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南海与东海制裁法案》的法律与政治审视

近年来一直为美国某些议员所力推的《南海与东海制裁法案》意欲对我国在南海、东海的海上维权行动进行制裁,是美国日渐政治化、“长臂化”的经济制裁适用于海洋领域的重要尝试。综合法律、政治角度,该法案传达了美国发动涉海经济制裁的新趋势,体现了在“美国优先”下塑造所谓“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意图。分析该法案的通过前景及政治影响对我国破解涉海经济制裁意义重大,有助于我国有效应对南海“围堵”。

日本舆论右倾偏向的“公共化”

当前日本传统舆论左右平衡的格局正在被打破,出现了一种右倾偏向“公共化”的趋势,即“右倾”从一种“竞争性力量”,逐渐上升为公共舆论的“前提”与“规则”层面,构成了某种影响舆论走向的内在价值引导。在涉及对外关系的舆论议题中,这种变化尤为明显。以东海问题上的日本舆论为观察对象,可分析这一右倾偏向“公共化”的图景。它包括了三个要素:政府积极地设置媒体议程,通过安排逐步把“安全威胁”塑造为日本公共舆论中“不言自明”的前提;右倾力量在舆论框架的建构中淡化自身的偏向性,转而强调普遍性,成功地支配公共舆论;互联网、大众文化与青年亚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主流媒体支配的公共舆论空间的转型,而右倾力量提早布局,在舆论空间转型的过程中掌握了先发优势。

中日东海共同开发两个重要分歧的法理分析

中日两国于2008年6月达成的《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确定了一个面积约2700平方千米的共同开发区块。两国虽然就东海问题达成了原则共识,但仍存在两个重要分歧:一是“区块”跨越“中间线”是否意味着中国接受或承认日方所谓的“中间线”主张?二是“中间线”以西中国已开发的油气田是否为共同开发对象海域的一部分?由于上述分歧的存在,两国东海共同开发迄今仍未成功实现。关于第一个分歧,东海“区块”跨越“中间线”,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接受或承认日方所谓“中间线”主张。关于第二个分歧,中国认为,“中间线”以西中国已开发的油气田位于“无争议”的中国管辖海域,日本企业依据中国法律参与合作。中日落实2008年《中日东海问题原则共识》,需要就两个重要分歧达成谅解,未来也需要探讨更大范围重叠海域共同开发的问题。

中国发展战略与中国-东盟关系再认识

过去几年中国与东盟国家围绕南海问题产生的争议,在中国和东盟方面都引发了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反思,一些人甚至提出了中国分化东盟的观点。从中国发展战略的内源性出发,本文认为东盟在中国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中国重视东盟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及区域合作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中国分化东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然而必须承认,中国—东盟合作目前确实面临互信约束,部分东盟成员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仍在犹豫观望。从双边关系的发展来看,中国与东盟合作前景广阔,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双方要共同努力消除互信赤字,这样才能真正在利益共享中逐步走向命运共同体。

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与中国的对策思考

本文主要从南海争端方国家、非南海争端方国家、东盟3个层次分析了冷战后东南亚国家南海政策的发展动向。对于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南海政策;对非南海争端方国家重点分析了新加坡和泰国的南海政策;对于东盟的南海政策,本文指出协调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发表联合声明表达对南海问题的立场,直接就南海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通过东盟地区论坛讨论南海问题构成了东盟对南海问题施加影响的主要方式。在对策思考方面,本文指出中国未来的南海政策应该侧重以下几点:继续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作为解决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坚持"双边协商"的具体策略,力避南海问题的国际化;保持与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的沟通,确保东盟不致形成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不利的一致立场;在南海区域安全机制的构建和海洋安全维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欧盟的南中国海政策:解析与评估

自2012年起,欧盟将南海争端列为直接关系其利益的东亚地区安全问题,其政策立场在“南海仲裁案”闹剧牵引下经历了一个变化和调整的过程。欧盟介入南海争端有着多个层面的利益考量,在政策路径的选择方面具有鲜明的欧盟特色,充分体现了其综合性安全路径和“预防性外交”理念。但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欧盟在南海问题上只能扮演一种补充性的角色。中欧双方应当从维护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大局出发,共同推动南海局势朝着趋稳向好方向发展。

“东向行动政策”与南海问题中印度角色的战略导向性转变

"东向行动政策"彰显了莫迪政府对印度在马六甲海峡以东地区政策的重新规划,是印度寻求适应亚太地区与全球形势和遵循其国内发展与对外政策逻辑的结果。"东向行动政策"固然是在多种主客观因素的推动下出台,但根本上则是印度期望以更快的步伐实现其地区经济、政治与战略目标的政策工具。"东向行动政策"由"东向政策"强化而来,但其地缘政治内涵并未改变,南海依旧是印度实施该政策的首要地区。鉴于南海在该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地缘战略、地缘经济与海上安全价值,印度未来势必进一步强化其在南海事务中的战略导向性角色,在经济、政治与战略层面表于言、施于行。

中日东海油气资源共同开发中的争端解决

中日东海油气资源之争在双方2008年达成《关于中日东海问题的原则共识》之后可谓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方认为可在明确东海大陆架包含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油气资源)主权属于中国的前提下,双方初步划定共同开发区的范围。此后双方需要考虑的就是在划定的"区块"内,建立何种经营模式,构建怎样的争端解决机制。经过对同类案例的比较和研究,可以得出联合经营模式为最佳,与此同时应当分两种情形(中方一侧"区块"和争议范围内"区块"),考虑三种主体(国家、开发机构和承包商)之间的争端解决方式,如此便可较为全面地涵盖中日共同开发区内的争端。

中日东海海域划界争端及解决

中日东海海域划界争议由来已久。双方的主要分歧在于是按照"公平原则"依"自然延伸"标准划界,还是依"等距离"标准按"中间线"方法划界。双方分歧中不容忽视的两个焦点问题就是冲绳海槽的划界效力以及钓鱼岛的归属及其划界效力。本文通过剖析双方观点和问题焦点,提出在坚持国家主权原则的基础上,通过谈判与协商的政治方法和司法方法来处理东海海域划界争端,而目前最为可行的方法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新时期东海海空安全机制研究

中日双方为实现两国首脑将东海变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的愿望,经过长达10年的努力,终于在2018年5月签署了《中日防务部门之间的海空联络机制谅解备忘录》,实现了管控东海海空安全的阶段性目标。但起源于美苏之间的海上事故防止协定目的是为了弥补海洋法规则的缺陷、避免海上安全事故和不测事态,所以具有临时性的特点,并不是最终解决海上安全冲突的具体措施,同时要使其发挥作用必须通过后续会谈、充分协商、事先通报和遵守规范等方法和手段提升互信。在中日两国对东海海域划界的原则和方法尤其对钓鱼岛主权归属发生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各国为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势必依然会在东海海空发生安全冲突和不测事态,所以在遵循已经达成的原则性共识和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就东海争议问题包括钓鱼岛问题展开实质性磋商并达成新的共识,无疑是构筑建设性安全关系和发展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和基本保障。为此,抓住中日两国拟将启动的东海资源开发磋商时机十分关键,两国如能在钓鱼岛问题上有所进展,则能为确立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的性质和定位发挥关键性作用。

日本介入南海问题的动因及路径分析

日本并非南海争端的当事国,但近年来却频频插手南海问题,甚至试图在军事上重返南海。究其动因,既有维护自身海上运输通道安全、应对钓鱼岛争端等现实利益的考虑,又有争夺地区影响力、遏制中国崛起等战略性的考量。日本采取多种路径介入南海问题,包括以海上区域多边安全合作为突破口,搭建介入南海问题的平台;利用各种多边论坛,极力推动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加强与菲、越等南海声索国的防务安全合作,对之提供能力建设支持;与美、印、澳等其他区域外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加强联动,提出所谓"亚洲民主安全之钻";解禁集体自卫权,为军事上重返南海奠定法律基础。在亚太格局深度调整和中日结构性矛盾凸显的背景下,以及日本加速解禁集体自卫权和修改和平宪法的情况下,可以预见,日本今后会进一步加强对南海问题的介入。

南沙岛礁领土争议法律方法不适用性之实证研究

解决南海存在的南沙岛礁领土归属争议,利用和平方法是必须遵循的原则。本文分析了利用和平方法(政治方法和法律方法)处理南沙岛礁领土争议问题的基础和障碍,阐述了国际司法机构的管辖权制度,特别指出了遵守"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原则的重要性和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得出南沙岛礁领土争议问题无法利用法律方法解决的结论。最后,本文提出完善我国海洋问题政策与法制等方面的具体对策建议。

论南海资源开发的目标取向:功能性与规范性

南海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的维护和海洋权益的确保,关系中国实现海洋强国的进程,更关联中国的生存利益和发展利益,必须合理稳妥地处置。中国应在遵守和弥补海洋法制度上作出努力,重点应在南海资源开发、保护上追求功能性和规范性目标的统一,为主导构筑和完善南海条约体系,维护南海秩序,发挥中国的作用并作出中国的贡献。为此,中国应与东盟国家之间努力寻求在南海的共同利益和合作的切入点,以共享南海资源利益,稳固南海区域的安全和秩序。

东亚国家如何看待“一带一路”——基于对东亚八国精英的访谈

笔者通过对东亚八个国家20位精英的一对一访谈,总结了他们对“一带一路”的主要看法。他们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主要是基于经济动因,但也有战略上的考虑,同时还有人文交流上的考量;“一带一路”建设为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亟需的资金支持,但也存在速度太快、规模太大、因对东道国的需求考虑不周而引发东道国疑虑等不足;中国外交变得积极主动,更加重视周边国家,但中国的国家形象整体上并没有明显改善,而南海问题也是影响东盟国家参与“一带一路”的重大因素。他们还认为,中国如果希望保持“一带一路”的可持续性,需要做出一些改进:从追求规模与速度转向追求质量与效益,强化“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更多考虑东道国的利益需求,以减少有关国家的疑虑,并探索人工智能等新型发展模式;在南海争端问题上中国应调整思路,不采取“加倍报复”的策略,在致力于维持现状的同时,在解决南海争端上发挥领导作用并提供解决方案。

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议的焦点法律问题及其应对

近年来美国蓄意将"航行自由"纳入南海问题的核心议题,致使中美之间围绕南海航行自由的争议日益凸显。这主要源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款的模糊不清以及由此引起的具体解释的两相分歧。该争议所涉及的焦点法律问题集中体现在:外国军用船舶无害通过领海是否需要事先通知或者许可的问题;外国军用船舶和飞机在专属经济区内是否具有进行军事活动的自由权问题;沿岸国对毗连区内的航行是否具有安全管辖权,以及防空识别区内对于仅在国际空域而不进入领空的飞行能否进行安全管制的问题。中国需要将法律路径与政治路径纳入宏观战略视野之下进行统筹规划,才能有效应对与美国之间有关南海航行自由的争议。

南海问题中的印度因素浅析

南海问题虽然是中国与某些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双边海上领土争议,但其域外影响因素却正在发酵。除由来已久的美国因素外,印度——一个有着地区大国抱负的南亚国家——的影响日益显现。自上个世纪90年代印度制定并实施东向政策以来,南海地区被界定为与印度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延伸区域。近年来,印度在南海海域加大了战略投入,通过加强与东南亚海上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联系,积极介入南海问题。未来印度在南海问题中的作用变化值得进一步关注和评估。

中日“东海问题”的实质及展望

近年来,逐渐激化的中日"东海问题"虽然突出地表现在能源争夺方面,但它所反映的却是两国之间深层次的政治关系。中日恢复首脑互访之后政治关系逐渐"回暖",为"东海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良好的氛围。搁置的钓鱼岛主权争议,在双方主张的重叠区域实现共同开发,不仅是中日落实"战略互惠"关系的具体行动,而且是和平解决"东海问题"的必要开端。

两岸南海合作的空间与路径探析

随着南海主权争端的不断升温,两岸南海合作议题备受关注。两岸在南海海域基于"一个中国"而形成的共同利益,构成了两岸南海合作的基础;同时,两岸南海合作也面临着诸多短期内难以克服的障碍。从总体上看,两岸南海合作的空间不大,目前的合作空间仅限于一些经济性、功能性和事务性领域。

基于义务的合作:角色理论与中美东亚安全互动

共同利益常被视为国际安全合作的重要基础,但鉴于中美之间的利益冲突众多,有必要把强调义务而非利益的、基于角色的合作模式作为补充的合作路径。在国际安全关系中,相关国家所应承担的角色及义务有其客观性,基于角色的合作能够为相关议题以及行为体间的合作提供一个相对客观、中性的规范指南与解决方案。朝鲜半岛核问题、南沙岛礁主权争端是东亚安全的两大挑战,中美在这两大问题上的角色互补,是两国基于角色推进良性安全互动的切入点。但出于维护地区霸权的利益考虑以及地区制约机制的缺乏,美国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角色错位和义务失范趋势越来越明显:美国在朝核问题上逃避自己当事方的责任,本是南沙岛礁主权争端问题的第三方却试图选边站,使得东亚安全局势更加复杂,中美冲突的可能性增加。为此,有必要彰显规则意识,强调相关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东亚安全议题上的角色义务,最终促使美国角色回归并与中国开展良性安全互动。

论中间线原则在中日东海争端中之适用——以国际法为视角

中日东海的大陆架争端已成为影响中日邦交的重要因素。东海大陆架不能适用中间线原则进行划界。中间线原则并非习惯国际法规则。大陆架划界的原则是公平原则, 中间线划界需以能达到公平结果为前提。国际公约规定下的中间线划界的前提是划界区域属大陆架, 在当事国为共大陆架的情况下才能采用。国际法院判决表明中间线划界非大陆架划界原则, 而是一种划界方法。在争议区域存在地质、地貌、生态或其他足够重要因素可以决定一条统一的自然边界时理应排除中间线方法之适用。冲绳海槽、海岸线长度、走向以及对油气资源的贡献, 这些因素决定中间线划界方法在中日东海争端中不能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