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实证研究——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

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提出的“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的有力实践。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是内蒙古自治区“人案矛盾”突出的法院之一,总结了做好基层调解的先进经验,形成了符合当地乡规民约的调解方法和解决纠纷的方式。推进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是提升辖区案件审理质效、展现地区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的必然选择。推进通辽市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设,加强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将社会纠纷化解于萌芽状态,对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具有重要的意义,既是努力实现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现实需要,又是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以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和合无讼”诉源治理模式为切入点,对通辽市各级人民法院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情况、经验、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和深度剖析,以期为内蒙古其他地区进一步优化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一定的参考。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研究

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是从长江、黄河跨行政区域流域治理开始的,经历了对跨行政区域生态补偿制度实践的反思与探索,建立了流域源头生态环境的纠纷解决机制。对于跨区域流域水污染纠纷解决的途径,法律主张采取协商与协调相结合的办法。《民法典》规定生态环境侵权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要构建完善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体系,需要建立生态环境损害政府索赔诉讼制度,确立前置程序是检察机关履行环境公益诉讼的范式,规范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协同模式。要完善侵权惩罚赔偿司法适用制度体系,就需要构建生态环境损害适用惩罚性赔偿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刑附民公益诉讼案件惩罚性赔偿的民事适用制度,生态环境侵权案件惩罚性赔偿的司法适用制度。

美国“专利舞蹈”特性对我国构建生物仿制药诉前专利纠纷解决机制的启示

目的为我国构建生物仿制药诉前专利纠纷解决机制提供建议。方法查阅国内外文献,总结“专利舞蹈”的特性,与我国借鉴Hatch-Waxman法案构建的《药品专利纠纷早期解决机制实施办法》(简称《实施办法》)的特性进行对比,并提出相关建议。结果高效性方面,专利声明制度可能造成生物仿制药申请人(BA)、参考产品赞助商(RPS)间的利益失衡,导致《实施办法》程序形同虚设,降低其效率。公平性方面,专利信息公示缺乏相关法律强制性要求,造成BA专利搜索范围扩大,导致准确性降低;专利登记范围有限,不利于BA全面了解参考产品的专利布局,使BA专利侵权的风险上升。非强制性方面,《实施办法》的强制性对我国现阶段生物仿制药行业的发展起到正向引导作用,但应给予BA是否参加诉前专利纠纷的选择。结论随着生物仿制药行业的发展,我国需借鉴“专利舞蹈”,建议建立生物仿制药专利诉前“人为侵权”机制,完善我国专利信息登记制度的公平性,根据生物仿制药行业发展调整强制性,构建我国生物仿制药诉前专利纠纷解决机制。

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司法属性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集治理属性、服务属性、司法属性于一身的国家治理体系。司法的基本属性应包括“为纠纷而存在”“以程序为轨道”“须有第三方介入”“法律专业性至上”“具备解纷能力”“最强法律效力”以及“独立中立公正地位”等理论要求。非诉机制建设的成功在于能正确理解和运用司法属性理论,而出现偏差也源于此。通过用司法属性理论对非诉机制的主体资格、解纷能力、程序运行、效力认可、诉非衔接等问题逐一对照,探索以理论指导和支持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改革路径,继续完善理论与实践匹配成功的制度,矫正和创新尚不符合司法规律的体制机制,形成具有理论灵魂的“非正式司法”版图,以司法属性理论指导司法体制改革全面深化。

马锡五审判方式及其对诉源治理的启示——以“封捧儿案”为切入点

马锡五审判方式是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法治建设的重要创造,注重调查、依靠群众、调判结合是其重要特征。“封捧儿案”是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典范案例,以诉源治理的视角对该案进行“麻雀式”剖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探究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当代意义。马锡五审判方式与诉源治理同为党领导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同是能动履职理念驱动下的生动实践,同时,马锡五审判方式还是诉源治理产生的重要源头。马锡五审判方式启示我们在推进诉源治理工作时,一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树牢司法为民工作理念;二要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三要立足司法审判职能,坚持实质化解矛盾纠纷。

民族法治文化助益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及多元解纷路径探究

民族法治文化是民族地区长期形成的,对法律特有的认知观念、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和价值追求,与个人情怀密切相连,具有谦抑性,蕴含民族伦理道德和荣辱观念。在人民法院发挥能动作用,全面推进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和诉源治理场域下,弘扬民族法治文化精神,融合现代法治理念,激发矛盾纠纷化解的内生动力,是实现社会有效治理,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保证。要打破狭隘的宗族观念,消减现代法治理念和民族法治文化之间的隔阂,培养专业化民族法律人才,完善配套协同性措施,提升村民法律素养,激发法治文化活力,实现自治、德治、法治和智治的衔接,为民族地区多元矛盾纠纷化解及社会治理提供价值指引和文化保障。

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概念的澄清与解读

行政机关自我纠错是指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因行政行为存在违法、不当或瑕疵等错误情形依照特定程序对相关错误予以纠正的制度。理论滞后于实践阻碍了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制度的全面推广。对此,应首先从基础概念入手,将其与“行政纠错行为”“行政行为纠错”“行政程序的重开”等相近概念进行比较,厘清内涵边界。进而,从纠错主体、纠错客体、纠错方式等基本要素展开对“行政机关自我纠错”的制度机理进行细致刻画。

论我国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构建

知识产权纠纷具有高度复杂性、利益保护紧迫性和市场关联性等显著特征,其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构建应坚持注重效率、保密性、市场导向并兼顾消费者的利益。而单一的诉讼机制并不能完全满足当事人的上述解决纠纷需求,基于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与当事人程序主体性理论,应当不断发展和完善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机制,并建立程序引导、法院附设ADR、司法确认、保障促进、诉讼服务等配套机制,为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提供便捷、高效、多元的纠纷解决途径。

知识产权纠纷诉调对接机制探析

知识经济时代催生了大量的知识产权纠纷,其较强的专业性、复杂的案情、较大的争议标的额等特点,要求一套完备的纠纷解决机制来快速高效地解决知识产权纠纷,从而满足当事人解决纠纷的根本诉求,同时兼顾平衡多方的利益。诉调对接机制契合了知识产权纠纷解决的需求,将诉讼调解、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相对接,使各方优势互补,形成合力,促使知识产权纠纷以更加便捷、经济、高效的途径得到解决。

我国知识产权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研究

通过对近几年中美两国知识产权案件受理量进行比较,我国有必要建构一套完备的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缘于知识产权纠纷具有复杂化、市场化、当事人利益多元化、高度涉外化等特殊性,知识产权纠纷解决机制的运行现状表现多样,并存在单一诉讼机制彰显不足、行政救济空泛脱节、调解机制内在缺失等运行困境。因此,应以经济与效率、合作与共赢、兼顾市场利益与消费者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不断发展和完善诉讼、仲裁、调解等多元机制,并着力协调各机制之间的相互衔接,完善相应保障促进机制,为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提供便捷、高效、多元的纠纷解决途径。

我国竞技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框架体系的构建

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专家访谈及比较分析等方法,从竞技体育纠纷基本含义、基本特征入手,分析竞技体育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并对我国竞技体育纠纷解决机制的现状进行了分析,论证了竞技体育非诉讼解决机制优势和局限性。依据建立我国竞技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法源,重点对构建我国竞技体育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的框架体系进行了探索。

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探析

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的形成进行考察,并结合农村社会特点对该制度予以分析和思考,指出建立行政性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或可成为现阶段农村土地承包纠纷解决制度的方向。为了确保迅速、便捷地解决农村土地纠纷,行政性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制度在实践中仍需坚持独立仲裁、及时便民、节约高效以及调解为主等原则。

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论纲——基于地方立法的观察与思考

完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举措。面对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以及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广泛性,加快推进我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对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具有现实而迫切的意义。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立法应当定位为一部综合性的促进法,在汲取各地方立法经验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围绕职责分工、解纷体系、机制衔接、保障措施等方面,着力破解主体职责不明、诉非衔接不畅、实效发挥不彰、结构层次紊乱、资源配置不合理等突出问题,坚持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促进形成和解、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方式功能互补、有机衔接、科学系统的金字塔型纠纷预防化解体系。

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法院的作用

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中作用的理性定位是该机制建构及顺畅运行的基础性问题。鉴于法院专司法律的职责、法院的司法权威及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法治化发达程度,法院在多元纠纷解决机制建构及运行过程中应该发挥协调作用、准则输出作用、指导作用和监督作用。

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及其完善——基于S省P县法院的实证分析

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是一种在确保人民法院履行依法裁判职责的基础上、在诉前分流部分案件至非诉机构、以充分发挥非诉渠道解决纠纷的功能、建立诉讼与调解相互衔接的工作机制。本文通过对S省P县法院的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试点运行情况进行深入实证调研,分析诉调对接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提出了加强法院的指导、对案件进行类型化调解、创新工作机制等完善诉调对接机制的建议。

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嵌入国家社会治理之基本途径——以青藏地区现实运作为切入点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作为本土化资源,是相应地区社会治理手段之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如果没有一种合理的互嵌式制度构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作用将被正式制度挤压、替代,使社会治理难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在社会治理的途径和方式上,绝不能忽视极易被边缘化的知识传统,需通过多元解纷机制之构建以及权利救助组织力量之培育等途径和手段将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适当嵌入国家社会治理。

第二审程序的反诉:制度建构与理念变迁——兼评《民诉法解释》第328条

第二审程序的反诉为相对独立之诉,程序选择权与纠纷解决一次性两种理论为其提供了坚实的正当性基础。《民诉法解释》第328条是第二审程序的反诉在我国的客观实在法依托。然而,该条所做的程序安排交织存在着利益失衡、程序断裂与规范错位三大重要问题,严重抑制了第二审程序的反诉的理论认同与实践利用。在建构有序化与弹性化的第二审程序的反诉的过程中,合理的思路是适度糅合当事人合意机制与法院阐明权以实现二者之间的共同生长。这样,合作理念将适当注入现代民事诉讼之中,进而将深刻改变民事诉讼格局及其未来发展路向。

纳税争议复议前置的反思与展望

纳税争议专业性较强,由行政复议先行解决理论上可以高效、全面化解争议,及时保障国家税收,并减轻法院诉讼负担。但纳税争议复议前置违反比例原则过度损害了纳税人权利,由于复议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不足导致复议决定难以令人信服而徒增维权成本,不存在减轻法院税务诉讼负担的现实需求,不利于优化营商环境,已越来越不符合新时代的需要。在行政复议体制机制还未发生重大变革前,在行政复议公信力还没有得到普遍提升的背景下,纳税争议复议前置制度应当立即寿终正寝。应建立健全纳税争议解决自由选择机制,以实现国家税收征管效率与纳税人权利保障的平衡。

南海渔业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研究

南海海域的主权争夺,以渔业纠纷频发为主要表征。南海渔业纠纷的成因及特点,决定了渔业生产者选择诉讼外方式化解纠纷的偏好。南海渔业纠纷非诉讼解决机制旨在通过调解、仲裁、协商、谈判等非对抗性方式解决纠纷,以弥补司法机制及渔业执法的不足。通过优化南海渔业纠纷调解制度、设置渔业纷争处理机构、健全渔民保险机制、推进南海区域合作机制构建、建立并发挥非政府间组织协调作用等途径完善南海渔业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保障我国渔民合法权益及宣示我国南海海域主权。

论诉讼和解作为意定纠纷解决机制——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为背景

《民事诉讼法》对于诉讼和解仅有原则性规定,制度性的规定大都被遮蔽在调解制度之中,有必要从调解制度中分离出诉讼和解制度。诉讼和解与实体法和解相对,而诉讼和解又可以分为法庭上和解与法庭外和解。在形式上,诉讼和解不需要法院依据和解内容做成调解书,如果是当事人在法庭上达成的和解协议,法院记录在案即可。执行和解合同制度包含了终止程序的内容与实体法和解协议内容,应采分离说,分别处理二者的效力。在实体法上,和解协议改变了实体法的法律状况;在程序法上,诉讼和解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相应地也排除了诉讼系属,诉讼和解可以作为强制执行的依据,但没有既判力。在诉讼和解无效、被撤销乃至被解除的情况下,原则上应恢复到原有程序,由原审法院继续进行诉讼和解无效等确认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