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知”

“知/智”二字的本字是甲骨文中已有的从“■”(矢)、“口”的“■”字,可以直接隶定为“知”。该字在甲骨文中用作动词,在“知乞骨”句中表达占卜之前加工卜甲、卜骨,或解释为钻孔加工。在殷商的信仰中,“知乞骨”绝对是一件神秘之事:神灵认可这些卜骨,并同意只有在经由这些卜骨沟通时,巫师才可以使用这些卜骨。由此,我们或可以推论,“知”字最早的意义,是在具体形容加工卜骨的同时,也表达甲骨能获得灵验之图谋,可用作神秘沟通之媒介。通过“知”这种神秘的加工行为,一般的龟甲和牛骨成为可知天意的卜甲、卜骨。在青铜器铭文上也出现“知/智”字,用来表达与崇高界的神秘沟通。战国楚简和传世文献也表达“知/智”含有神秘知通之意。所以,通过殷商以后“知/智”字的用义,可以看出该字以甲骨文“知”字为源头。从西周晚期以来,“知”字有“知”“■”“■”“■”等数种写法,这些字形的字义都相同,所以它们都是“知”字的异构,在意义方面与神秘、明智等本义仍保留有一定的关系。

以“字”解“器”——三星堆器物的“字证”和“神解”

考古发掘的器物塑形,本身即指向特定意涵。汉字图象与神性时代器物之间,具有共生关系,可以互证。器与字,均和“象”相关。器即象,器型来自理型。器即文,乃道之文。器物之形制与汉字图象之构形,则可由本质直观来考察。以汉字作为解开三星堆之谜的一把钥匙,即可发现,其中纵目神像乃汉字“臣”字之原型,带有神器的大眼神像乃汉字“省”“相”之原型。甲骨文、金文之目字家族,从三星堆神器中可得到阐释。耳、鼻、口等人体感官,被神性化为无身体的超感觉,遂成为构字中重要部件。古文字研究必须重视研究神性时代的世界观,汉字指事来自对无形神性的虚指,是抽象的神器,指向超越的灵境。指事先于象形,在于普遍连通的意识,在于虚实结合,在于象的超越,所以,指事是汉字系统成立的首要条件。

汉字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祭祀与占卜

祭祀关联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元素。文章简要分析了一些与中国古代社会祭祀以及占卜有关的汉字。从语言的角度初步探求中国传统的文化与习俗。

从《墉城集仙录》中女仙的神性品格看道教独有的平等女性观

唐末五代道教学者杜光庭编撰的《墉城集仙录》,收集了汉魏以来三十多位女仙的事迹,集中展示了道教女仙的形象。这些女仙美丽绝伦,长生不老,既是道教之道的美好呈现,也是降临世间传经布道的使者。她们尊贵的神性地位,反映了道教独有的平等女性观,具有重要的文学和社会思想研究价值。

孙悟空形象的宗教文化意蕴

《西游记》是一部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长篇巨著。作品主人公之一的孙悟空,其身上反映出浓厚的宗教意识。一、从孙悟空的斗争中,反映出来的佛教教义"法识"观,孙悟空身上反映出来的佛教思想。二、孙悟空皈依是不彻底的,在其身上还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是与佛教思想相背的,却与明代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相统一。孙悟空的形象体现了人、动物、神魔、宗教四个特点的结合。

敦煌俗字举隅——以写本相书为中心

敦煌写本相书是语言研究者较少注意的一类文献,其中的一些俗体字在其他类别的敦煌文献中也较为少见。弄清这些俗体字、假借字及避讳字,对敦煌写本相书及相关内容的研究有积极意义。

中国文化的编码与解码自觉——序《中国灯谜年鉴》

从文化符号的编码和解码角度研究谜语(灯谜)活动,将其视为图像之谜和文字之谜以后出现的三级编码。谜语创作和解谜,体现着符号编码和解码的自觉意识,对于重新解释文字记述小传统具有一定的示范意义。谜语的出现,要上溯到一级至二级编码。从解画谜到解字谜,再到解谜语,谜面和谜底之间的隐喻思维贯穿着大小传统的全过程。汉字作为象形字,本身包含着形音义的编码关系。从训诂学家的《尔雅》《说文解字》,到民间流传不衰的测字术,无不植根于这类符号解谜的活动。宇宙之间最大的谜是"天命",从观风水到辨别玉石,从佩戴玉礼器到甲骨占卜和算卦看相,华夏早期知识人完全沉浸在解码天命或神意的现实需求中。藉此打通的视野,可从不同角度审视文化文本的多元编码。

论鲁迅《故事新编》的神话重写

鲁迅《故事新编》用两种不同笔墨重写了两类神话人物:以灿烂、瑰奇的风格描写“神格”的女娲;以更多掺杂油滑和审视语调的笔触讲述更具“人性”的后世“新出之神”。鲁迅对神话的重写体现了他的神话观和宗教观,其与德国浪漫派的“新神话”观念、日本明治时期学者姉崎正治致力于文明探究的神话学理念都有着深刻联系。

从汉字看中国传统的“和”文化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高境界。"和"文化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中国的国民性格、文化心理、行为方式等方面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追本溯源,"和"文化根植于我国农业文明的土壤,肇始于古代的祭祀活动卜禾。中庸之道是实现"和"的途径。

叙述与被叙述的人物叙述者——《神曲》与《十日谈》人物叙述者阐释

对叙述者的研究是叙述学研究的核心,本文以《神曲》和《十日谈》为范例,以叙述者中的人物叙述者为研究对象,从人物叙述者叙述与被叙述的双重身份、人物叙述者的可靠叙述与不可靠叙述、人物叙述者的功能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人物叙述者的特征,挖掘叙述文本的亦真亦幻的人物叙述者魅力。

神性之纬上的人性视角——《沙恭达罗》剧作与插话之人物形象比较

迦梨陀娑剧作《沙恭达罗》源自《摩诃婆罗多》里的一则插话,两者在题材内容上很接近。然而剧作在神性之纬上凸显了人性视角,创造出了迥异的主人公形象。就人物身份而言,插话凸显主人公的神性血统,剧作则赋予其凡人特性;就人物性格而言,插话里主人公表现出史诗中英雄人物的英气,同时杂有些许世故和狡黠,剧作则力图以人性视角重构主人公柔性的一面,使人物性格更加完整;就审美品格而言,插话赋予主人公原始神性之美,剧作则赋予其灵肉双美的审美特点。

从汉字看由灵降俗的龟文化

在中华文化中,龟最初是神异、尊贵的灵物,后来逐渐演变为怯懦、无耻的俗物,经历了由神秘到俗化的扭曲变化。这些痕迹在汉语字词、考古实物、民间习俗和文化艺术中被保留下来。汉字中“龟”与“它”(“蛇”)近似的结构,以及人们对“龟与蛇交”的解释,为后世“龟”由灵降俗的变化埋下了种子。上古时期,龟是多个氏族部落的图腾崇拜物,殷商时期成为神秘尊贵的占卜神器,自春秋战国开始走下神坛,逐渐演变成怯懦胆小的“缩头龟”譬喻之语、屈辱嘲讽的“绿帽”指代之语,以及“王八”等詈骂之语。

透明、纯粹和高贵的质地——论西川诗歌的古典品格

研究了西川诗歌的创作风格,指出其诗崇尚典雅,有着"透明、纯粹和高贵的质地",庄重而纯净的美;其诗圆融、睿智、节制、理性,体现出追求优雅、沉思、矜持的学院派倾向。他将重建古典精神作为诗歌创作的一种自觉使命,对传统和古典的寻找和挖掘,从来也没有中断过。其诗阐扬基本文化价值,指引灵魂对鄙俗现实的超升,着意于以灵魂倾诉的形式,表达对神性光辉、绝对精神的仰望和对终极灵魂本质的回归,散发着古典知识分子的贵族气息。

《占卜者》中的原型要素研究

玛格丽特·劳伦斯的《占卜者》是具有强烈原型特质的文本,各类原型要素俯拾皆是。其中人物原型、场景原型、主题原型尤其突出,它们或强化或颠覆作品中具体人物、场景及主题蕴含的现实意义,从不同侧面凝聚和暗示作品的女性主义内涵,凸显了小说的文化张力和意义空间,折射出劳伦斯对加拿大现代女性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及殷切希望。

《太上洞渊神咒经》异文例辨(二)

《太上洞渊神咒经》是道教的一部重要典籍,该经有《道藏》本和敦煌本两个版本,这两个版本在文字使用上有一定的差异,形成异文的原因及异文的类型有多种。通过归纳概括,该经的异文可以分为以下四类:一形误异文;二同义异文;三通假异文;四表述异文。研究不同版本的异文,对整理道经有重要的意义。

论史铁生笔下的女性形象

史铁生是一个沉冥于生命的有限、欠缺又追求无限、超越的作家,诗性的梦想、智性的哲思与神性的祈盼是其创作的三维,这在其笔下的女性形象身上亦有所体现。女性形象是其"南方情结"的意象衍生,一方面,具有诗性品质、智性深度与神性导向;另一方面,又由于诗性的幻化、智性的抽象化与神性的虚化而逆转为虚幻的诗性心像、抽象的智性哲思与迷蒙的神性灵光,进而可见作者潜在的心理情结与自觉的艺术创作间的背离。

宗教的手段 世俗的文化——六神测字法解析

汉字测字诸种方法中的六神占断法,虽然与汉字预测术其他方法一样,也有一些难以圆说之处,但它在古代却是汉字测字众多方式中最玄妙、最深奥的一种.这种测字方法,既有它神秘的一面,也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对这种传统的宗教手段进行解析,可以窥见整个汉字测字术这种民俗文化现象之一斑,对了解中国民俗文化、汉字文化都不无裨益.

论曹植神仙方术观的分期与特征

学界基本是以曹丕称帝为界,把曹植的神仙方术观分前后两个时期分析,这是不准确的。以216年为界,以192年—216年为前期,217年—232年为后期,曹植前期对神仙方术等问题的观点基本是对外表现出反对或否定的态度,同时又在文化层面上对此社会文化思潮认可。后期因个人人生的巨变,各具特征,从前期隐性层面的认可转变为显性层面的归依与创作实践,两个时期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动态体系。

字谶文化考辨

字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虽然它并不是以科学作为依据的,但它自古却在官民朝野无不广泛制作运用。为什么它能有这样悠久的历史和看好的市场,其实并不仅仅因为它的谶纬方术的＂灵验＂,而是因为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分子,一个蕴含了丰富精彩文化意味的文化品种。

基于神彩论的书法品藻观念:从字势通感到文学化

书法艺术的审美核心是神彩,与绘画品评中的"气韵"一样,都是源起于文学批评的观念。神彩,是在字势感通的基础上完成的植根于文学化的书法品藻体系。书法文学化,或谓之文人书法,其本质不在于书家的文化身份而在于文学的趣味和性情,是在文学中表达的哲思、文思、情思。"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书法因文学化而形成了中国艺术之所以中国的特有观念。传统书法品藻,"神彩为上,形质次之",形质因素从来不是第一位的。中国书法的艺术高度在于文学化,这既是对于书法历史的回望和总结,又是对今日和将来的书法创作和创新探索具有重要的导向意义的一个论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