻击、旧党指责王安石《日录》的问题等6个方面。而这6个方面中具有文学性的小说故事大多出现在写作于南宋时期的笔记小说中,以打击新党为写作目的。其写作手法主要有扭曲事实、虚构故事和曲意理解及引申发挥等三类。

启蒙与救亡之争:从《翼教丛编》看湖南新旧两党的论争

1898年湖南新政运动成为激化湖南新旧两党矛盾的导火索,针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新党,张之洞撰成《劝学篇》,苏舆收集旧党文章辑成《翼教丛编》,叶德辉则刊行《觉迷要录》,三者都试图对康梁的学术思想及其维新思想进行系统批判,其中,为学者关注较多的是张之洞的《劝学篇》,《翼教丛编》和《觉迷要录》两书则较少人论及。以《翼教丛编》为中心,借助于细致梳理旧党人士的思想观点可以呈现他们的学术宗旨及思想关切。需要指出的是,旧党人士对西方技艺大多抱持积极态度,因此,新旧两党论争焦点更多地焦灼在康有为对儒学所进行的改造是否合法以及是否应该在中国推行西方的政治制度上,并因此而呈现出不同于康梁的关于现代化的一种理解。

对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异议

民诉法规定因不可归责的事由而被原审遗漏且被原判损害的第三人,可对原审生效裁判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诉请成立的,法院应改变或撤销原审裁判。这一规定对打击恶意诉讼和贯彻诚信原则深具意义,但同时也有诸多遗漏。起诉主体上不仅应包含第三人,更应包含第三人之外的其他案外人;被诉客体上不应包含法院原审裁定,但却还应包含非法院作成的仲裁裁决书等其他法律文书;裁判效力上本应明确规定诉请成立的,特别是原审裁判被部分撤销或改变的,应对旧诉和新诉合一裁判,只作成一个新的裁判文书,而不是让新旧裁判各自独存。

论20世纪美共领导的左翼女性文学的历史作用

20世纪30年代美国左翼女作家在阶级斗争的宏大话语中隐含了女性意识,挑战了遮蔽在左翼阵营内部的男性霸权。美共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继续深化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妇女理论,把维护妇女利益延伸至私人生活领域。美共的理论探索直接催生了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主义浪潮,并促成新旧左翼妇女运动的合流交融,形成当今美国女权主义文学大发展的局势。

藤县粤语精母字的内爆音

汉语方言中的内爆音多出现在古帮、端母字,广西藤县粤语的精母字也出现内爆音。在县城,老派端、精母字分别为d、t声母,构成最小对,如,赌端du^3≠祖精tu^3;新派中不对立,端精母字声母属同一音位,有的人大多为内爆音变体,有的大多为清爆音变体。另外,新派中相当一部分人虽在心理上认为端、精母字都读同一声母,但事实上处于不稳定状态,同一个字有时读内爆音、有时读清爆音。新派的精母字读内爆音声母是新近时期才产生的,条件是阴调类的不送气清爆音且VOT值接近0,可能与语言接触有关,但并不一定受到壮侗语等其他语言的影响。

1913-1935年戏曲变与不变的历史沉思——读张聊公《听歌想影录》札记

"时装新戏"作为"畸形之艺术"的"过渡"性时间并不长,甚至从"时装新戏"到"古装歌舞戏"就是同时发生的,这其中起关键转换作用的人物就是梅兰芳。《天女散花》受欢迎是走出"过渡戏"的标志,梅兰芳既是新戏的尝试者,也是走出新剧而探索开拓古装歌舞戏的旗帜。堂会戏是传统戏曲在特定场所的自然延伸,它是与庙台、戏楼、勾栏瓦舍等演剧方式相平行的独特的演剧方式。堂会戏是行家、票友与名伶相为赏度的审美场域,观赏者的审美期待对每一位杰出优伶既是极大的激励、褒奖,也是极大的压力。新戏与旧剧的性质根本不同:从新戏与旧戏的观演关系上看,一是看故事还是看角儿。新戏,以故事为主,观众看戏不看人;旧戏,以歌舞为主,观众看人不看戏。二是看人物还是看行当。旧剧也演人物,但观众却并不主要看人物,而是看人物如何通过唱念做打的行当程式极其精彩的呈现的,因而,人物只是借以呈现美轮美奂行当程式的媒介。三是看思想还是看传承。看传承就凸显观演者之间的精神依归——知音——流派族群的构筑和传播,这与观演者之间在思想观念上是否契合相去甚远。

论苏轼与“新旧党争”

苏轼是我国宋代著名的文学家。诗、词、文皆工。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开有宋一代诗歌之新风气;词与辛弃疾并称为“苏辛”,为豪放词派的创始人;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一生仕途屡遭贬滴,其缘由皆与“新旧党争″有关。

新时期离退休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离退休党建工作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离退休党支部在新时期、新形势下要有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路,充分发挥老同志的特长和余热。开展党建工作,应从思想建设、支部建设、载体鲜活、营造氛围、科学化这五个方面做起。

社会转型中的除旧布新

社会的整体进步往往在重大转折与变革中获得加速度,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后半叶推动的中国社会变迁,开辟出了一个新的时代并对国家和社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在社会转型中从革命党到执政党思维与举措的除旧布新,是中国共产党适应中国21世纪新的历史情况和历史要求做出的重大选择与理论创新。

论北宋悯农诗

北宋悯农诗歌远承《诗经》、汉乐府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近师杜甫"三吏"、"三别"以及白居易新乐府运动"唯歌生民病"的写实精神,通过多重对比手法,全方位地展现了北宋土地、赋税、劳役等制度重压下广大农民的悲惨命运,揭露了贫富极度悬殊、阶级尖锐矛盾的社会现状,表达了士大夫文人的悲悯、痛恨、愧疚等等复杂感情。尤其在新旧党争中,更加体现出有识之士关心民瘼、改革弊政的胆识和勇气。受到宋朝社会文化的影响,北宋悯农诗也呈现出有别于前代诗歌的议论化、散文化的创作倾向,彰显了宋诗特有的艺术风貌。

英国劳动制度改革及其对劳资争议处理的影响

自1950年代,英国的劳动制度改革经历了从"自愿主义"到"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原则的转变。1997年新工党执政以来,劳动制度的改革在"新自由主义"的继续影响下,反映出政府试图能够在经济效率与工人发言权之间找到平衡。然而,严格的法律规制使劳动争议的处理在实际操作中陷入了困局,并导致新的更加灵活的劳资争议处理方式受到广泛认同。这说明英国劳动制度的改善需要兼顾规范性和灵活性两个方面,才能成为真正调节劳动关系,处理劳资争议的有效手段。

社会转型与执政党组织建设的调适

中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完成自身的转型同时要不断调适自己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以适应快速发展的现实要求。执政党必须不断调适自身的组织基础、组织资源、组织制度及组织绩效,才能不断回应和解答现实提出各种挑战,努力形成合力,进而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林纾的认同危机如何形成——从民初的“新旧之争”谈起兼谈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钱玄同和刘半农在《新青年》上发表"双簧信",对林纾进行了大肆的贬损,后来林纾发表小说对新文化派给予回击。林纾的双重角色导致了他在新旧之争中的认同危机:小说翻译和创作显示了与主流知识分子文化身份上的"重合",但他的观点一开始就与新文化派相背离,而新文化派又拒绝从文化身份上认同他。认同危机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清末民初多数知识分子的双重文化身份:既是传统士人又是现代文人;二是知识分子的双重文化心态:面对西方文明的调和或激进态度。民初的新旧之争是关于文化话语霸权的论争,"新"和"旧"的问题导向的是"现代"与"传统"的问题。

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历史建构及其对近代知识分子的影响

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参与双方,利用媒介构建有利于自身的政治叙述,形成了“激进”和“渐进”两种叙述方式。湖南新政失败之后,革命话语以更为激进的态度完成了对湖南戊戌“新旧之争”的历史建构,而渐进叙述则被建构为“保守/落后”的历史形象。戊戌“新旧之争”的革命化建构为近代湖湘文化留下了卓励敢死的谭嗣同精神,对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遗少气”·“洋场恶少”·“取悦当道”——关于《庄子》与《文选》的论争

1933年10月,鲁迅与时任《现代》杂志编辑的施蛰存之间,发生了一场令他们双方都有些始料未及的,关于青年人是否应当去学习《庄子》及《文选》一类古书的争论。这场论争或多或少有一些误会的成份,并且毁掉了他们之间刚刚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友谊,但其实也包含着很严肃的社会现实内容。本文试图对这一切给以客观的申说。

“新旧党争”影响下的苏轼密州文学创作

熙宁七年(1074),苏轼知密州。苏轼知密期间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双面性:一部分作品中苏轼积极“出仕”,渴望建功立业,个人情感表达执着热烈;另一部分作品中却不时闪现“归隐”情怀,思想也上难掩消沉情绪,转而在佛、道之间寻求心灵的超脱。苏轼知密时期作品呈现这样矛盾复杂的特点,与当时激烈的“新旧党争”对其的影响密不可分,集中反映了特殊时期苏轼的心路历程和文学创作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