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知识产权对象与知识产权客体的区分

知识产权“对象客体区分论”是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中最根本、最艰深的问题。该问题充满了“语言的迷雾”,因此需要在辨析法律概念与论理词、澄清语言误用、确定其社会关系基础后,从事实与视角两个方面予以阐述。在区分论的事实指向上,从对象到权利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对象(知识)、对象的利用方式(行为)、权利客体(法内好处)与权利内容(具体路径)。在视角上,知识产权“对象客体区分论”可以为知识产权法学研究带来“客体式”的视角,从而形成了一些全新的命题。其中,最核心的命题是:使知识产权成为知识产权的,不是知识产权的对象,而是知识产权的客体。

数据产权制度构建的方法论——以知识产权基础理论为起点

虽然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但其变化并没有冲击到最底层的法律体系。由于数据产品与知识产品有着极强的共性,对于数据产权的制度构建往往可以借鉴已经较为成熟的知识产权基础理论,不必“白手起家”,也不必“旧瓶装新酒”。洛克劳动财产理论在证立知识产品与数据产品的赋权时存在着相同的难点未予解决;“客体—对象”区分论不仅可以解释“唯数据不足以确权”的问题,也能解释“未产生新的利益关系也不足以设权”的问题;邻接权制度可以在数据产权相关问题悬而未决之时为数据产品提供栖身之所。在新时代出现新问题之时,法学研究应退回到其背后的法律体系中寻找与现有问题的共通之处,不必急于另立山头。

政策执行效果审计初探

政策执行效果审计是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提高国家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主要国家均已开展了政策执行效果审计,但与之相关的理论研究却相对滞后。本文对政策执行效果审计的涵义进行了界定,从公共受托经济责任观、国家审计功能拓展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等三个方面确立了政策执行效果审计的基本理论依据,并就政策执行效果审计的目标和内容进行了理论探讨,旨在为政策执行效果审计实务工作的开展提供理论支撑,同时也可为政策执行效果审计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借鉴。

模糊物元模型在梯级水库补偿效益方案评价中的应用

在模糊物元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欧氏贴近度的概念,建立了基于欧氏贴近度的黄河干流梯级水库补偿效益方案评价的模糊物元模型,采用主客观赋权法计算评价指标的权重.计算结果表明,模糊物元模型的评价结果是合理的、可行的.该模型不仅可以用于补偿效益评价,也可用于水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以及区域生态环境评价等多指标决策问题的研究.

民事判决的既判力客观范围

既判力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界备受关注的问题,尤其是关于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在学者之间以及司法实务中争议颇多。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既判力客观范围问题在我国日益得到学者和司法界的重视。但由于我国对既判力客观范围研究起步较晚,对此问题仍需要深入研究,因此,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对既判力客观范围以及与之相关的几个问题进行探悉,可以探讨一些我国处理既判力客观范围问题的可行性方案。

移情说"的主客体关系论

移情说的核心、同时也构成其突出贡献的是从心理学角度揭示了审美过程中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移情说理论深化了把审美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的认识,注意到"同情"中深层的心理活动,避免了把审美移情看成单纯的表层直觉活动而流于肤浅,推进了心理学美学的纵深发展,探索并强调了人在审美移情中所获得的彻底解脱和完全自由。虽然存在不足之处,但移情说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研究审美经验及其中的主客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表现论和形式论这种二元对立的局限,把美学研究向着精确化、科学化方向推进了一大步。

政府审计业务基本逻辑:一个理论框架

政府审计功能关注政府审计能干什么,包括鉴证、评价、监督、建议和指导五大功能;政府审计主题关注审计什么,包括财务信息、非财务信息、行为和制度;政府审计客体关注审计谁,公共资源经管责任承担者或承载者是审计客体,包括组织、实物、公共政策和领导干部。政府审计功能、审计主题和审计客体共同决定政府审计业务类型体系,不同类型的审计业务是政府审计不同功能作用于不同审计客体的不同审计主题所形成的,审计主题是审计业务类型的骨架,根据审计主题,政府审计业务分为单一主题审计业务、多主题审计业务和综合审计业务。

审计主题、权变因素与审计目标

审计主题就是审计人员所要发表审计意见的直接对象,审计过程就是围绕审计主题收集证据并发表审计意见的系统过程。自利和有限理性这两类人性假设产生了信息审计和行为审计两类主题,但最终选择什么主题作为重点,是由权变因素决定的;信息审计的审计目标是真实性和合理性,行为审计的审计目标是合规性和合理性,最终选择什么目标,也是由权变因素决定的。

从权利对象和权利客体之别析外观设计专利权和版权的保护

权利客体和权利对象是民法基础理论中的一个艰深问题,核心是两者是否在语义表达上是一致的。对其的不同解读在民法领域以及知识产权法领域均产生了理论的分歧,同时也使司法实践尺度不一。权利客体和权利对象实属权利领域的不同范畴,权利客体内化于权利,反映权利的本质,即利益;权利对象是权利的外在指向,是具体的事实要素。两者的恰当区分是解决版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重叠保护"的重要理论基础,两权的对象同质,但保护的利益各不相同,在此意义上也就并不存在所谓的"重叠保护"。

知识产权“客体—对象”区分论解析

权利客体为权利主体的意志指向,这是权利客体理论的共识起点。应该把意志指向表述到哪一个层次,是权利客体理论的分歧所在。原初的知识产权“客体—对象”区分论用“客体”和“对象”两个概念,区分了“法内好处”与“好处之源”两个不同层次。这一区分的规范意义在于,提示了“徒好处之源不足以确权”,这一提示对于无体财产的规则设计尤其重要。新的学说无论是发展还是批判区分论,都不可忽视这一规范意义。

论知识产权的客体结构——以著作权客体为例兼与李杨博士商榷

知识产权客体是知识产权学说的理论基础,学界关于知识产权的客体一直存在争议,以张勤教授为代表的"信息说"、以吴汉东教授为代表的"知识产品说"、以刘春田教授为代表的"行为说"以及传统的以《民法通则》为代表的"智力成果说"等学说都从一定侧面对知识产权的客体进行了阐释,近期李杨博士又从著作权入手提出了客体的多重构造体系说,从动态角度进一步丰富了知识产权客体学说,但混淆了一些概念,值得进一步商榷。

对信息本质问题的探讨

对信息的本质进行了论述和探讨,指出通信现象是客观世界一种普遍的存在形式;得出信息不是物质,信息属于人类认识论范畴的推论。信息可以分为主观信息和客观信息两类。最后,初步给出了信息的定义。

基于模糊物元法的电力电容器的绝缘状态评估

针对电力电容器绝缘状态评估的指标参数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的特点,提出基于模糊物元法的状态评估模型。首先,通过电力电容器绝缘状态在线监测技术,提取了与电力电容器绝缘状态相关的特征量,包括电量监测法中三相不平衡电压、实际运行电压、电容量、介质损耗因数以及非电量监测法中的油色谱三比值,建立电力电容器绝缘状态评估的指标体系;按等规聚丙烯薄膜的结晶度,将电力电容器绝缘状态划分为正常、老化、严重等3级状态。其次,应用"乘法"集成法对层次分析法和最大熵权技术法进行处理,获取了主客观综合赋权系数。然后,对特征量通过从隶属度计算得到模糊量值,并用模糊物元表征。最后,评估未知绝缘状态电力电容器与正理想解的关联度,判断其绝缘状态。实例分析验证了基于模糊物元法的状态评估模型能够有效地评估电力电容器的绝缘状态。

物的瑕疵认定标准:变迁、不足与完善

我国合同法所确立的以主观瑕疵为主、客观瑕疵为补充的瑕疵认定标准,充分体现了立法对当事人之间私法自治的尊重。不足的是,在现行法体系内该标准重叠、散乱、过于抽象,且对建筑物等特种标的物尚无明确规范指引,因此弱化了法典的规范效力,徒增司法操作的难度。因此,有必要借鉴欧盟指令和德国新债法等先进法律文本对我国物的瑕疵认定标准进行细化和补充,以期完善我国物的瑕疵担保责任制度,充分保护买方利益,特别是消费者的权益。

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作为执行异议事由的检视——以《异议复议规定》第28、29、30条为中心的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8、29、30条赋予了不动产买受人物权期待权,并肯定其可以作为排除强制执行的异议事由。何种民事权益可以作为异议事由应依其权利性质、效力以及执行目的或方法综合定之。司法解释未能进一步阐明物权期待权的实体属性,易引发实务裁判的分歧。对物权期待权能否作为异议事由的检视,需要从物权期待权的性质与效力切入考察,还需参考特定时期内存在的“善意未登记”以及“消费者生存权”因素,并肯定其属于强制执行公法实现社会安定价值之范畴。

模糊物元模型在生态园区配水方案优选中的应用

在模糊物元分析原理的基础上,根据主客观定权方法和海明贴近度的概念,提出了基于海明贴近度的模糊物元分析方法.在对生态园配水方案进行决策时,把拟定的配水方案作为物元的事物,以植被长势为评价指标,并在不同水分亏缺条件下对其进行量化,构造出复合模糊物元,通过计算与理想模糊物元之间的海明贴近度,实现对生态园区配水方案的优选.

洛斯基及其直觉主义

一般俄国哲学在西方和中国的欧洲哲学史著作中极少涉及,其认识论思想更是鲜为人知。本文简要介绍了俄国哲学家尼古拉·洛斯基的学术经历和主要著作,分析了洛斯基直觉主义的理论背景,论述了洛斯基力图通过消解主客体之分、改造“意识”概念、提出“认识论协调”论等途径,来超越19世纪末西方认识论所陷入的唯我论之困境的基本思想。

特定物毁损执行之应对机制

特定物执行,以原物执行为原则,但执行过程中难免发生特定物毁损问题。在立法上,我国早在1998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便予以关注。从1998年至今,我国特定物毁损执行的模式经历了从“折价赔偿或者替代执行”,到“协商或另诉”模式,再到“协商或再审或另诉”模式的逐步演化。司法上,关涉特定物毁损问题的执行案件也基本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虽然面对特定物毁损之执行问题,我国的法律探索已经走过了20几个年头,但关涉特定物毁损之执行的问题,目前仍存有当事人诉求各异,执行机构无所适从的实践困局,也存有执行标的、诉讼标的、既判力标准时学说多元并存衔接不畅的理论尴尬。2018年新出台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立案、审判与执行工作协调运行的意见》虽然引入“最后一次法庭辩论终结时”此时间节点,但其所提之新救济方案——“再审或另诉”,却面临时间设置缺漏、特定物毁损要素缺乏考量、救济体系不合理等诘难。从问题成因来看,特定物毁损之执行问题,乃因实体法与程序法的贯通性不足以及受程序法的内容框架认知不深的影响所致。对此,结合国内外特定物毁损之执行应对机制架构,如果能强化执行调查,精确把握特定物状况,精准实现程序分流,改良执行方式,以及植入备位执行和备位诉讼,则可适度缓解或疏导特定物毁损之执行不能的现存问题。然而,现实情况是,审判、执行救济法官关涉特定物执行的理论立场本就不一,以统一模式强行衔接的正当性更是不足,故而此种解决路径应当予以抛弃或改良。理论多元、环节多段的背景下,利用法官个体观点立场的前后一致和逻辑自洽,合理配置执行启动审查权,通过贯彻实行审执分离,执行法官专门处理执行事务,再不介入审判和救济判断,让执行依据的审判法官与特定物毁损执行不畅时的救济法官直接对接,以此统一审判法官和救济法官的理论立场,实现审判、执行的有力衔接,达到个案处理上一致的效果,方为疏解特定物毁损之执行难题的根本之策。

诉讼标的论的新视角——创设预备性合并制度的思考

诉讼标的理论的各种学说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解决请求权竞合导致诉讼标的为复数的争论;二是把纠纷划分为较细较多的单位来分别处理,还是尽量把纠纷纳入一个较大的框架内予以一次性解决。通过对现有的诉讼标的学说评析,文章创设了预备性合并制度以解决各种诉讼标的理论有关请求权竞合的根本性缺陷;同时在对纠纷划分时,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为依据列出审理对象这一具有制度的划一性、透明性和实用性。

对保险合同客体多元性的分析

学术界对"保险合同客体"有不同的认识。保险标的或保险利益都不是"保险合同客体"的全部,单一的保险标的无法承载"保险合同客体"的全部内涵。"保险利益论"又无法完整地解释"保险利益"缺失情况下的保险合同客体的问题,既难以表现保险合同(及其客体)与保险利益并不相互依存的特点,也无法显示保险合同客体与特定风险的联系。保险合同客体的多元性特点才是问题的关键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