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以智对王阳明“三间喻”的重构

借由重构王阳明的“三间喻”,方以智扭转了王阳明以“圣学之全”由上而下贯彻释、道的模式。他通过主张“小道”即“大道”之全、“小道”即“大道”之用,从事用层面肯定了儒、释、道门户之别的合理性,由此消除了“小道”和“大道”之间的紧张对立,维护了阳明心学“体用一源”对主客分裂的消解作用。通过主张百家即大全的相通,以“尊孔”为前提的诸家互用,方以智试图在事用层面矫正儒家的支离和释、道的不足,重新诠释王阳明“三教道儒”的合理性,由此为明末“实学”和“虚学”的对立提供解决方法,展现了他的儒家情怀和作为阳明后学的学术担当。

关于孔子论管仲的争议

管仲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争议的重要人物。孔子对管仲的评论,也成为历来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肯定派学者理解为孔子称许管仲为仁人,这符合孔子本意;半肯定派理解为只谓其有仁者之功,未许为仁人,这种认识带有片面性;否定派认为孔子未曾以仁论管仲,这是完全错误的。孔子评管仲为仁人,有其理论上的根据,符合历史事实,是正确的。

试论“君子三畏”--孔子天命思想的存在意义

本文基于海德格尔关于存在自身的思想,考察了孔子的"三畏"及"天命"思想的存在批判特性,及其境域性的"天命"与通常义理性的"天道"理解的差异。由此重新阐释了孔子的"中庸"思想之本源的"情"、"畏"、"中"与后发的"意"、"敬"、"和"差别和关联,从而说明了孔子的"畏"应是"畏敬"而不是"敬畏",以及孔子与后来儒家"内圣外王"在思想超越境界上的差别。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孔诞纪念文论补议

孔子诞辰纪念活动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重要事件,与之相伴而生的是社会各界的大量文论。地方政府和学者在1934年的文论,没有得到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此外未受关注的是1934年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学术界、汪伪政权以及报刊舆论界与孔诞纪念相关的文论,其数量更是不胜枚举,且在内容上与当时的现实有着明显的契合点。

清入关前后:“尊孔崇儒”与儒学官学化

清在入关前后,为了赢得当时中原社会精英阶层——儒士大夫的政治文化认同,积极认同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华文化。其中,努尔哈赤以其向明朝进贡的经历,逐渐认同了儒学,并从中选择有利于其统治的思想观念。而皇太极吸纳儒臣,制定了一系列汉化政策,并积极学习儒家经典及思想。至顺治时期,为了统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更是开科举考试,利用儒家经典选拔人才。总之,清初统治者对儒学的重视与利用为康乾时期进一步认同、利用儒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也为儒学的官学化及清代中期学术的繁荣奠定了重要的学术思想基础。

金代文教政策探析

金代"尊孔崇儒"的文教政策是在辽、宋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但同时女真传统文化对儒学的认同也是不容忽视的。从金代文教政策的特点看,金代崇儒是有选择的,与辽、北宋相比,也是较彻底的。从金代历史发展进程看,金代文教政策的实施所达到的效果,应予以充分肯定。

论20世纪初尊孔反孔思潮中的第三种抉择

尊孔与反孔是20世纪初年重要的文化论争思潮。学术界对反孔思潮一向重视,发表的成果较多,对于尊孔思潮的研究也时而出现,不过对处于反孔派与尊孔派之间的中间派,或曰"反孔尊孔折中派"则少有涉及。从重读历史的角度看,折中派在反孔尊孔思潮中对于孔子学说采取更为理性的态度,其思想上的稳健性和客观性以及言论上的合理内容至今仍有现实意义,并引发我们对现代思想文化史发展线索的深入思考。文章从折中派对孔子及其学说的主要观点、折中派与尊孔派反孔派的异同差异、研究折中派的学术价值与意义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劳动争议诉讼与仲裁衔接的困境思考

文章从一案例反映的问题出发,指出了司法实践中劳动争议诉讼与仲裁衔接的种种困难,分析了劳动争议诉讼与仲裁衔接难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裁审分离、各自终局"是解决劳动争议仲裁与诉讼衔接问题的有效方法。

简论儒家生命医学伦理学“四原则”

原则主义与情境主义之间如何平衡与妥协不仅是现实生活的难题,更是生命伦理学永恒的挑战。与西方文化中政治化的公平概念不同的是,儒学的公平思想不仅具有外在的自然基础,而且是标准的、充满内容的道德伦理原则。儒学思想的基础与主体是原则主义的,且不拒绝情境主义。在儒学四原则中,公平和尊重自主这两个道德伦理原则都属于原则主义的范畴,而"知止"与功利主义的不伤害或有利原则两者是情境主义的基础。"知止"原则是儒学道德美德与伦理原则的内在核心精神所在,而在儒学诸外在的道德伦理原则中公平是第一原则。

《史记·孔子世家》辨惑

学者对《史记·孔子世家》一文存在不少争议,要之有二:一是体例上,司马迁著孔子之传是挂靠"列传"还是入籍"世家"?二在内容上,太史公述孔子言行是尤多"妄言"还是别有"诗心"?孔子言行是否尤多妄言虚语。对于前者,古代学者有一个误解,即认为"世家体"在司马迁时代已是一种述史定例。司马迁实际上是因孔子"追修经述"以"拨乱反正"的伟大历史实践才将其列入世家的。对于后者,古代学者只知其一,未明其二。太史公实际上是有意运用不实史料以揭示孔子一生"不用"的悲剧,以表达自己的悲孔惜圣之心。

君子三畏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孔子所说的"畏",不是"惧"(惧怕),而是敬畏;所敬畏的不是大人、圣人本身,甚至也不是圣人之言,而是圣人之言所传达的"天命",即仁爱之道的无声之音。"圣"就是倾听良知的呼唤并宣讲这种本真的情感。君子意味着拥有政治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君子少,现代社会君子多;唯有真正的现代社会,才有可能人人都是君子甚至圣人。但没有敬畏感,就不是君子。

“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对孔子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被称做"亚圣"的孟子,对孔子崇敬有加。他不但在战国时期捍卫了孔子思想,又对孔子思想忠实地继承,并多所发展。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我国两千多年历史及思想史等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

蒙元时期曲阜孔氏仕宦考

蒙元统治者以边疆异族入主中原,在尊孔崇儒方面并不逊于汉族建立的封建王朝。元代曲阜孔氏在仕版者众多,是仕宦人数最多的汉人家族,位列显宦者不乏其人,显示元统治者对待圣裔颇为优厚,这也是元统治者尊孔崇儒的一个显著特征。其入仕途径,前期主要是降附,中后期则凭借元廷的"孔氏恩例",由教官而吏员,由吏员而出职,进而晋升行政官员或其他系统职官。孔思晦和孔思立进入中朝,历官省、台,得益于朝中华化的蒙古、色目人和汉人权臣的提拔。其仕宦分布,在教官和礼仪、文化系统任职者居多,跟其家族传统有关;在监察系统任职者亦颇多,则得益于孔淑、孔元敬的庇荫。

论孔子的人际韬略

孔子的人际关系思想极富智慧,体现于《论语》中。一是以"学"为主的基本的人际态度和自我提升。二是主于"诚"、"敬"的人际行为智慧,外化为具体的行为指向,即始于孝、悌而行于仁。孔子将私人领域的"孝"、"悌"、"信"扩张并普及到社会公共领域,于是有了"仁"政、"仁"人的提法,"仁"的核心为诚心与敬人。孝、悌、信、仁的背后其实都有一种含而不露的人际野心,具有强大的人际统摄力,通过虚我以来人,虚我而为我,这如同道家的欲扬先抑,是一种人际行为智慧和人际韬略。这也是中国古代人际关系学和伦理智慧的突出表现,在当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际交往中,尤其彰显着其独特的魅力和效力,有着重大的方法论意义,我们应重视其国际运用。

民国初期的“尊孔”之争以及儒学的当代意义

民国初期,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尊孔"运动有三次:袁世凯操纵下的"尊孔"运动;康有为倡导下的"尊孔"运动;五四时期的"尊孔"运动。随着民主意识的增强,进步知识分子对其展开了越来越猛烈的抨击,使得民主观念愈加深入人心。这场关于"尊孔"的论争已成为历史,当代重提儒学,第一,不是为专制,而是为和谐;第二,不是为复古,而是为复兴;第三,不是为封闭,而是为开放。

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的三大贡献

涩泽荣一是既有思想理论、又有社会实践的日本著名企业家,被誉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涩泽荣一自小熟读"四书五经",参与商业经营,成年后曾赴欧洲,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文明并深受影响。东西合璧的阅历使涩泽荣一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三大贡献:将西方的"股份制"引入日本,在日本确立了现代企业形式"株式会社";提出了打破"士尊商卑"观念的"武士道即实业道"理论;提出了使"义"和"利"有机统一的"论语算盘论"。

我国海、岛权利归属争议解决原则适用优劣顺位分析

针对中国和相关邻国在东海、南海的主权争端,在国际法框架下,相关国家应该在尊重历史性权利的前提下,以陆地决定海洋作为实现公平的标尺,从而最终达成海洋权利归属的有拘束力的协议。

李觏非孟思想探析

孟子思想的宋代复兴也伴随着批评的声音。李觏是宋代非孟思潮的先驱,他从历史观念、孔孟关系以及人性论等方面批评孟子,对宋代孟子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启示作用。

《论语》中的诚敬之道

《论语》中的诚敬之道,包括礼义之道、诚信之道、恭敬之道、忠恕之道等内容。《论语》中的诚敬之道对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教育意义:礼义避免纠纷,诚信增加信任,恭敬赢得尊重,忠恕促进和谐。诚敬之道是建设和谐有序的美德中国和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哲学基础。

《论语》中的君子人格

《论语》中的君子人格包含仁爱、守礼、谦敬、重道、忠信等基本精神;君子人格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榜样的作用,而与之相反的小人人格则发挥着反面作用。弘扬君子人格,对提升公民道德水平、改善社会风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