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视野下横渠至阳明“四句教”的发展逻辑

基于“四句教”相关研究,探讨了“四句教”研究中容易被忽视的3个问题:(1)儒家“四句教”概念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2)横渠“四句教”与阳明“四句教”的异同,(3)体现在儒家“四句教”中的自宋至明儒家思想主客关系一体化的历史进程,力图理出一条儒家的理学思想和心学思想的主客关系,在其发展完善过程中所走的由互含到绝待的逻辑理路。“四句教”是在中国佛教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的,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和特征也有变化;从北宋理学到明代心学,“四句教”从“心”“物”对待的积极有为和人格担当转为“心”“物”绝待的“致良知”与“至善”的统一,在逻辑理路上,“四句教”走完了主客关系发展和完善的历程。如果仅使用二分法的形式逻辑来讨论王阳明具有佛教逻辑本质的心物一体“四句教”,则难以触及其借佛扬儒、合佛于儒的哲学高度。

黎立武的《中庸》诠释——兼与朱子《中庸》诠释之对比

黎立武继承和发展了兼山学派以《易》释《中庸》的诠释路向。他围绕“性”“道”“教”“中庸”等范畴将《中庸》重新划分为五大节十五章,又将《中庸》内容归之于“中”与“庸”两系统之下;他用《乾》《坤》两卦来诠释“中”“庸”,又根据《乾》卦推论出“中”与“庸”是体用关系;他将《乾》卦与《中庸》圣人之道结合起来,指出“中”是圣人心法,“德”与“位”是实现“道统”的条件,并重构了“道统”谱系。黎立武《易》学路向的《中庸》诠释与当时流行的朱子心性路向的《中庸》诠释有诸多不同,二者是洛学内部《中庸》诠释的不同分支。考察黎立武的《中庸》诠释,有利于我们理清宋元之际学术发展的实际状况,认清洛学内部《中庸》诠释的多样性、开放性,此外,其对元明清时期的《中庸》诠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船山对横渠正学及其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希张横渠之正学”是船山的学术追求,也是船山对自己学术的一个定位。张载之学何以为正学,在船山看来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本体论上,以“太虚即气”阐明宇宙生灭现象,辟佛老之邪说,正本清源;人性论上,明性之所由,明善恶之分,剖析人性结构,为为善去恶工夫奠定基础;认识论上,明本末一贯、天人相继之理,倡明成圣之可能;工夫论上,倡“养蒙正心”之功,指明成圣之路径。因此,船山以推崇张载之正学来为自己的正学思想正名。船山在推崇张载学说的同时,也在吸收张载的思想,并融入了自己独特的理解,进行创造性转化、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正学体系,彰显出了“守正开新”的正学精神。船山正学精神的内涵体现为四个方面:“发明正学”的原道精神、“守正辟邪”的卫道精神、“明虚返实”的实学精神和“灌注通义”的公义精神。这四个方面的精神涵括了“守正”与“开新”,它们共同构成了船山正学精神的内涵。

＂枢经＂学说与张景岳学术思想

"枢经"学说[1]认为,枢经主司开阖,且借助"少阳相火"、"少阴君火"等的作用畅达全身。"枢"亦有转枢、根本之义,人体阴阳门户的开阖,均离不开枢的转纽。枢经对于机体而言,一发而动万机,是调节阴阳平衡、气血运行和脏腑功能的关键。而张介宾亦重视"枢"的作用,其创立之"八略"、"八阵"更是将针对枢经治疗的和法正式确立,其学术思想中多有与枢经学说相契合之处。

张子和“补法”学术思想探讨

目的:探讨张子和"补法"学术思想。方法:采用文献学研究方法。结果:张子和,名从正,字子和,为攻下派的代表医家,其补法理论源于《内经》,具有鲜明的学术特色。其补法学术特点有二:(1)强调需用补法时,常先攻后补,或攻补兼施;(2)提倡食补,主张病蠲后以"五谷养之,五果助之,五畜益之,五菜充之"。创立了攻补兼施的代表方玉烛散及专补脾肾的滋补方无比山药丸,强调以平为期,气血流通平衡为要,注重辨证施补。结论:其"补法"学术思想不仅丰富了补法的内涵,而且对现代疾病治疗与养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儒门事亲》汗吐下理论特色研究

《儒门事亲》为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张子和所著,主要论述了张子和攻邪的学术主张及独特的治疗理论。张子和不局限于传统的汗吐下三法,建立了汗之开其玄府、吐之令其调达、下之推陈致新的理论框架,拓展了中医的辨证思路,对中医理论和临证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其不拘泥古法,勇于创新,精于辨证,知常达变,不仅纠正了当时滥用温补的不良风气,更是值得我们不断学习和追求的宝贵财富。作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之一,故着重挖掘张子和独特的治疗理论框架,以探寻张子和汗吐下三法的理论特色。

张涤教授治疗儿童鼾症经验撷萃

湖南省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张涤教授运用中医药治疗儿童鼾症,临床疗效显著。对于儿童鼾症的辨治,张教授认为痰热郁结、肺气不利为主要病机;外邪、食滞、津亏常兼夹为患;临证审机制方,选用消瘰丸合苍耳子散为主方,随证加减;注重日常调护,做好未病先防、既病防变。

张子和下法及临床应用探讨

目的:探讨张子和下法及临床应用。方法:采用文献学研究方法。结果: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所著《儒门事亲》中下法所用中药30味,自拟攻下之方33首。结论:通过系统梳理张子和下法的源流至下法的适应症、应用范围、具体使用的方药、使用注意、使用禁忌以及下法的临床应用方面,使其临床价值得以发扬。

“物与”之道:张载关学的生态哲学意蕴

张载关学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哲学思想。张载在《西铭》中所提出的"物吾与也"的命题,既是对古代生态智慧的继承和综合,又是对现实环境问题的深刻体察。张载把天地万物作为道德关怀的对象,体现了对自然秩序的维护和对其他生命物种的尊重,以及对非生命存在的关爱。从天地之礼的价值肯定,敬畏之心的伦理自觉到"物与"之道的合内外贯通,体现了张载生态哲学的理论建构,而其内在的生态伦理意蕴,恰恰与现代生态哲学有异曲同工之趣。

张子和学术传人考

通过对医著《儒门事亲》及金元时期相关史料的分析 ,考证金元四大家之一张子和的直接学术传人有麻知己、常仲明、常德、赵君玉、张仲杰、栾企、张伯全、阎王禹等8人。

子产之道、术与原始儒家精神

春秋战国恰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作为春秋时代的一代伟人,子产在新旧嬗变时期,怀抱“救世”理想,以“死社稷”的使命担当,注重经世致用,勇于随“时”而“变”,使得郑国得以“并立于中国”。子产的政治思想既具有“轴心时代”人文主义先觉特质,也具有高度的实践理性垂范价值:其以追商尊周、崇礼重德传承先哲道、术精髓,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派导夫先路;其以知行合一的实践理性精神,为儒学之士追求平治天下之事功理想树立典范;其坚持“礼”为体“术”为用理念,进而形成“救时”之急的施政良方,为后世政治家所推重。可以说,子产是春秋时代中原根性文化传承创新发展的重要代表人物,是先秦德性文化之“圣贤”人格典范,对后世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论郭店装简“情”的内涵

通过对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等篇中的“情”义内涵的分析,本文认为其中的“情”仍然是“真实”,而不是“情感”之义。“情”在不同语境中虽有多种分析的涵义,但它们之间是统一的,皆根源于性情论之“情”。这为我们重构性情论的真实内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未发”和“已发”而言,“性”与“情”二者在郭店楚简中并不具备相互对应的特性,这与宋儒的性情论并不相同。从先秦到宋明的性情论,朱熹等人利用先秦儒家的相关文献作了创造性的转化;而Chad Hansen和A.C.Graham对中国早期文献中的“情”字义的某些观点,是值得批评的。

张子和汗法及临床应用探讨

目的:探讨张子和汗法及临床应用。方法:采用文献学研究方法。结果:系统梳理了张子和汗法的源流至汗法的适应证、应用范围、具体使用的方药、使用注意、使用禁忌以及汗法的临床应用等方面。结论:为临床应用提供了借鉴,使其临床价值得以发扬。

我国虾夷扇贝底播增殖产量影响因素研究——以獐子岛为例

虾夷扇贝是我国贝类养殖中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品种之一。我国虾夷扇贝产量稳步增长,目前是全球虾夷扇贝养殖产量最多的国家。我国虾夷扇贝主要有底播和浮筏两种养殖方式。论文使用实证分析方法,以獐子岛作为研究对象得出底播养殖产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底质水文环境、自然灾害、苗种质量和底播养殖面积等因素,提出创造良好的养殖海域、提升苗种育成能力和积极构建海洋牧场等对策可以进一步推动我国虾夷扇贝产业的发展。

《淮南子》“精神之和”价值论

“神和”者“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根本理念;养生和治国,是人类生命过程的基本实践领域;而安乐以终年,和谐以经世,则是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在《淮南子》由神和而身和、而国和的逻辑中,养生和治国都以精神之和为基础,突显了精神维度的基础性地位。它是在多维的人类社会中对实践理性精神的生命价值的深层认识,也是对整合先秦诸子修身、养生、治国三位一体的生命哲学的可贵探索,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试论张子和补益学术思想

张子和,金元四大医家之一,被后世尊为"攻邪派"创始人。实际上,子和并非长于攻而拙于补,其补益学术思想有独到见地。

张子和吐法及临床应用探讨

目的:探讨张子和吐法及临床应用。方法:采用文献学研究方法。结果: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所著《儒门事亲》中所用涌吐药约36味,载方9首。吐法亦名撩痰,早在《内经》中既有论述。结论:通过系统梳理张子和吐法的源流至吐法的适应症、应用范围、具体使用的方药、服药方法、探吐方法、吐后产生的作用及处理方法、使用禁忌、作用机理以及吐法的临床应用方面,使其临床价值得以发扬。

新道德的描摹与建构——张资平性爱小说新探

张资平的性爱小说中有一种强烈的道德建构意识 ,其中贯穿着对灵肉一致的新的性道德的描摹。这在当时是一种先锋性的探索。因此在他的性爱小说中 ,新道德的实践者在新旧道德激烈交战的现实生活中常常是“乱伦”的叛逆者 ,是时代的悲剧性人物。他清醒地描写着这时代的悲剧。张资平对新道德的描摹与建构也是他对“五四”那个时代的呼应 ,新道德实质上就是“五四”传统中“个人的发现”的体现和深入。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诠释

朱熹《中庸章句》对"知、仁、勇"的内涵作了诠释,认为"知、仁、勇"意在"择善"而"固执",而且该三者既有区分,又互相关联;重要的是,朱熹对于"知、仁、勇"的诠释还与"中庸"结合在一起,而且特别强调必须以"诚"为根本。这可以为当今建构新的核心价值观提供更大的思想空间。

忍痛含垢 与敌周旋——七七事变期间的张自忠

七七事变期间,身为第29军所部第38师师长和天津市市长的张自忠究竟有怎样的表现?他的所作所为又有怎样的苦衷,以致他一度蒙受"汉奸"的骂名而无法辩白?时至今日,学术界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仍然无法作出恰当的评价。详考史料可知,张自忠服从军长宋哲元之命,留守平津,与日方周旋。1937年7月8日至10日,他和秦德纯、冯治安共同主持大局,在北平与天津同时交涉。7月9日,秦德纯与日方口头约定同时撤军。此后,张自忠具体负责交涉,并与日方签订了7月11日协定和7月19日"细则"。第29军在所谓不追究事变责任、道歉、"共同防共"等问题上先后作了重大让步,以换取日方撤军。7月底日军发起侵占平津地区战役,张自忠奉令留守北平,一方面力图维持冀察政务委员会,另一方面则掩护第29军撤离。史实表明,七七事变期间张自忠的所作所为,是力争在国家领土不失的前提下维护第29军的地位,这才是他"忍痛含垢,与敌周旋"的良苦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