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环境信息公开的“双重红利”效应研究——来自长江经济带的例证

环境信息公开是我国现代化环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点领域,也是政府监管、企业自律、社会监督等制度建设的重要立足点,对我国“多元共治”环境治理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从公众参与、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和制度环境等视角系统阐释了环境信息公开的“双重红利”,并基于长江经济带相关数据进行验证,主要结论如下:(1)长江经济带环境信息公开具有显著的双重红利效应,这种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异质性,并存在一定的空间效应;(2)长江经济带环境信息公开对碳排放存在抑制效应,同时碳排放约束政策对环境信息公开具有调节效应;(3)环境信息公开有助于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与环境两大系统之间有序的协调统一;(4)长江经济带环境信息公开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和制度环境等中介机制实现双重红利效应。这些结论为长江经济带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了经验证据。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同群效应研究

公司股利分配政策深受监管机构和投资者长期关注,对于公司内部治理和价值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在2023年沪深交易所出台《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的大背景下,对股利分配政策的同群效应进行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使用工具变量两阶段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沪深A股市场股利分配政策同群效应的表现及异质性。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在制定和实施股利分配政策时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这种同群效应主要表现为行业内小市值公司对大市值龙头公司的跟随效应。股利分配政策的同群效应具有“非对称性”:行业内大市值公司会按照行业惯例在非现金股利分配方面表现出同群效应,而行业内小市值公司更倾向于跟随行业标准在现金股利分配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同群效应。公司调升和调降股息率对于行业内其他公司股利分配政策的同群效应具有异质性。本文进一步从信息优势和行业竞争两大假说的基本假设出发,对同群效应的成因进行讨论。本文的研究对于证券监管部门规范和引导上市公司制定股利分配政策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数字红利与数字鸿沟对共同富裕的多维影响效应检验

在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探析如何促进共同富裕目标,并在实践中积极寻求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措施,有助于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构建省域层面的共同富裕发展水平、数字红利发展水平和数字鸿沟状态,并结合固定效应模型、空间杜宾模型以及面板门限模型等数理统计模型对数字经济的双重性进行检验,从因果推断的角度验证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是双重的,既有红利效应,也存在鸿沟效应。其中,对东部和中部地区来说,数字红利可以显著促进共同富裕;但对于西部地区而言,数字红利并未充分释放,面临数字鸿沟所带来的挑战。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经济的鸿沟效应对共同富裕的影响逐渐减弱,而红利效应则逐渐增强,这意味着随着数字鸿沟的减损,数字经济的红利效应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将呈现出显著的正向非线性特征,即其边际效应逐渐增加。此外,研究还发现空间溢出效应的存在,表明数字红利对邻近地区的共同富裕产生积极融合效应,而数字鸿沟则可能导致区隔效应。为此,发挥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应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引擎充分释放数字红利,以数字技术创新为动力强化数字中国关键能力,以公共数字文化为平台促进文化传承和创新,以数字红利外溢为契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以数字治理体系为支撑提升国家治理效能,促使政府和企业形成合力,走好新时期共同富裕“赶考之路”。

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模型的研究——基于FF多因子模型

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及五因子模型在中国股票市场适用性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之一,将FF多因子模型改造为研究股利支付率的多因子模型,既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挑战。以1993年至2022年沪深上市公司为样本,基于Fama-French多因子模型原理,从投资组合股利支付率三因子模型入手,构造股利支付率多因子模型分析框架,并考察修正后的多因子模型对于我国上市公司股利支付率的解释能力。实证研究后发现,市场因子是影响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组合股利支付率的核心因子,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组合股利支付率的“小公司效应”显著,五因子模型比三因子模型解释能力更强,但五因子模型中投资因子成为“冗余”因子,剔除投资因子的不含常数项的四因子模型基本可以解释全部股利支付率。

环境保护税是否有效释放了四重红利效应?

环境保护税作为新征程中生态文明建设“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的重要经济手段,研究该政策的四重红利效应对中国“双碳”目标实现和税制体制改革具有重要意义。为此,以环境保护税开征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9年中国268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对环境保护税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并对政策效果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①环境保护税开征可以有效释放减污、降碳、扩绿、增长的四重红利效应,且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排除政策干扰以及添加控制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②从企业微观视角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保护税开征不仅可以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力度,还能显著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③异质性分析表明,从环境制度基础视角,相比于非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非环境信息公开城市,环境保护税在环境保护重点城市和环境信息公开城市更能显著产生减污、降碳、扩绿、增长的四重红利效应;从资源禀赋视角,相比于资源型城市,环境保护税在非资源型城市更有可能释放多重红利效应;从工业发展基础视角,相比于老工业基地城市,环境保护税在非老工业基地城市更有助于协同推进减污、降碳、扩绿、增长。该研究丰富了环境保护税的相关文献,并从环境保护税征收视角为推进企业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作了尝试性论证。同时,提出环境保护税税率设定应因地制宜,在合理范围内提高污染物适用税额,有效改善企业的环境污染治理行为,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奠定基础。

得食应反哺?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19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抑制了现金股利的支付意愿和支付水平,且这种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规模小的企业中更加明显。其中,投资金融化和收益金融化对现金股利支付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相比投资金融化,收益金融化对现金股利支付意愿的抑制效应更加明显。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金融化主要通过挤占主业投资降低经营利润,从而抑制现金股利的分配;而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现金股利发放的路径并不显著。经过内生性、倾向得分匹配、替换被解释变量和改变样本区间等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论依然稳健。基于此,未来企业应端正经营理念,聚焦经营主业,在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增加现金分红以反哺投资者。

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带来“数字红利”了吗?——基于长三角县域的实证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衔接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桥梁。基于2014-2020年县级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长三角地区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具有显著的增收效应;机制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通过推动县域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为门槛的非线性影响,呈正相关且边际递增的关系;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较高收入组存在“数字红利”,但是对较低收入组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的政策启示主要有: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满足农村“尾部群体”的金融需求;充分发挥县域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三产融合发展的作用。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外部治理环境与股利政策选择

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利政策选择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控制权转移,控股股东会实施积极的股票送转;而现金股利水平导致代理冲突,会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具有正向效应,能够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的股票高送转增加行为和现金股利降低水平。研究结合宏观环境和资本市场,深入分析了股权质押与股利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为政府治理和金融监管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

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及深化改革研究

本文基于2004—2019年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面板数据,从融入型和独立型两种税制模式出发,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探讨环境税的双重红利效应。结果表明,环境税可以改善本地环境污染,但会抑制碳减排治理,同时独立型环境税可以降低邻近地区碳排放强度;融入型环境税能够提高本地经济增长数量,独立型环境税则无法在本地有效释放经济增长红利,同时两种环境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未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环境税对环境治理和经济增长的影响会因能源消费结构和城镇化水平的变动而发生不同的变化,且在不同城镇化水平下,环境税对碳排放强度和经济增长数量的影响具有不同的非线性特征。此外,本文为进一步深化环境税制改革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庞氏分红行为、有息债务规模与破产风险

通过对2009—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研究,以自由现金流和实际分红金额为标准界定“庞氏分红”行为,同时以股东当年投入现金流量净额(不考虑股利发放和股票回购情况)和债权人当年投入现金流量净额为参考指标,判断“庞氏分红”行为的严重程度,探究“庞氏分红”行为和公司破产风险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庞氏分红”行为会增加上市公司的破产风险;“庞氏分红”程度越严重,破产的风险越大;有息债务规模发挥了中介效应作用。

“双碳”背景下我国开征碳税的探讨

当前,我国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二氧化碳排放量呈现逐年上升趋势,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根据国际实践经验来看,碳税政策的实施对于我国实现碳减排以及“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文章在“双碳”背景下,分析了碳税征收的目的和影响,主要是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清洁能源使用效率、促进我国能源结构转型。同时,对国内外碳税研究现状和较早实施碳税的北欧4个国家的碳税政策进行分析,为我国开征碳税提出积极推进碳排放权交易的同时择机开征碳税、做好碳税与其他税收政策的协调、实施区域和行业差异化碳税政策等建议。

环境税双赢效应分析及其对我国税改的启示

在阐述环境税双赢效应产生的基础上,详细描述和论证了环境税实施为有关国家带来的成果,并针对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和污染收费情况,分析了我国出现双赢效应的局限与可能,进而提出了创造中国式环境税双赢效应的建议。

企业现金股利政策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我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例

国内外学者对上市公司的分红政策研究较多,但大多基于所有沪深A股上市公司,对于一些小的细分行业缺乏其独有的分析。文章通过对2009—2011年沪深A股中136家上市房地产公司进行实证分析,探求决定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房地产企业的现金股利政策同持续分红政策、成长性和现金流情况正相关,而与偿债能力和周转性负相关,有效地验证了生命周期理论,部分验证了剩余股利和代理理论。而从公司分红多少来看,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净资产收益率水平以及机构投资人持股比例越高,则公司进行现金分红的比例就越高。

我国上市公司高送转对盈利的信号效应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在进行股利分配时,大量采取高送转的方式。本研究通过对578家上交所A股上市公司高送转对盈利的信号效应的分析,揭示了高送转与公司盈利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进行高送转对公司未来的盈利信号较弱,高送转并不意味着未来盈利的高增长。只有现金红利增加的高送转传递了上市公司未来业绩良好的信号,而现金红利不变和现金红利减少的高送转不是未来盈利良好的信号。

质量、数量双重视角下的中国人口红利经济效应变化趋势分析

文章通过扩展MRW模型构建包括人口年龄结构和人力资本结构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从理论上分析人口数量红利与人口质量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和两者之间的替代关系,并利用中国1989~2014年各省数据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人口质量红利会因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人力资本投资率和投资结构产生影响,从而形成对人口数量红利的替代作用。人口数量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12.86%,其中贡献最大的年份是1990~2001年,平均贡献率在20%左右,2010年之后其贡献率开始明显下降。人口质量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8.39%,其贡献率总体呈现波动中不断上升的趋势。人口质量红利的贡献率在2010年前后开始明显上升并超越人口数量红利的贡献率,也即从那时起人口质量红利开始逐步替代人口数量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研究结论表明在进行经济政策设计时必须充分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这种新的动力机制和要素特点,主动适应经济增长的新趋势,积极顺应增长要素变化的新要求。

市场化进程与现金股利政策：治理效应抑或缓解融资约束？

市场化进程在整体推进的同时,各地区之间发展程度却不平衡,从而使公司所处的治理环境或面临的融资约束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公司的现金股利政策体现出不同的特征.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05～2011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在实证检验中国上市公司所在地区间市场化程度差异对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市场化进程影响现金股利政策的具体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越高,公司现金股利的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均越高;市场化进程对现金股利的影响主要源于市场化进程的缓解融资约束效应.

环境税的双赢效应

环境税是近几年来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在阐述环境税双赢效应产生的基础上,论证了环境税实施为有关国家带来的环境和非环境效益,并针对我国现行税制结构和污染收费情况,分析了我国出现双赢效应的局限与可能,进而给出创造中国式环境税双赢效应的建议。

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派发的财务效应研究——兼论现金股利代理成本理论的适用性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同于一般的企业财务效应:派发现金股利后企业盈利能力和资产管理能力显著增强,偿债能力显著降低,发展能力变化不显著;企业盈利能力增长幅度与现金支付率呈正比关系,但股权集中程度弱化了现金股利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

上海股票市场股利政策信息传递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用累积超额收益法对上海股票市场的股利政策进行实证研究，探讨了沪市股利政策信息传递效应存在性及其特征．实证研究的结论对揭示我国股利政策的信息传递效应和规范发展我国股票市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规制与劳动需求:双重红利效应存在吗?——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学界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具有污染减排与促进劳动需求的双重红利效应尚存在争议,并较少关注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需求的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工业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排放与劳动需求水平的"双重"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与促进劳动需求水平提升的双重红利效应,且劳动需求本身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其变化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延续性;行业规模扩大同时有利于就业总量与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市场竞争强度并未对二者产生积极影响;创新投入和外资投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升,但却降低了工资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和劳动需求增加均具有积极影响,从而存在明显的双重红利效应,这一结论对于我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通过适度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引导经济发展朝着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加速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