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30年的路径转换——重温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理论思考

1980年邓小平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重要讲话,剖析了党的一元化领导方式的严重弊端,为党的十三大启动以党政分开改革为主要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80年代末由于国内外政治生态骤变,政治体制改革思路进行调整,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与完善基本政治制度成为改革主要目标。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以科学发展观引领,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高度审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完善作为改革基本方向。中国政治体制改革30年来,尽管改革路径与阶段目标不断调适,但改革从未停止过。

法治财政建设中党规与国法的功能适配

在党领导一切和依宪治国相统一的背景下,规范化、法治化的党政关系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从财政法治建设的视角检视,尽管党的政治领导已经有较为成熟模式,但在具体事务上的党政分工并不清晰。基于我国政治现实,党务财政已经成为财政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执政党的自身政治定位决定了,其对财政事务的领导适宜规划、引导和督促,而非直接介入具体事务的规范与执行。预算法的运行实践已经证明,党务财政可由国家法律统一调整,党内法规从政策层面宏观把控即可。基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立场,就收入维度而言,党规不能作为财税课征的法源依据;在支出与监管维度,党规适合党费监管、党纪监督等内部问题,无需直接介入国家财政事务。至于改革指引、重大决策等,可以借助党内政策性文件。党规与国法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功能适配,可擎动规范党政关系的法治进程。

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经济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1945年至1951年,英国工党政府大力推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在计划经济方面也作了初步尝试。针对英国的基本国情,工党政府制定的经济计划不具有强制性,而是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因此这种劝导式的计划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

论战后初期英国工党的福利国家建设

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的福利国家建设,在某些方面改变了英国资本主义的面貌,是工业革命以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的一次大调整。尽管工党在执政6年后便疲惫地下台,但已经为战后的共识政治打下了牢固的现实基础。

走向市场经济的中国农业地理学

探讨了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农业地理学的主要研究趋向，即定性、定量、定位和定序分析相结合的应用农业地理研究；农业布局和农业区划研究的新重点；城郊农业的发展与合理布局；农业地理与政策探索；乡村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的农业地理研究。

高职院校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探索

本文阐述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经过两年的探索,通过科学界定系党政联席会议制度的五项事宜,着重处理好三种关系,实现了四个"有利于",增强了决策科学性及议事透明度,促进了系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

近年来费边社的发展状况探析

费边社作为一个已有130年历史的社会主义团体,至今仍然活跃在英国的政治思想舞台,并以传统的工党智囊团的角色对英国政坛施加影响。作为工党的智囊团,费边社在很大程度上与工党休戚与共。自2010年工党大选失利以来,费边社在理论上也发出了变革的口号,内容包括国家、经济、工党、环境问题等方面,目的既包括解决英国当前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也试图通过变革让工党在下一次大选中获胜。

试析二战后英国对缅政策的改变

二战结束后,英国政府的对缅政策发生了令人瞩目的改变。在国内和国际政治形势的推动下,英国政府开始与缅甸民族运动领导人通过谈判解决缅甸独立问题,加快了缅甸本部与山区少数民族的统一进程。英国对缅政策的改变深刻地影响了缅甸战后的政治格局。一方面,以昂山为代表的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抓住机会,以和平手段争取缅甸的独立建国;另一方面,自由同盟与缅甸共产党、少数民族的裂痕加深,终于在独立后爆发了内战。

当代英国工党执政方式对英国政党政治的影响与启示

英国工党自1997年执政以来,在布莱尔领导下,在建设"新工党、新英国"的思想指导下,主要采用处理党际关系上相互竞争等四种执政方式对内对外强力推行执政主张,优化执政环境。这些执政方式对英国政党政治产生了诸如使现有政党政治格局更趋于长远和稳定等方面的明显而深远的影响。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可借鉴、思考英国工党的执政方式,从进一步理顺党政之间的关系,形成党委全面领导、党政职能明晰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的执政机制等三个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执政方式。

中国民主化的路径选择、制度动力与转型模式

后发展国家政治发展的现实表明,各国的上层精英正在力图掌握民主化的主导权,各派政治力量在转型中达成妥协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同时,由上层精英尤其是一党长期执政的强国家主导的民主化更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在中国,尽管不同的民主化路径都有其合理性,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更为现实的选择。然而,从世界的民主化进程来看,从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扩展通常会存在严重的动力不足的问题,不健全的民主机制会成为"民主特权"的获得者手中的工具,以此来反对民主的进一步发展。而适度的党政分开是推动民主化的重要的制度动力,无论从经典的民主理论还是后发展国家的政治实践来看,它可以保证政治参与和政府绩效两个机制都发挥有效的作用。尤其是当今世界的政治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在一些后发展国家中党政分开与一党长期执政之间出现了相互依存的情况,它使得民主化进程稳定而有效,同时也为执政党提供了新的合法性。

党政统筹下的三权分工: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结构及其调适

新一轮党和国家机构改革重塑了党政关系,继而引起政治权力和国家治理结构的变革。既有研究提出了党政融合和党政分工框架,前者过于笼统,后者则在操作层面存在职能分开的困境。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有其独特的历史和逻辑:公共权力主体已从国家拓展至政党。有必要把党政关系与三权关系贯通考察,以摆脱党政职能分合以及将三权关系局限于国家权力范畴的思维惯性。党政大部制改革从党政职能调整跃至机构设置层面,实现了机构、职能与人事的全面统筹,并通过对公共权力进行功能性分权形成三权分工体制,这迥异于西方通过结构性分权形成的三权分立制衡体制。党政统筹下的三权分工是理顺党政关系和完善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由于公共权力的实践场域从政权扩展至政党,还需在党政体制中继续探索权力运行的一般规律,以实现输入和输出端的平衡。

全球化、知识经济和比较教育学

有人认为,知识经济1代表一种相对更强的全球化视野,也体现了它与教育体系间的潜在关联,因此知识经济对比较教育学2来说意味着一种极其严峻的挑战。随着人们对知识经济讨论的日益增多,围绕比较教育学似乎也引发了一些主要理论和方法论问题,本期特辑便是对以上问题进行介绍和探讨。知识经济引起教育领域多方面的变化,本文关注这些变化对"国家教育体系"三大要素产生的不同意义:就"国家"而言,本文将讨论方法论国家主义的性质及其影响,强调教育治理中日益显露的多标量性;就"教育"而言,本文认为当今的教育应该以不同的方式做不同的事情,而不是用不同的方式做同样的事情;就"体系"而言,随着不同规模、不同职责的平行部门不断发展,教育部门的组织机构也在发生改变。总体而言,本文认为我们能够见证一种在功能上、标量类型上和部门性上(非零和)创新的新型教育治理分工的发展。最后,本文将解答"现在需要比较什么"的问题,并将思考贯穿比较教育学的"解释"和"学习"所产生的影响。

种族问题与斐济政治现代化

种族问题并非导致斐济政治现代化困境的根本原因。斐济东部酋长制为联盟党的寡头政治提供了牢固的政治合法性,成为阻碍斐济政治现代化的绊脚石。只有民主政治能取得稳固的合法性根基,斐济政治现代化才能最终实现。

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侵权责任的划分——德国环境设备责任的启示

企业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中,对于如何划分排污企业与治理第三方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学界存在较大分歧。通过对现有主要规范性文件梳理发现,从责任类型到具体内容,现有规范都不甚明确。德国环境法上的环境设备责任制度与"污染者负担"原则及排污企业的注意义务均无矛盾之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为此,可以借鉴德国环境设备责任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区分委托运营形式和建设运营形式,根据具体情形划分排污企业与治理第三方之间的侵权责任。

中国语境下行政主体概念规范认识危机:反思与重构

行政主体概念规范认识问题是行政法学体系化的一个元问题。中国语境下行政主体概念规范认识危机是指衍生于西方语境已成“规范性”的行政主体概念无法有效回应解释其所依附的公共行政现实结构变化的一种认知解体状态。产生这一危机的法之通理在于概念的功能与功效混淆、封闭与开放的内在结构割裂、所承载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辩证关系误解及构造方法上民法技术迁入的融贯性缺失;法之殊理在于:中西概念功效上“分”与“合”的价值期待,建构原点上国家机关与国家的独立公法地位选择,公共行政体制上党政关系差异的三重悖论。化解这一危机的路径在于重构行政主体概念的本土化规范认识框架。

关于邓小平政党与政权关系理论的探析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要坚持党的领导就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完善党的领导。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环节 ,也是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的重要方面。党政分开有助于推进依法治国 ;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

党组织嵌入与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新兴古典超边际分析与实证检验

基于新兴古典分工网络理论,首次构建党组织嵌入对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数理模型,并使用全国第十四次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党组织嵌入显著推动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并通过外部资源链接机制和内部稳定维护机制来发挥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此作用在规模较大、数字化水平低区域、非家族的民营企业中表现更好。拓展性检验表明,党组织嵌入可以协同现代治理结构、放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助推民营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集合权力:多元赋能与分工协同——县委书记权力结构研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全新定位县委是“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是“一线总指挥”。这一新定位要求我们既要跳出西方的“分权”理论陷阱,又要摆脱“一元化领导”的“集权”思维定式,真正把县委书记权力研究建立在新时代党和国家重大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变化基础之上,贯穿到中国政治体系和县域治理的全过程、全领域、全方位中去,以生态学的多维视角构建“县委书记集合权力”的分析概念与研究范式。本文借助于多元赋能和分工协同的分析逻辑与框架,阐释县委书记权力的多元来源与构成,提出党的全面领导、党的组织路线、国家治理体系、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目标等维度多元赋能形成了县委书记的集合权力,并剖析县委书记集合权力的分工协同。县委书记集合权力正在成为一种真正匹配中国县域实然政治运行的多元复合权力结构。

基层治理中“条块分割”的弥补与完善——以北京城市“一体两翼”机制为例

为解决基层社会治理中长久以来存在的"条块分割"弊病,北京市创造性地实施了"党建引领"下的面向党政系统内的"街乡吹哨、部门报到"机制与面向公众的"接诉即办"改革,为破解新时代基层治理难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是,如何形成弥补和完善"条块分割"的长效机制,当前仍存在不少问题:党建引领作用发挥不足、"街乡吹哨、部门报到"的联合执法机制面临着合法性问题以及"接诉即办"的绩效评价机制不完善。为此,推进"党建引领"机制的规范化、"街乡吹哨、部门报到"联合执法机制的法治化、"接诉即办"机制的长效化既是解决"条块分割"的长久之计,也是维持基层治理有效运行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