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产业升级:以集成电路产业为例

中国已经成为高技术产品的制造和出口大国。然而,由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深化,需要深入产业内部观察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真正地位。本文通过分析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各环节的发展规模、技术水平和升级动力,揭示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升级模式。研究指出,中国集成电路产业仍然处在国际产业分工的低端,高技术产品大量出口乃生产"片段化"所致。以往我们认同和模仿的产业升级"东亚模式"可能不再奏效,"片段化"生产下的高技术产业可以通过"平行演化模式"进行升级。对于高技术产业中的外国资本和跨国公司,产业政策应注意区分财务性投资者和战略性投资者,重点培育本地化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

“雁行模式”与东亚地区产业分工的新变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东亚各国经济在不同阶段依次相继起飞,其经济起飞的主要原因之一缘于东亚分工模式———“雁行模式”。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中国、韩国等部分国家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雁行模式”的分工排序。在未来的东亚经济发展过程中,作为资本、技术主要提供者的日本能否继续发挥领头雁作用,人们将拭目以待。

东亚地区跨国公司制造业产业链重构研究

文章通过东亚地区国际贸易与域内贸易数据的计量分析,以及东亚地区与EU、NAFTA等自由贸易区的贸易特点的深入比较分析,指出了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中以中间零部件贸易为主的域内贸易新特点以及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的贸易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对跨国公司在东亚地区生产区位选择的新动向进行了整理和归纳,并从FDI、外包、生产分断化等各种新的国际产业组织模式方面对跨国公司的产业生产网络组织模式及其特点进行了分析。最后对东亚地区各国的主导产业发展、劳动就业环境以及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等方面提出了研究展望。

东亚地区产业分工模式的演进及中国的对策

东亚地区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雁阵式”产业间分工模式,因失去其所依赖的劳动力禀赋的竞争比较优势,已不能符合东亚的现实发展状况。伴随东亚后发经济体的迅速发展,东亚地区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产业内分工体系逐步形成。为产业内分工发展注入了动力源泉,推动了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梯度由单一模式向复杂化、网络化转变,提供了基本保障条件。在东亚产业分工模式的演进过程中,中国应适时采取对策,以获取分工新格局中的有利地位。

中国大陆与东亚国际分工和贸易失衡研究

近年来,中国大陆和东亚诸国之间的贸易逆差形成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本文从理论和统计数据分析视域,提出中国大陆与东亚各经济体的贸易方式主要为制成品的加工贸易,国际分工方式为垂直专业化分工,中国大陆处于东亚地区垂直专业化生产体系的末端,这种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使得中国大陆从东亚各国大量进口中间产品,这是造成中国大陆与东亚地区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

东亚生产分工的演进机制研究:以IDP理论为视角

以2002～2012年中国与东亚其他经济体的投资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东亚生产分工的决定因素。发现国际生产分工的演进与投资发展周期变动密切相关，为东亚生产分工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机制方面的直接证据，也为中国和东亚转型经济体在国际生产分工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发挥投资的作用提供了政策启示。

日本参与东亚国际分工战略目标、形式的调整与影响

日本作为东亚地区唯一完成工业化现代化的国家 ,在东亚的经济发展与既有东亚国际分工体系中 ,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 ,日本所倡导的东亚“雁行模式”国际分工 ,是一把“双刃剑” ,对日本来说已在长期发展中显露了双重效果 ,90年代以后 ,其负效果日益突出起来 ,这不仅对日本经济发展不利 ,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东亚国际分工的发展 ,因此 ,调整参与东亚国际分工的形式与目标 ,建立双向开放的国际化经济 ,就成为日本参与东亚国际分工的新课题。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选择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为特征的新工业革命促使全球产业链出现重构,为后发经济体提供了实现经济技术赶超的第二机会窗口。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升级迈进。目前,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作为世界上军事、文化、宗教最为错综复杂的区域,作为我国能源大动脉和突破西方遏制、化解海上制约最为关键的陆路通道,其大部分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分工位置偏低,不利于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升级。鉴于更深程度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增加物质资本投入以及较低的失业率、高质量的政府公共服务、高水平的国家基础设施可以显著提高沿廊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因此面对新工业革命机遇,为破解全球价值链分工结构封锁效应,推动技术进步和市场深化,实现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应深化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生产网络一体化,降低对发达国家外围关系的依赖。具体而言,就是从宏观着眼,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坚持创新驱动模式,奠定强有力的新技术动能基础,培育新型比较优势,重塑全球价值链;从中观着眼,在沿廊区域推进新雁阵模型下的优势互补效应,推动区域价值链治理升级;从微观着眼,构筑完善与全球价值链同步且相对独立的国内价值链,在两者的交互关系中实现产业升级并最终获得国际竞争优势。

后危机时代东亚经济一体化下的中国角色分工研究

文章通过分析东亚地区的经济数据,发现随着中国对东亚生产网络的不断融入,零部件、半成品和资本品的贸易得到迅速增长,中国在东亚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不断提升,并且主要从事产品分工的中后期环节。另外,在同东亚地区的贸易形式上,中国表现出了产业内贸易的特征,尤其是在中间品和资本品类别中。通过对GL指数建立计量模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同东亚区域内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科技水平差异以及经济自由度的差别,与其国家或地区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负相关。并且,国家或地区经济自由度的影响作用很大,故从制度方面加快区域内部自贸区的建设对于加深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十分重要。

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的政治经济学

新世纪以来东亚区域生产与贸易分工不断加深,但区域性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并未出现重大进展,自由贸易区数量虽然快速增加,但彼此交叉,有出现"意大利面条碗"效应的可能。本文从历史的路径依赖、巨大的政治与社会文化差异、日益紧密但缺乏均衡性和稳定性的经济联系等三个方面,从政治经济的视角分析了东亚区域一体化合作进程缓慢的原因,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区域价值链视角下东亚各国制造业分工地位及其影响因素

采用生产分解模型,在区域价值链视角下从前向和后向联系两个维度探讨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特征、影响因素,并从浅度和深度价值链活动分析分工地位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的价值链分工地位处于东亚各国的中下游水平。从分工地位影响路径来看,中国以简单价值链参与形式为主,且前向和后向生产链长度协同发展特征明显;而东亚其他各国在区域生产网络中分工明确,以前后向生产链长度衡量的价值链参与特征差异性显著。此外,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各影响因素呈现出显著的阶段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国家经济的影响

中东欧的经济转轨国家在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中受到了比其他经济体更严重的影响。国际金融危机对中东欧国家造成的影响和冲击与这些国家转型后形成的制度基础和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各转型经济体因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和比较优势的不同,受到的影响也不同,但面临着性质大体相同的挑战。

后金融危机与加工贸易——东亚、拉美的经验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

研究表明,物价水平和劳动力成本对加工贸易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中期,东亚一些经济体由于保持了物价水平和工资水平的相对稳定,促进了加工贸易活动的良性发展;南美一些经济体则由于物价水平与工资水平之间的恶性循环而使其比较优势逐渐丧失,加上在后石油危机时期错误的财政政策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彻底葬送了其加工贸易活动。2008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使得中国的加工贸易出口大受影响。各国实施的财政刺激政策虽然使国际贸易回暖,但经济恢复的不确定性和债务问题引发的通货膨胀风险仍对加工贸易活动构成威胁。"富士康事件"说明,中国必须重视通货膨胀问题和劳动力成本上涨问题,力争将它们对加工贸易活动的负面影响降到最小。

东亚区域内分工与雁阵模式

本文在简要介绍东亚国家与地区雁阵模式的形成及其特点的基础上 ,得出雁阵模式下的区域分工格局的特点是独特的投资与产业循环、高投资率与低利润率并存、产业内贸易程度的提高。说明东亚区域建立在高水平横向分工基础上的市场扩展是经济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

“合成谬误”对东亚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初探

随着东亚各国经济地位的提升,经济利益关系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更趋显著,由劳动地域分工所引致的国家间贸易关系作为国家间经济利益关系的重要内因,应该受到更多关注。本文主要基于产品内分工条件下"合成谬误"的形成机理以及对东亚地区"合成谬误"现状的实证研究,探讨了东亚各国以相似的要素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对国家间关系的可能影响。研究显示,由于东亚各国大多由价值链低端嵌入产品内分工体系,因而存在一定程度的"合成谬误",这会使得东亚各国缺少经济合作的基础,并为外部力量影响东亚的国家间关系创造了条件。不过,东亚各国间的要素优势仍然存在一定差异,"合成谬误"很可能只是阶段性存在的现象,这就为构建互利共赢的经贸关系提供了契机。为此,作为东亚最大的经济体,我国有必要加快培育新的竞争优势,扩大国内最终消费品市场,从而为减少与周边国家的贸易竞争、扩大互补合作的空间夯实基础。

东亚国际分工格局对中国高科技产品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伴随着我国高科技产业的迅速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高科技产品出口国之一。高科技产品出口以加工方式为主,集中在计算机、电子及通信等产业,外资企业是出口的主力军。这种状况与我国参与东亚国际分工的方式与程度密切相关,日本企业主导的垂直统合型分工和以欧美企业为制高点的全球生产网络,给我国带来光鲜的出口数据的同时,通过产业链中低端锁定、降低产业关联程度等方式一定程度上阻隔了技术外溢效果。因此,要通过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加强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开展海外并购和跨国科技合作以及突破产业链锁定重塑分工格局等方式提高我国科技产品的技术含量。

美国亚太地区美元国际化策略研究

为了应对美元在亚太地区国际化的挑战,美国利用独占日本的便利,借助控制民主化改革、平衡国际收支、主导战后赔偿,在日本建立起亲美的外向型经济体制,利用国内制度和国际经济规制的双重约束,强制日本服从美国的国际经济战略。通过确立亚太地区贸易桥梁、宽容国际投资扩张、默许组织区域分工、承认区域国际代表地位等,激励日本经济发展有机契合美元国际化。美国以日本作为推动美元国际化的支点和桥梁,规避美国直接推动的困境与被动,提升美元在亚太地区的国际化,其经验值得借鉴学习。

俄罗斯远东联邦区的外国劳动力

外国劳动力是21世纪初俄远东联邦区劳动力市场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特点是:东北亚国家的劳动力占有一定的比例,并以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力为主;外国劳动力分布不均衡。俄远东联邦区引进外国劳动力市场前景广阔,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雁行模式对中国产业及国际分工的影响

通过介绍、分析雁行模式,来展现东亚地区自70年代以来的主要国际分工情况。随后阐释该分工模式存在的不足,与受到的来自外界的冲击。在这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这种国际分工模式被现实实践有效扬弃,形成了"后雁行模式"。最后,立足"雁行模式"的变化与国际分工的变化,探讨其对中国产业发展与国际分工的影响。

东亚国际移民：趋势与政策

回顾了东亚的国际劳工移民的动向和原因,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东亚的国际劳工流动引起的一些政策变化:提高劳动力输出纯收益,重新整合回国劳工,劳力出口的再构建,推进和控制劳动力招募和保护劳工移民。最后做出了一些结论性的预测:越来越多的人到其他国家追寻赚钱的机会及更高质量的生活。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亚太地区经济整合性的增长、交流与传媒系统的扩大和交互联系、教育与培训的国际化、交通的日益简易和方便、收入差异、就业机会以及变化的环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