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人工智能司法的张力与进路调适

在司法现代化和司法公正双重目标驱动下,人工智能司法需要国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参与和紧密配合。一方面,人工智能司法系统的建设需要科技企业提供人工智能技术;另一方面,公平正义仍是司法机关坚持的核心。人工智能司法系统在提升审判效率、实现司法便民等方面展现出独特的工具价值,然而,在现实运行中却面临着技术依赖掣肘能动司法、算法黑箱削弱司法公信力、算法自动化冲击正当程序三重障碍。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视角进行分析后发现,数字权力向司法体制的结构性嵌入、算法规则对法律规则的功能吸纳以及法官主体地位被削弱共同导致上述的难题。为了更好地发挥人工智能司法实现司法正义、保证司法审判质效的功能,人工智能司法系统在设计过程中应当围绕“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法官主体地位的确定、技术与司法有效衔接的机制健全三方面展开,及时破除其隐性功能削弱司法体制改革成效的风险。

从检察主导到法院参与:论涉案企业合规的检法协同模式

随着涉案企业合规改革的深入,法院是否需要参与其中并发挥对企业涉嫌犯罪的能动治理作用逐步成为司法实务中积极探索的一项内容,也得到了理论界的关注。实践中,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重罪案件的适用障碍、大型企业涉案合规考察的期限障碍、缺乏三方诉讼构造的制衡与监督等问题,以检察机关附条件不起诉为实践样态的检察主导模式尚不足以支撑构建中国特色涉案企业合规司法制度及其程序规范。基于法院在诉讼程序中的中立裁判者地位和对纠纷事项的终局裁决属性,推动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探索构建涉案企业合规的检法协同模式,对于推进涉案企业合规制度的整体效能发挥具有积极意义。可以从对检察机关移送起诉案件进行审查、审判阶段开展合规与设立企业缓刑等方面探寻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的具体路径。

充分发挥财政在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改革中的作用研究

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改革,是2013年党中央作出全面深化改革重大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财政职能和实际作用角度研究分析了财政与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关系,从解决改革近10年未到位的关键问题和加强整体谋划入手,提出了切实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加快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政策建议:抓住关键环节,制定统一改革方案;立足财政职能,统筹组织协调;科学研究论证,提出完整方案;增强政策权威,报经中央批准;统一部署实施,推动改革落地。

涉案企业合规中的法院参与——由“检察主导”走向“法检协作”

伴随着法院越来越多地参与涉案企业合规程序,涉案企业合规整体将从“检察主导”模式走向“法检协作”模式。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与检察院有不同之处,应当谨守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依法平等保护原则,比例原则和能动原则。在审查起诉、审判与执行阶段,实务中均已出现了法院参与涉案企业合规的案例,但也面临缺少规范性文件进行具体指导的问题。当下在审理期限问题、有效合规认定问题和商事涉企合规等问题上,仍有诸多争议待探索。

认罪认罚程序的中国模式:“起诉中心主义”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采用的是一种“起诉中心主义”模式,即认罪认罚程序通过侦查引导、检察“预决”、法院审核,形成了一种公诉权主导下侦诉协作、控辩合作、控审协同的新程序样态。该模式既具有域外认罪案件“检察官司法”的动力机制,又植根于我国刑事司法现实场域,更加契合职权传统和线性诉讼结构,更能确保公正优先兼顾效率,也能避免审辩协商可能产生的胁迫,但是,亦潜藏一定的诉讼风险。“起诉中心主义”模式既受审判中心的统摄,又是为了实现非认罪案件的审判中心。当务之急,应认真对待“起诉中心主义”模式,通过相关制度建设谨防检察官权力滥用、有效保障认罪认罚自愿性、化解其对刑事正当法律程序的消解等,避免“起诉中心主义”的失范化。

地方法检两院规范性文件问题探索

当前,国家法治建设进入“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深入推进期,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范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法检两院“规范性文件”纳入人大备案审查的范围大势所趋,符合社会公众的需求,虽然实践中法检两院“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有规范性文件范围不一致、内涵不明确、程序待商榷等问题,但可以通过规范内容、程序等途径,统一范围、明确内涵,并建议采取人大依职权审查模式以及在修改、撤销权的行使程序加强口头和书面沟通等解决路径和方法,同时,加强国家法律法规数据库和地方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数据库建设,进一步增强地方两院“规范性文件”的规范性、科学性、有效性。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在快速筛查和测定涉刑重金属废水方面的应用

2016年12月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加大了对生态环境的司法保护力度。该司法解释明确了18种“严重污染环境”情形并细化了重金属污染环境的入罪标准。涉刑重金属分析任务重、时间紧、样品成分复杂,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具有较高的灵敏度和较低的检出限,能满足快速筛查和分析涉刑重金属任务的要求。基于此,文章采用微波消解前处理,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快速筛查和测定重金属废水中铅、镉、铬、砷、锑、镍、铜、锌、银、钒、锰、钴等12种涉刑金属元素总量。测试结果表明,轴向观测测定的元素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均大于0.9990,相对标准偏差为0.19%~2.9%,加标回收率93.5%~109%,能准确测定盲样。

博弈的均衡:人大和“一府两院”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探析

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可以分析人大和"一府两院"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调整人大与"一府两院"的行为,从而提高"一府两院"经济社会政策及其行为的理性和效率,遏制"一府两院"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这种调整实际上就是博弈的结果。只要处理好人大与"一府两院"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解决人大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就可以达到合作博弈与非零和博弈中的双赢。

反思与重构:法治实施体系下的公检法三机关关系

法治实施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未来我国法治建设的重心和难点,对我国今后的法治建设具有重大意义。要想形成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我国必须进一步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理顺公检法三机关关系、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目前,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关系存在诸多问题,必须对其进行反思与重构。从以下五个方面努力是一条可行的出路:正确认识"分工、配合与制约"原则;重塑警检关系;改革检法关系;树立审判中心地位;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辩护权。

完善与救济:对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司法适用的反思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适用离不开检察院和法院的配合,其中检察院提供的量刑建议对于审判结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通过对北京地区2017-2018年公开的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裁判文书的分析,其中量刑建议被拒绝后审判结果更轻,倾向于采用矫正刑,并且对最终的审判结果更加慎重。在量刑建议的司法适用过程中,体现了按犯罪嫌疑人区分量刑建议、提供理由、完善法院的自由裁量权的优势,同时也暴露了量刑建议格式化、幅度过大以及违反客观规律的弊端。对于量刑建议,应该从文书样式、衡量标准以及规范幅度入手,辅以值班律师的加入,进行优化。对于量刑建议被否决后救济程序的构建,应该让法院予以说明并且构建通畅的检方救济渠道。

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法律障碍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这一改革设想可能与我国《宪法》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法官法》、《检察官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规定不相符合,存在明显的法律障碍。这一改革可能重新配置地方权力,涉及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修改。解决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改革的法律障碍需要慎重对待和广泛讨论,形成全社会的共识并稳妥地进行。

关于“两高”确立的刑法罪名再探讨

为了刑事司法的适用,作为掌握司法解释大权的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准确地把握刑事立法精神,使"两高"作出的罪名解释都具有准确性和科学性,为刑事司法的具体操作指明方向。从目前我国的刑事司法解释来看,"两高"的罪名解释尚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存在着较多缺陷。因此,进一步加强对刑事司法解释确立的罪名的研究,对现行司法解释中存在的问题做进一步的完善,对于切实保证司法适用的高度统一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下的检察运行机制转型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关键在实现庭审实质化。检察机关作为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重要的参与者、推进者,应发挥诉前主导作用,加强审前过滤,强化庭审指控,完善诉讼监督,推动案件繁简分流,推进检察运行机制从捕诉分立向捕诉合一、从三级审批向扁平化运行、从出庭宣读式指控向当庭指证质证、从单纯庭上对抗向庭前诉辩沟通、从单一式审判监督向类型化审判监督等方面转型。

司法改革中的检、法关系:进路、反思与前瞻

围绕检、法两院关系的重构,理论界和实务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改革方案:监督本位型主张扩充检察权,使检察院成为法院之上的司法机关;审判中心型则主张以"控、辩、审"的诉讼架构重构检、法关系。但经过十余年的司法改革后,我国检、法两院的关系既未实现向监督本位型的转变,也未达到审判中心型的高度。检、法两院的关系重构涉及我国宪政国家体制的调整,在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并不具备彻底重构的条件,现行检、法关系的整体格局将长期维持现状。务实的司法改革应当考虑现行司法体制中检、法两院地位平等的事实,在现实的政治语境中基于合目的性的考量配置司法职权。

浅析侵犯商标权刑事案件相关问题

文章立足于实证数据,对近三年B市C区侵犯商标权刑事案件情况进行了统计与分析,梳理出当前办理侵犯商标权刑事案件过程中司法机关之间存在分歧的问题,并从三个层面分析了问题产生的原因,针对罪名竞合、数额认定、侵权鉴定及物证固定四个方面做了进一步分析,并提出了解决建议。

论我国地方人大监督机制的问题与对策

地方人大监督是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地方"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保障。由于我国地方人大权力名不符实,地方人大组织弱小乏力,致使地方人大监督流于形式,刚性监督搁置,监督效果甚微。我国要建设法治社会,就要创造有利于地方人大监督的条件,加强地方人大建设,突出监督重点,丰富监督形式,推进地方人大监督工作,提高我国法治化水平。

论侦查构造中的裁判者

侦查阶段同刑事审判阶段一样,也存在对立的双方:控方和辩方。在侦查构造的控辩双方中必须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者。法院作为侦查构造中的裁判方会产生对案件的实质审查,导致“先定后审”;由检察机关来担负侦查构造中中立者的角色,与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定位是一致的。但是,由于检察机关的权力重叠、角色冲突,作为侦查构造的裁判者角色也有一定的障碍。因而必须改革检察机关的职权,确立检察机关只行使监督权,其侦查权划归其他部门隶属。检察机关通过行使对侦查活动的在场权、建议权、评判权、处罚权、司法审查权和消极侦查权等来实现对侦查机关的监督,从而成为侦查构造中的中立者、裁判者。

我国刑事诉讼中公检法三机关互相关系原则之考察

公检法三机关互相关系原则是我国宪法层面的刑事诉讼基本原则,在刑事诉讼实践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但该原则也存在着一些不科学性和缺失,主要表现在互相配合与实现刑事司法公正价值机制相冲突,妨碍人民法院在刑事司法中的中立性和独立地位;互相制约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过于强调“平分秋色”而忽略了“递进制约”关系,抑制了检察、审判职能的发挥。对此,有必要予以科学的分析,并给予规范和整合。

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

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理论研究争鸣不绝,其原因是绝大部分论者都以民事诉讼结构立论,没有从民事诉讼模式本来面目展开论证。我们应当从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和我国经济社会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揭示民事诉讼模式是贯穿于民事诉讼各阶段、促使民事诉讼产生、发展、变化的理论概括和思想指导,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益、自由与秩序、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科学架构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以当事人主义为主,以职权主义为辅,正确引导我国民事司法体制改革。

我国司法改革中“重法轻检”现象之检讨

"重法轻检"是对司法改革中过于偏重法院的功能,却淡化甚至否定检察机关地位的倾向与做法的现象概括。作为我国司法体制向现代化转型中的阶段"副产品","重法轻检"奉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为圭臬,其背后掺杂着情绪色彩、利益色彩等非理性因素。就其影响而言,"重法轻检"与系统化规律相悖,与权力制衡的法治原则不符,未来我国司法改革应立足于系统整体化的思路,借助于正向论证与反向思考,扩权与限权相搭配的方法,以技术化设计代替意识形态上的话语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