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到《美墨加协定》：国际投资法制的新发展与中国的因应

作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重新谈判的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体现出缔约方对于国际投资机制的调整。相比较《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墨加协定》投资章节的设计体现出更加精细化和均衡化,也更具效率性和针对性。它在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方面的规定表明“卡尔沃主义”正在回归和“美国化”,而协定针对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作出的不同安排也会使目前的机制更加“碎片化”。此外,投资章节中有关“非市场经济”的规定除了会对中国的投资产生影响外,也包含着明显的政治意图。对此,我国应当继续推动贸易协定谈判,拥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同时也积极探索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方式。

我国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

劳动争议不仅涉及劳资双方的利益,而且关系着整个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及时、高效解决劳动争议、化解劳动纠纷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颁布实施,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提供了法律依据。对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决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

转型中农村多元纠纷解决方式的重构

处于转型中的中国农村,其社会特征既不同于传统的"乡土社会",又不同于现代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市民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特征之下,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仍然存在着深邃的社会基础和重要的功能作用。司法机关在介入农村纠纷时,必须对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给予必要的尊重。但是,农村发生的变化已初步奠定了法治实践的社会基础,正式司法制度可以越来越多地依赖一种合法化的设计,为调整变革中和变革后的农村现代关系提供坚强有力的法律调节。

论我国医疗纠纷多元化调解机制的构建

通过对调解解决医疗纠纷的价值分析,指出我国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进而探讨我国医疗纠纷多元化调解机制的构建。

我国医疗纠纷化解机制多元化构建研究

我国医疗纠纷呈现出纠纷主体的明确性与非对等性、医疗纠纷的易发性与多样性、主观性与社会性等重要特征。和解机制、行政调节机制和诉讼机制作为目前我国医疗纠纷的主要化解机制还存在许多不足与缺陷。NGO性质的第三方组织、良性变异的私立救助、商业保险代理以及医疗纠纷司法派出ADR机制是医疗纠纷化解机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从一元走向多元,构建并完善多元化医疗纠纷化解机制已成为一种必然。

常识与理性(四):走向综合的司法改革

司法是解决社会纠纷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途径,但不是唯一的途径。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屏障,司法发挥作用的程度通常受制于行政和社会自身之解纷机能的出色作为。故此,应当理性地正视司法的有限性;并树立"综合司法改革"理念,在定位于最后屏障的前提下,将司法改革置于整个社会改革体系之中,正视并充分整合行政与社会自身之纠纷调处资源,以促成社会矛盾解决机制的多元化格局。

论我国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机制

随着我国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复杂多样的医疗纠纷迫切要求纠纷解决方式的多元化与有效性,构建和完善我国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对于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规则导向”的理论疏解:以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为例

"规则导向"是区域贸易争端解决领域中的重要术语,但国内外学界对该术语的解读未形成一致意见,导致其被不同程度地误读。"规则导向"是对传统争端解决理念的一种变革,依据杰克逊先生之本义以及该理论在区域贸易争端解决领域所起之作用,将其界定为一种新型的理论范式较为妥帖。在范式理念的观照下,"规则导向"将更具解释力和包容性,不仅能较好地解释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趋同化、碎片化特征,也能涵摄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并在命题化的演绎进程中呈现全新的理论图景。

社会契约与国家法律在现代乡村社会中的实践方式--对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考察

作者对三江侗族民间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状况以及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社会契约、村委会及老人协会调处为代表的社会救济方式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考察,论述了纠纷解决机制是一个包括程序和实体法实践在内的动态体系;揭示社会自治力在国家现阶段不被重视,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化选择空间较小的社会现实;倡导重视社会契约和社会救济以激励社会自治。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条件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有关问题研究

面对"诉讼爆炸"的局面,在我国目前诉讼与非诉讼的功能严重失衡的现实情况下,建立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实现诉讼内外各种纠纷解决机制的功能相济、有机衔接与整合,是稳定社会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民事司法改革进程中环境纠纷行政处理问题探析

民事司法手段的局限性限制了司法手段在环境纠纷解决中的地位和作用。民事司法改革进程的深入发展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兴盛为环境纠纷的多元化解决途径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专业性、便捷性、可接近性决定了行政处理在环境纠纷解决中的独特作用和适用空间。在借鉴发达国家和地区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立法经验和灵活多样的纠纷解决途径的基础上,从环境纠纷行政处理专门立法、纠纷解决机构设置、纠纷解决方式、行政处理的纠纷范围、行政处理救济的程序保障等方面,提出完善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思考和建议。

基于南海局势的我国能源战略发展方向及其相关投资领域

南海蕴藏着丰富的矿产和油气资源,是我国能源理想的接续基地。但领土争端问题为南海资源的开发前景增添了不确定性。因此我国的能源开发应当着眼于多元化、多渠道的战略,大力开发非化石类能源,尤其是要重视发展新能源,从而为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民法典时代多元纠纷化解机制构建路径创新研究

民法典与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在治理基础、治理主体和方式、治理资源和治理目标上均具有高度一致性,民法典时代要求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坚持多元化主体协同治理。各地虽然都在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建设方面做出一些有益探索,但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破解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构建“一核多元”纠纷治理新格局,要以民法典实施为依托,构建“五治融合”的解纷新模式,深化诉非多元衔接联动机制,构建全方位、立体化解纷新体系。

论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发展

长期以来,受制于行政争议的特性,行政争议解决机制致力于正式化,努力建立以法院中心、严格法律主义的解决机制。但在现代社会中面对纠纷和矛盾的增多和发展变化,以及人们需求的多样化,行政争议解决机制不再固守于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唯法院是瞻,而着眼于快速、有效处理行政争议,扩大了非诉讼化解决途径,消除不得和解和调解的做法,逐步形成了多元的行政正义实现机制。

论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

以宗族调解为主的传统农村社会纠纷解决方式与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纠纷解决方式有一定的差异。通过比较转型期农村社会多元化解决机制中的具体方式——诉讼与非诉讼方式,可以看出它们各有优劣,但在运作过程中却不相协调。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法治与自治的关系出发,一方面,实现诉讼方式与非诉讼方式的协调统一,必须要处理好法治与自治中司法权与当事人自治权的关系;另一方面,要使非诉方式在法治框架内得以有效运行,要尽量协调好法治与民间自治相对应主要依据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

保险消费者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

随着保险规模的不断扩大,保险纠纷也日益增多。我国在解决保险纠纷方面存在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如纠纷解决途径的单一、诉讼比重过大、仲裁方式利用率较低等。对此,应完善保险公司内部投诉和纠纷解决机制,建立监管机构对于大额纠纷的直接参与的处理机制,成立专业法庭、培养专业法官和律师,完善行业协会功能,使其成为保险纠纷解决的必要补充,加强保险文化建设等。

民间借贷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的思考

目前民间借贷发展活跃,对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小微企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同时民间借贷纠纷也急剧增多。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存在着诉讼成本高、审理周期变长、审理难度加大、案件结果执行难等问题,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权利。民间借贷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可以有效对民间借贷纠纷的解决进行规范和完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基层社会治理多元解纷机制构建研究

基层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小单元,是集中治理主要社会矛盾的重要抓手。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基层治理在整个治理体系中的层级特点决定了其治理范围涉及的主体较广,其治理的社会矛盾形式多样、类型多样、原因多样。在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深入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通过探索与实践实施多元解纷机制,为构建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路径。

论构建以司法调解为主导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以化解维权与维稳之矛盾为视角

维护公民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之间往往会出现矛盾与冲突,而处理维权与维稳关系的传统模式往往将二者对立,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司法调解是以中华民族"和为贵"的优良传统为基础,在司法诉讼这种公权力强力干预手段之外构建,促使当事人之间平等协商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司法调解结合了司法的权威性和调解的灵活性,能有效化解公民之私权利与社会稳定之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是司法机关在社会转型时期所担负的一项重要职能,对保障公民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非诉讼农村纠纷解决机制研究

我国农村正处于纠纷频发的多元化时代。以协商、调解、仲裁为主体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不仅符合农村社会的现实,还能弥补诉讼功能上的不足。为应对多元化的农村社会矛盾和纠纷,必须加强非诉讼解决方式的规范化建设,赋予其权威,建立起有效的衔接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