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乳腺癌患者育儿干预研究的范围综述

目的归纳和总结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乳腺癌患者育儿干预的基本内容及干预效果。方法以JBI发布的范围综述指南为方法学框架,检索中国知网、万方数据、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CINAHL、PsycINFO、Web of Science等数据库,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3年11月30日。对纳入文献进行归类和分析。结果共纳入14篇文献,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乳腺癌患者育儿干预研究涉及针对乳腺癌患者、未成年子女及其配偶的干预,干预内容包括亲子交流指导、情绪管理指导、加强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培训、健康知识教育及亲子相处指导等;育儿干预的频次、时间存在较大差异;育儿干预可改善患者的育儿能力、亲子沟通能力以及其未成年子女的情绪行为问题等。结论针对乳腺癌患者及其未成年子女开展的育儿干预内容、干预形式仍有待完善和优化,需重视以家庭为中心,并进一步探索基于互联网及针对特殊患者群体个性化的干预方案,以提升育儿干预效果。

儿童主任工作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北京市六区的实证调查

儿童主任队伍培养和支持体系建设是当前我国基层儿童福利和保护制度转型升级的重点,儿童主任的履职效果直接影响着“最后一公里”服务递送质量。基于北京市六个区702位儿童主任的问卷数据,使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儿童主任工作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儿童主任在履职中存在工作效果不均衡的现象,专业能力和职业支持对儿童主任工作效果起到正向作用。研究提出儿童主任制度建设的战略调整和健全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的建议,要厘清儿童主任岗位所需的核心专业能力,基于此建立儿童主任队伍教育培养体系;从完善正式制度、构建本地化同伴支持平台和丰富社会网络资源等多个维度加强对儿童主任的职业支持;增强儿童主任的职业认同,加强对儿童福利和保护工作的领导注意力和工作精力的基层投入力度。

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扶养问题透析

在大力倡导离婚自由的同时,应对未成年子女的利益给予充分的关注。其中对子女利益影响最大者,除了子女监护人的确定,当属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扶养,而我国有关法律的规定却是相当地笼统和简略。从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出发,应完善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扶养制度,国家和社会也应提供必要的帮助。

论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

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在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表现为不同的法律样态,大陆法系国家以亲权制度来调整这一法律关系,而英美法系国家则以监护制度来调整。虽然两大法系在立法模式上有所不同,但实质内容都是要解决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教育等问题。本文从不同的角度对两大法系的相关制度进行了比较分析,并提出了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保护的有效方式。

基于社会支持理论的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教育与保护研究

从社会支持理论视阈研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教育与保护,改变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作为客体的单向度地帮助的现状,应从内化主体的社会支持意识、对社会支持的能动建构、改善对社会支持的主观评价、强化家庭在社会支持功能发挥的作用等多角度来有效地提高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更好地教育、帮助和保护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以促进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健康地成长。

子女离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婚姻稳定性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预示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经历子女离婚,然而子女离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老年父母健康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从老年健康的角度出发,强调来自家庭层面子女离婚的影响,并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等方面分析子女离婚如何影响老年健康及其发生的机制,探索家庭内部影响因素间的作用与联系。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分析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当前我国老年人而言,子女离婚仍是少数,但子女离婚会对老年父母健康带来冲击,表现为有离婚子女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身体不健康、慢性病患病数量显著更多、精神健康水平更低;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的健康负面影响具有持久性;相较于儿子离婚,女儿离婚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觉身体不健康;子女离婚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具有性别异质性,离婚更易影响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是一个重要原因。

论登记离婚中未成年子女利益的法律保护

登记离婚与诉讼离婚相并行,成为人们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重要方式。我国登记离婚制度在充分保障婚姻当事人的离婚自由的同时,却忽视了对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保护。在登记离婚中,对涉及未成年子女问题审查形式化;没有考虑有未成年子女家庭的特殊性及未成年子女的意愿;对于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登记离婚中角色定位有偏差。由此,有必要对我国登记离婚度进一步加以完善,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残疾儿童家庭生活的支持模型——基于六地家庭的质性研究

笔者通过教师访谈了解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298户残疾儿童家庭的生活基本情况,并对6户残疾儿童家庭进行实地研究,获取质性资料,并根据家庭结构和家庭赋权增能的程度将家庭划分为几种类型,由此归纳出残疾儿童家庭生活的支持模型。即在给予一个完整家庭支持的基础上,帮助家庭体验到支持对促进家庭自主寻求支持具有重要的意义,这种体验支持与寻求支持的心理对家庭生活支持具有重要意义。

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与监护研究

本文对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监护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了细致梳理,提出父母离婚后在未成年子女的抚养、监护问题上法律应确立这样的标准,即规定除了某些例外情况,子女和父母之间的个人的、直接的和经常的联系应予维持。

贵州农村少数民族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系统研究

基于社会支持提供者和社会支持内容相结合的研究框架,通过对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农村少数民族儿童的问卷调查和部分相关人员的访谈,从一个比较的视角对农村少数民族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进行研究。调查显示,少数民族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系统主要由非正式支持构成,即血缘支持和私人支持所构成。

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留守儿童社会支持网络的构建与实践——以广西天等县关爱留守儿童项目为例

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和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留守儿童的问题在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尤为突出。广西天等县在国际援助组织的支持下,通过在全县构建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提高了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和水平,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的基础上,由政府、学校、社区、社会各方力量组成的留守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步形成并发挥作用,为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解决留守儿童问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父母离婚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

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2014—2015),从家庭结构与家庭资源双重视角考察了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教育的影响及其中介效应。研究发现: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教育有明显的负面影响,家庭结构缺损和资源被剥夺是影响未成年子女教育的重要中介机制。从家庭结构看,“母亲缺位”和“双亲缺位”对子女教育的负面影响远大于“父亲缺位”;从家庭资源看,离婚导致了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不同程度的受损,进而影响子女教育,其中家庭社会资本除了对子女教育有直接中介效应外,还对家庭文化资本产生调节作用,影响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效率。应从制度与非制度两个层面为离婚家庭建立保护机制,以减少父母离婚对未成年子女造成的负面冲击。

帮扶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社会主义理念原则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受趋利等因素的影响,人性恶找到了发作的温床,表现为社会犯罪现象凸显。国家依法惩处罪犯,一方面,维护了社会的秩序和稳定,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未成年子女(以下简称"特定子女")也在法律惩处中遭到连带和殃及,从而又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视角,社会稳定的高度、关注民生的良心,探讨了对"特定子女"帮扶的社会主义理念原则:在经济理念上的民生原则,在思想理念上的疏导原则,在教育理念上的保障原则,在发展理念上的法制原则。

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的参与权

未成年人参与权是未成年人人格独立和人格尊严的体现,也是保护未成年人独立利益的需要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要求。《儿童权利公约》第十二条是未成年人参与权的国际法依据。我国《民法典》和《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了关于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参与权的规定,其内容体现了更先进的立法理念,但表述上的不一致可能带来法律适用上的困扰。完善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参与权制度,应在法律中正面规定这项权利,不设定未成年人在离婚案件中享有参与权的具体年龄标准,并明确父母、人民法院等主体的义务内容;还应在离婚案件中设立程序监理人,为未成年子女行使参与权提供程序保障。

澳大利亚离婚家庭子女经济支持政策及其影响

澳大利亚每年的离婚人口数量较高,涉及未成年子女的离婚数量占到将近一半,每年有超过40000名18岁以下未成年子女正在承受着家庭离散之苦。与情感方面相比,经济上的变故给离婚家庭未成年子女带来更大的冲击。根据对澳大利亚离婚家庭的家庭收入、房屋拥有率、租房费用、资产总量以及经济压力这几个指标进行对比和分析,发现离婚对澳大利亚家庭经济水平具有严重负面影响,是导致澳大利亚离婚家庭子女福利降低的根源。随着离婚家庭经济水平的降低,澳大利亚离婚家庭的儿童保育费用下降、儿童教育支出减少、子女发展受到明显抑制。为此,澳大利亚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采取了诸多政策措施,在改善离婚家庭子女福利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巨大成效,具体措施包括明确财产和抚养费分配的原则、优先考虑儿童最大利益、制定“儿童抚养计划”等。随着中国离婚程序的简化,中国离婚率已经从1984年的0.39%升至2018年的3.2%,超过了英、法、韩、日等国家。中国受离婚影响的未成年子女数量也随之不断增长,他们正承受着离婚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和物质压力。澳大利亚对离婚家庭子女的支持政策值得我国借鉴,建议我国以“儿童最大利益优先原则”确定抚养人,合理确定抚养费数额,加强抚养费执行与监管,这将有利于改善离婚家庭子女的生活,维护未成年子女利益,从而更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发展。

少数民族搬迁移民儿童社会融入何以可能——基于优势视角的融入机制与支持网络构建

在后扶阶段,影响我国少数民族搬迁移民儿童社会融入的主要因素已经由政府政策、资金等外部宏观因素转变为家庭、学校及社区等微观因素。研究少数民族移民儿童社会融入的关注点要由聚焦于政策、制度等宏观领域转至家庭、学校等微观场域,研究视角也理应由聚焦制度排斥的问题视角转向关注社会融入的优势视角。由此,根据优势视角理论及布朗芬•布伦纳的个体发展模型,在正视移民儿童社会融入问题和困难的前提下,剖析促进少数民族搬迁移民儿童社会融入的动力机制,挖掘移民儿童所具有的内外优势与资源,构建促进其社会融入的社会支持网络。

父母离婚情形下未成年子女姓名变更管理探析

父母离婚后一方单方面变更其未成年子女的姓名,为了自身的利益,既未听取未成年子女的意见,也未妥善代理子女行使其姓名权,极易引发纠纷和矛盾。我国关于未成年子女姓名权的法律制度并不完善,法官在司法审判中通常适用不同的法律、有着不同的利益衡量,未成年人的姓名权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立法者应着力完善未成年人姓名权的法律规范,户籍管理机关应加强对未成年子女姓名变更方面的管理,裁判者应该遵循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尊重子女意愿原则,对父母离异后未成年子女的姓名变更纠纷做出慎重的裁决。

离婚冷静期制度的困境与突破路径分析

离婚冷静期制度在我国《民法典》中的大胆尝试和适时引入,深刻表明我国民法工作者对因草率式冲动型离婚给社会及家庭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担忧和积极探索应对之策。总体上看,《民法典》第1077条仅对离婚冷静期做了原则性规定,或许出于法律制度渐进性完善的考虑,《民法典》并未对冷静期内夫妻双方的权利义务、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规范、必要的配套措施予以细化明确。若要真正建立起理论基础扎实、制度镶嵌合理、价值评价成熟、社会效益最佳的离婚冷静期制度,应从冷静期内夫妻关系的法律效力认定、设置有弹性的冷静期限、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利益角度分析该条款的具体适用;引入第三方干预机制细化和完善该制度,设立“调查—咨询—调解”配套措施,发挥该制度应有之功效。

离婚诉讼前(中)“藏匿孩子”背后的法律缺失以及对策研究

“抢夺、藏匿孩子”是指离婚诉讼期间,为争夺抚养权、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一方通过非暴力手段转移未成年子女并隐匿其踪迹的行为。《未成年人保护法》(2020修订)第24条首次将“抢夺、藏匿孩子”这类恶劣的社会现象通过立法确定,但此次修订亦有遗憾之处,《未成年人保护法》宜在下一步明确藏匿孩子行为的性质、补充预防措施、增设权利救济途径、建立惩处措施,才能更系统地保障未成年合法权益。

父母离婚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法律缺陷

当前,不抚养一方妨碍抚养权利行使是我国子女抚养权判决执行难的一个突出问题。应该通过加大对拒不履行子女抚养权判决行为的处罚力度,明确对拒不交出子女的父母一方适用司法强制措施,明确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罪规定的情形,简化子女户口迁随抚养一方的手续等法律措施,保障父母离婚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