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魂》作者辨

《史记·屈原列传》结尾的太史公赞语已指出《招魂》的作者就是屈原。这是屈原作《招魂》的“铁证”。王逸《招魂章句》序内容与史料和《招魂》内容不吻合,因此“《招魂》为宋玉作”一说不可信据。后代一些学者对王逸说的修正是徒劳的。第一人称用“朕”并非宋玉的语言习惯,而是屈原的语言习惯。这进一步证明《招魂》的作者是屈原而非宋玉。

智能学发展史的启迪

遵循智能学发展史,概略地考察古代智能学及其终结、近代和现代智能学的特点,以及一些知名学者的学术经历简要情况;对智能学与数学、哲学、心理学、信息科学等的关系和智能学发展规律和未来趋势作了分析。

“畅神说”旅游审美观之意蕴

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的生命意识全面觉醒,中国自然审美观亦由"致用"、"比德"阶段发展到"畅神"阶段。在此背景下,旅游活动与自觉审美活动发生第一次碰撞并产生"畅神说"旅游审美观。这种旅游审美观主要包括"山水质有趣灵"、"山水以形媚道"与"澄怀味象"、"应会感神"等内涵。

复兴中华 重铸黄魂——安若定的“大侠魂主义”述略

安若定的"大侠魂主义"产生于救国救民的社会实践之中。它以"宇宙魂"为本体,以"真情主义"、"热肠主义"、"无畏主义"为主要内容,以"怒观主义"、"美观主义"为认识论,其具体运用涉及到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大侠魂主义"体现了爱国主义、世界主义和生命主义的思想特质。它代表了一部分中国人对待民族前途与命运的思考,是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之途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思想探索。

论宋词娱宾遣兴的文化功能

宋初朝庭将赏花钓鱼、曲宴赋诗作为常例和制度规定下来 ,以至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饮宴游乐的文化习俗。曲子词在宋初朝庭这种文恬武嬉、欢歌醉舞的世俗文化的风习中 ,找到了合适的位置———于酒席歌筵承担娱宾遣兴的角色功能。宋词的文化角色功能具体表现在消遣式、反省式、游戏式、价值化、审美化等方面。宋词所表现出的与诗文道统迥异的文化功能 ,是宋人对文学功能的一种开掘 ,是宋人关于人性的深度觉醒。

南宋词与理学新论

南宋词"复雅"理论在理学"崇正"思潮影响下形成了以东坡词为"正统"的词学正统论和词学宗派论,而词的创作则在发展东坡词法基础上逐步形成以"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为表征的宗义理词风。在词人群体形成及演变方面,理学人士对苏学的推崇不仅直接促成了南宋苏轼词派的形成,而且在苏、辛词派交替过程中起极重要的中介作用。随着程学地位的不断提高,宗程学或具有程学倾向的词人不仅从思想、理论与创作方面拓展了以崇苏为基点的"复雅"词风,且还以极大热情参与辛派的建构并逐渐形成理学家词人群。考察南宋词风演变及词学理论的文化背景,理学无疑是一个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如果忽视它的存在,将难以对南宋词理论实质、词派演变及创作倾向作全面深入的把握。

况周颐对明词的评价与反思——兼论清人对《草堂诗馀》的评价

清人对明词创作多持否定态度,多有不够允当之处,相对来说况周颐的意见较为中肯。究其原因,明代词学推举性情,重视作品中性情的抒写,浙西、常州词派虽不废性情之作,但于性情内涵以及抒写方式的界定上与明词有根本的差异,他们倡导"醇雅"、"比兴寄托"、"沉郁"之论,反对明词创作中性情抒写俚俗化的倾向,而况氏在性情论上却与明代主情论词学思想存在着一致性。另外,《草堂诗馀》在明代词学建构与词坛创作中有着重要的意义,浙西、常州二派对《草堂诗馀》多持批评态度,往往将明词的衰靡不振、创作中的俚俗化与《草堂诗馀》联系起来,而况氏对于《草堂诗馀》却有着与浙、常二派不同的看法。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况氏在评论明词时才能不废有明一代词作,并给出中肯的评价。

词魂——论宋玉的词人本色

自五代《花间集》引巫山神女入词之后,宋玉赋内化了词的情采,有别于俚俗曲词,为酒令小唱注入了骚雅词风。历代词中反复出现“高唐梦”“楚王风”,这一镕铸情感与意象的文学张力,显示出宋玉为词人共同的美感追寻建构了特殊的美学理念与价值思维。词人不论是自拟宋玉,或怀想宋玉,偎红倚翠的文人,均借用宋玉辞赋,烘衬美感经验。宋玉的抒情与文学意境的美感,给予词人创作的灵感。因此,宋玉是传统词学里的一种精神典型,在词史上成为重要的词魂。

论教育的灵魂:“立人性”

文章由4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先回答3个问题。即什么是教育的灵魂，“教育的灵魂：‘立人性”’是如何提出的，为什么说“立人性”是教育的灵魂。第二部分讨论“立人性”的正向涵义。认为“立人性”就是培养人的生性、塑造人的心性、发展人的习性。第三部分分析对“立人性”的负向理解。强调“立人性”不是以人为本，不是人格教育，不是培养人才。第四部分论述如何进行“立人性”教育。提出4点看法，即宣传“人贵”，实践“人本“，规划“人生”，培养“人格”。

南宋词“雅正”说辨

南宋词学中的"雅正"说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就其根源看,"雅正"说的理论基础正是南渡以来具有浓厚理学色彩的"崇正"理论;就其理论特征看,"雅正"说的重心并不在于建立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艺术理论,而在于"正"词坛之不"正",崇尚"正统"的意味甚浓;就其学术倾向性看,"雅正"说颇同理学领域中的"道统"传承,不仅有着"定于一尊"的"正统化"词学痕迹,而且有着类似理学"道统"的清晰的传承统系。

“词中老杜”说介评

近20年,"词中老杜"说成为研究热点,成果众多。通过尽可能多地罗列梳理关于"词中老杜"说的研究资料,说明"词中老杜"说的客观存在,进而揭示、归纳"词中老杜"说的丰富涵义,对这种文学研究现象做进一步的评价,并分析这种文学研究现象成为热点的原因。

试探阳明之心体与善恶

对王阳明善恶观理解的不同，是阳明弟子分裂为几个学派的内在原因。“王门四句教”是阳明哲学之浓缩，也是最易产生歧义之处。阳明的心体善恶观表明其心学不是求善的学术，而是发善的哲学，这就是“无善无恶与至善”的终极意义所在。

朱熹词学思想初探

朱熹词学思想具有独特的内涵,是南宋时期的特定产物。朱熹关注词体缘起,针对词的起源问题,提出“泛声”的假说。承袭苏轼“以诗为词”,朱熹以为词应具有“奋然灭寇”的社会功能。在词的审美追求上,受词坛复雅之风的影响,朱熹确立了“雅正”的词学标准,推崇和平粹美的审美理想,成为南宋复雅之风中不可或缺的环节。

浅析李约瑟的“灵魂阶梯”学说

通过比较荀子关于人与万物有别的论述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之间的异同,分析李约瑟对《刘子》与《蠡海集》中相关文字内容的理解,最后指出李约瑟在其《科学思想史》中所归纳的"灵魂阶梯"学说是不恰当的.借此说明,李约瑟也有错误的时候,对其某些观点进行摘引之时,亦需谨慎.

心灵功能主义的螺旋式发展

在古希腊物活论背景下，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就有了心灵功能认识的原始萌芽。17世纪，在机械论世界观的影响下诞生了霍布斯的心灵加减功能说。到了现代，随着图灵机的诞生，产生了基于计算的心灵认识模式，主张把心当作软件，把大脑当作硬件。在当代，进化论的视角又一次兴起，基于进化的新目的论产生了，它是功能主义对心灵的最新解读。功能主义在一次次不断地自我否定中呈现出螺旋式的发展，它是心灵哲学中最有前景的理论之一。

青白志·青白瓷·青白辞——初探宋代文人思潮下青白瓷与雅集之关联

本文研究宋代文人思潮下青白瓷与雅集之关联。笔者在对宋代青白瓷与宋代雅集相关文献的研究中发现,虽然将这两者进行关联研究的非常少,然而,这两者之间却有着千丝万缕的相似。通过对两者之间相似性的比对,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宋代青白瓷与宋代雅集,它们是宋代文人思潮下的双生花。我们将其概括为:青白志·青白瓷·青白辞。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探寻了宋代青白瓷与宋代雅集的相互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双花并美。

汨罗民间招魂词研究的意义及其相关的问题补说——《汨罗民间招魂词的程式、内容及其对〈招魂〉、〈大招〉研究的启示》日译本序及补注

《汨罗民间招魂词》从民间仪礼、从语汇、语法、用韵用表达方式来看 ,是经过众多文人之手整理 ,加工而成的 ,但它保存了一部分古老的原始形态。在五个方位所诵唱的招魂词里痕迹尤其明显。汨罗民间招魂礼仪极具戏剧性 ,可称得上是高级的传统文艺。另外 ,对整个礼仪过程的一些细节作了一些补充 。

与天地相往来:中国传统“精神自由”之本质探索

与天地相往来的中国传统"精神自由"是以主客交融的感应机制为根基、进入生命与世界的节奏中的自得、无适之态。臻于"精神自由"之境,所依靠的并非强行克制,而是通过修身复还人所秉自于天的人性,由此,则能与生命、与世界的节奏相和,内尽其性、外与物谐。究其根本,这种"精神自由"之态就是儒家所讲的"中和",是达到至诚境界之后自然而然、无过无不及的生命状态。

刘永济纪史词新论

在20世纪抗战词坛上,刘永济先生的词作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其词作真切再现了抗战时期历史的风云变化,故被标举为"以词纪史"的典范。但其除着力书写了一代学人忧患深重的家国情怀外,更突出刻绘了一己的身世遭际、志业追求、人生坚守等,客观上达到了"词为心史"的效果,具有文学与文献的双重价值。

仙人好楼居：襄阳新出相轮陶楼与中国浮图祠类证

湖北襄阳东汉—三国蔡越墓出土的相轮陶楼,在建筑形制上为汉式陶楼和印度式相轮塔刹的结合,在装饰母题上同时兼有汉地神仙瑞兽与印度—犍陀罗式有翼天人的图像,明显带有佛教初传时期汉、印文化杂糅的特点。本文在讨论陶楼形制的过程中,分别联系同期北方墓葬中出土的陶楼明器和汉晋之际江南地区的佛饰堆塑重楼魂瓶进行类比分析,证明这两类墓葬明器都与文献记载的"浮图祠"相关联。在佛教初传汉地时,由"仙人好楼居"的汉式重楼过渡到高层佛塔,浮图祠是初期的标志,襄阳蔡越墓陶楼或可看作是浮图祠的标准器。浮图祠用作明器进入墓葬,反映了汉地民间埋葬方式因佛教传入而起的新变化,并在随后长江中游六朝砖墓的建造中留下了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