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夷同“道”:元代儒士的大一统观

元代儒士在传统“华夷”的问题上,以宋儒道统观念为基础,重塑了华夷各族多元而同“道”的大一统观。一方面,他们吸收“中州之道”与程朱“道学”理论,以“道统文脉无南北”“华夷千载亦皆人”,论证了儒家的仁爱生民之“道”,可以超越地域、种族、国别,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可以成为各族共同的追求,使各族群达成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提倡“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要求君王统一天下的取之有道和王朝治理的治之以道,使“大一统”的政教秩序立足于“王道天下”的太平愿景。华夷同“道”的大一统观推动了元王朝统一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观念的形成,使元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政治情境中的“华夷之辨”——秦汉以后“华夷之辨”的历史语境与意义生成

在儒家"华夷之辨"的经典话语中,固然以强调华夏文化的先进性和主导性为核心,但"华""夷"文化的高下之分又必然表现为区域分布上的内外之别以及因语言、生活、风俗习惯不同而形成的族群之分,几个层次的含义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秦汉以后不同的历史语境下,实际上存在着对上述经典话语的四种具体表达形态和意义类型。政治斗争情境,特别是当时统治者的合法化策略实际上主宰了"华夷之辨"的意义生成与知识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类精神活动的普遍规律,印证了将政治思想本身视为政治行动的观点。但是精神活动过分实用化、功利化,亦步亦趋地紧跟政治现实,又容易造成思想和知识生产上的短期行为,不利于一个民族精神上的成长和政治文明进步。

“日本型华夷秩序”辨析

“日本型华夷秩序”论左右着学界对近世日本外交格局和性质的判断,为此,就必须对其实质做出价值判定。16世纪后期日本发动侵朝战争,试图摧毁以明朝为主导的华夷秩序并取而代之,结果以失败告终。其后,德川幕府建立起以“对外四口”为框架的对外关系体系,并因明清交替而在日本形成了“华夷变态”理论,从而生成以日本为“华”统治周边国家的意识,即当代学者所说的“日本型华夷秩序”。然而,比照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可见,“日本型华夷秩序”皆是反其道而行之。前者是由“华”对“夷”以“薄来厚往”的给予方式来维持区域国际秩序的稳定,后者则是不惜动用武力对周边地区进行掠夺,是在损害区域国际秩序的稳定。

魏源与“华夷之辨”的近代嬗变

"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统治者推崇的政治思想,影响中国两千多年。近代中国,由于华夏文明的失落,传统"华夷之辨"发生深刻嬗变。魏源引入世界理念,动摇"华夷之辨"的文化根基;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挑战"天朝上国"观念;站在"器变道不变"的立场,捍卫中华传统文化。魏源在文化选择上进行艰难探索,促进"华夷之辨"的近代嬗变,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

华夷之辨与会昌毁佛关系检论

会昌毁佛是中国佛教史研究和唐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其规模与影响都超越唐各位君王对佛教势力的抑制。对于其导因及影响,学界更是聚讼纷纭。综合目前学界对会昌毁佛的五种观点,通过新旧《唐书》《唐会要》《入唐求法巡礼记》、唐人文集等史料,分析高祖至文宗朝管制佛教势力的动机。从"华夷"观念的角度,考察"华夷之辨"与武宗毁佛这一历史事件的关联,并对毁佛之因重新进行检讨。

胡化·汉化·涵化:蒙元时期“华夷之辨”的嬗变——以绘画人物服饰“左右衽”变化为中心

地域气候、生活习性等不同因素造就了汉民族右衽、少数民族左衽的主要服饰特征。左右衽背后是一直以来的“华夷之辨”的正统论观念,历代也默认遵循着汉人右衽、少数民族左衽的认同规则。蒙元时期绘画作品开始出现汉人形象左右衽并存的现象,集中体现在同一经典母题画的衣襟改动。蒙元绘画中产生人物左右衽变化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三:宋与辽、金对峙时民间服饰交流的前期铺垫;蒙元大一统环境加速服饰文化融合;蒙元绘画机制重立及迎合性献画风气。其本质是蒙元时期“华夷之辨”观念从“胡化”“汉化”到“涵化”的嬗变过程。

《汉宫秋》与《梧桐雨》“华夷观”特点及成因探析

"华夷观"在不同民族冲突或者融合中产生,蒙元时代激烈的"夷夏之辨"不可避免地反映到相关历史杂剧创作中。《汉宫秋》《梧桐雨》二剧的"华夷观"呈现出基本尊重历史事实、双重性、玩世超然以及蕴含深沉悲剧情感四个特点。形成这些特点的原因主要在于作者自身因素、作者特定生活环境的限制以及观众多样性对作者的反向作用。

《三国志》民族书写与陈寿民族思想的双重性

《三国志》的民族书写与陈寿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三国志》设立《乌丸鲜卑东夷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体现少数民族独特文化及汉化过程的民族文化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陈寿民族思想既有华夷之辨意识又有华夷一体倾向的双重性。复杂的历史环境、深厚的学术思想渊源、自身的学习经历共同造就了陈寿的复杂民族思想。陈寿的民族思想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视角下魏晋“徙戎”思想的历史生成与反思

魏晋时期北方游牧人口大量内迁、与汉民杂处,当时儒家士人阶层出现了主张民族疏离的"徙戎"思想。在传统史学研究基础上,对于该问题需要更深入的观察与思考。从历史人类学时段理论和文化中心视阈来看,魏晋"徙戎"思想是中国历史长时段纵向作用积累的产物,其本质是华夷文化差异在部分儒家士人头脑中的畸形反映。以古鉴今,一套保障各民族基于文化差异的深层心理趋向"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的制度安排,是当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要认真面对和努力推进的工作。

从“华夷之辨”到“五族共和”——清末民初政治变局中各方势力民族国家建构思想之转变

在清末的政治变局中,清政府、立宪派、革命党和边疆民族上层等不同势力拥有着不同的“华夷”观念。立宪派对“五族共和”进行了理论构建,并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革命派出于现实的民族疆域问题的考量,放弃了反满的革命主张,转向“五族共和”。武昌起义爆发后,清政府延续自雍正以来的“华夷一家”理念,放弃分裂国家的割据可能,通过和平逊位的方式对“五族共和”进行了明确表达。而作为拥有政治话语权的蒙、藏、回各族上层,接受了清帝逊位的现实,积极拥护中华民国的统治,参与“五族共和”国家的建构。最终,各方势力殊途同归于“五族共和”,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未来奠定了思想基调。

《汉书》民族书写与班固的民族思想

《汉书》的民族书写与班固的民族思想密不可分。《汉书》设立少数民族传的民族传记书写、主张华夷共祖的民族同源书写、反映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民族关系书写均体现了班固华夷一体思想。而《汉书》论赞所强调的边疆无用论和怀柔羁縻政策又是班固华夷之辨思想的典型表现。班固的民族思想源于其著史理念、儒学观念以及时代背景,既有其时代局限性,又有较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秦联姻类型及其二元逻辑考析

夏、商、周三代以来,秦联姻案例呈现“嫁女多于娶女”“与先秦其他诸侯国联姻次数相对偏低”等统计特征,根据阶段性政治目标则可分为秦戎类型、秦晋类型、秦楚前期类型、秦楚后期类型、秦巴类型等五类,体现了“重视联姻关系之甥舅权力结构”与“以联姻图谋入夏而变夏”的二元逻辑。此种二元逻辑本质是秦文化“夷夏双重属性”的投映,并最终整合为秦人所奉之新华夷观念,构成秦汉以来大一统思想的重要来源与根基。

方孝孺正统论探析

方孝孺是明初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黄宗羲称其为"有明之学祖",其正统论思想是理解其整个思想乃至其最终"成仁取义"、舍身殉国的一个关键。目前学界对方孝孺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对其正统论思想的专门探讨尚不多,部分结论也存在偏颇之处。只有把方孝孺的正统论放到元明鼎革和明代开国之初所进行的政权合法性建设这一特殊时代背景中加以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其思想的内容、特点和局限;同时,也只有将其放到古代整个正统理论发展的脉络中去考察,才能了解方孝孺正统论的特殊贡献和价值。

如何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凝聚

在近代西方“民族”观念传入之前,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划分与凝聚有着自己独特的方式。物质文化、政权和部落、政治认同和降服先后,是四种基本的划分方式,但在其上还有“天下一体”“华夷一体”更高层次的人群共同体意识,主导着中华大地上的人群凝聚没有走向分散,而是凝聚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清朝在“天下一统、华夷一家”观念的主导下积极推动中华大地上人群凝聚,最终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到“自觉”的转变。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中国人”是清朝的“国民”,也是当今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清代的样态。

现实与思想:再论春秋“华夷之辨”

以往学界对春秋"华夷之辨"的研究或多或少存在这样的问题:以思想观念中的华夷之辨涵盖现实中的华夷之辨,以长时段的宏观的华夷之辨涵盖短时段的微观的华夷之辨。春秋时期的华夷之辨实际有两种存在形式,一种体现在处理日常事务的诸夏君臣的话语中,另一种则包含在《春秋》经传、诸子著作里。这使得该时期的华夷之辨在现实与思想层面上存在着一定的断裂;就长时段、宏观层面而言,天下人群无外华夷与夷狄,且二者可相互转换,然在短时段、微观方面看来,春秋时期的人群并不是非夏即夷的,其身份的互换亦非一蹴而就的。从华夷互变的过程中,在多种人群、多种身份交互区分的场景中,我们均能发现处在"华夏""夷狄"中间状态的族群,他们的身份介于"华夷之间"。

冷战语境下的新“华夷之辨”——美国对华宣传与两岸政权形象的塑造

1950年代,为配合冷战战略,美国宣传部门制定了以"华夷之辨"为核心的对华宣传政策。通过各种宣传媒介,美国把台湾国民党政权塑造为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代表,同时大肆宣传新中国是文化"异端",指责其破坏中国文化。其目的是以此来动员东南亚华侨华人对国民党政权的认同和效忠,使华侨产生对于新中国的厌恶感和疏离感。这种宣传也是为了在世界舆论中为国民党政权赢得支持、诋毁新中国。美国宣传的实质是把民族身份认同问题整合进冷战意识形态,把意识形态之争建构为文化身份的差异。

士志于道——“华夷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基于历史文化认同,中国古代社会的众多民族经过长期不断的交融,为近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此过程中,“华夷之辨(夷夏之辨)”观念也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实际上,“华夷之辨”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观念,旨在用礼仪文化构建“大一统”的“天下”秩序。广义的“华夷之辨”包括“严夷夏之防”和“用夏变夷”两方面的内容,为儒家所提出、阐发和实践。在中国古代社会里,“华夷之辨”观念不但从未被淡化,而且还为越来越多的民族在不同程度上所接受和奉行,极大地促进了民族间的交往、交流、交融和历史文化认同。所有这些,与恪守“士志于道”行为准则的儒士群体的付出和牺牲是分不开的。文章通过考察宋辽金时期不同政权下儒士群体对“华夷之辨”的实践活动来明晰上述认识,以增进对中华民族形成历程的深入理解。

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藏辽代棺板画研究——兼论辽代墓葬艺术中的“华夷之辨”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物馆收藏了一套辽代棺板画,该棺板画内容丰富,绘画水平高超,具有很高的艺术和学术价值。图像中人物的服装和发式与已经出土的辽代早期和晚唐五代的墓葬材料比较接近,该棺板画的年代应为辽代早期。这套棺板画对汉人和契丹人面部轮廓和五官形态的描绘有明显的不同,表现出画家意在突显其不同的民族属性。通过与辽代其他墓葬材料中所见契丹和汉族人物的形象比较可知,辽代早期的墓葬艺术延续了唐代以来表现汉胡差异的做法,用不同的面部特征对汉人和契丹人进行区分。辽代中期以后这种区别逐渐消失,两族人物仅在服饰上有所不同,这种变化和辽地的汉人与契丹人的民族融合以及辽宋两代对"华"和"夷"的新认识是密切相关的。

论中国古代“大一统”内涵的发展演变

春秋战国时期,“大一统”思想孕育产生,其内涵是政治一统与“华夷有别”。自秦以后,疆域一统和“华夷分治”成为汉至明时期“大一统”思想的内涵。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华夷互动加速,强调“入华”为“正统”。隋唐时期则偏重于“华夷一尊”。五代宋辽金元时期“华”弱“夷”强,“大一统”的内涵更强调“合九州居正统”。明朝在民族观念上趋向保守,更强调“华夷之辨”和“内外之别”。清朝对“大一统”进行全新的阐释,突破了此前的“华夷之别”和“内外之别”,突出华夷一体、中外一体和对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从而实现了“大一统”思想的重大突破。

谁是正统:中国古代耕织图政治象征意义探析

耕织图,就是以农事耕作与丝棉纺织等为题材的绘画图像,中国古代曾创作了一系列呈体系化的耕织图像。耕织图的创作,具有多方面的目的与意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即是体现王朝的"正统性",而这在南宋、蒙元、清三个朝代又体现得最为明显。之所以如此,与南宋以后"华夷之辨""严华夷之防"的正统观有着直接关系。耕织图与正统性的关联,深刻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的象征性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