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下篇》与内圣外王之道

《庄子·天下篇》之关切并不在于六家学说的本来面目,其对六家的评述实际上指涉了"内圣外王"之道这一中国政教生活最为核心的问题。通过"道术"与"方术"之辩,庄子揭示出从方术中开出道术的可能性。道术的通达要求天道(神)、地道(明)与王道、圣道四者的连接与整合。《天下篇》在"神明圣王"的大视域下将人分为七类,揭示了政教文明的人性基础。在这七类人中,惟有圣人能够通达天人,承担圣王的事业。因此在人类的政教文明系统中,圣人具有中枢性的地位。

“内圣”七议

"内圣外王"是儒学从古至今万变不离其宗的运思模式。"内圣"是外王之根据。对"内圣"进行学理性分析,可透析儒学的真义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由于作为"外王事功"之根据的"内圣"本身之根据是难以定立的,由此决定着儒家学说的空蹈,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沟壑,既很难使人们在德行的维度精进,更难于将仁政德治落实于现实的政治行为中,甚至使儒家"内圣"之学成为专制主义的护符。

中国现代化的理性资源——儒学的现代困境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贡献

实现现代化是今日中国不可回避的时代主题。源自于西方的现代科学是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现代科学的发展离不开相应的方法体系的支撑。在中国人既有的传统哲学资源中，儒门外王之学明显侧重于皇权社会的政治建构，而宋明以来的新儒内圣之学又仅仅落实在主体心性修持的一边，因此都不能为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扎根提供适切有效的方法论基础。中国人介绍、传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动因只在政治社会层面。但是，自被确立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之后，以唯物论与辩证法为思想精髓的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国人吸纳与发展西方现代科学最得心应手的方法、工具。这不但及时克服了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有限性，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在目前及今后中国的发展开拓了崭新的存活空间。

熊十力的“内圣外王”思想述论——兼论现代新儒学“开出说”的理论困境与未来走向

在对传统儒学"内圣外王"历史困境的解构性认识和近代"中体西用""西化"思潮与现代社会危机的反思基础上,熊十力通过"体用不二"的本体论建构,实现了传统儒学"内圣"开"外王"思想进路的现代重建。他的"内圣外王"思想也成为现代新儒学"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文化纲领的理论原型,在现代新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枢纽性的意义。但是,自熊十力以来,现代新儒学"内圣开外王"思想在"外王"层面却建树有限,因为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解决并不意味着在客观历史实践层面的解决。只有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在现代生活实践的具体展开中,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才能真正地开显出民主与科学的"新外王"。这一生活实践的维度,应是现代新儒学未来发展的关键方向。

牟宗三论儒学现代使命之新审视

牟宗三认为,现代新儒家的使命,就是正确阐发儒学的现代使命。其"内圣开出新外王"之说,将儒学的现代发展论证为由儒家的道德理性自发地开出知识理性所支撑的民主与科学。这样地"开新外王",在牟宗三看来,不是将儒学之于中国文化之现代化(现代复兴、现代发展)讲成"适应"、"凑合"问题,而是讲成"实现"问题。将牟宗三的"内圣开出新外王"说与唐君毅的"返本开新"说做一比较,就不难发现:牟宗三之所以提出此说,具体的考虑是为了从理论上回答内圣何以能自发地开出民主、科学,以弥补唐君毅对此问题缺乏论证之不足。

陈献章的内圣外王之学与仕隐心态

明代大儒陈献章作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位承传创变的重要人物,进一步发展儒家内圣外王学说,使之与心性修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带有个人特色的内圣之学。作为一位真正的儒者,他对贯穿儒家血脉的内圣外王之学的执着使他无法忘却肩负的道义与责任,想以"出仕"的方式完成个人在社会中的事功和作用。虽屡踬于南宫,却终无缘仕进。然而面临的社会环境及其个人处境迫使他不敢苟仕,也不可苟止,在林下隐"外王"而显"内圣"。陈献章的"内圣外王之学"与微妙而复杂的"仕隐"心态密切交织,一方面表现出积极的入世精神,救世泽民;另一方面又远离现实,以出世的姿态游览仙山神境,排遣苦痛,具有外儒内道的倾向。

《齐物论释》与章太炎的“内圣外王”之道

章太炎的名著《齐物论释》通过以佛解庄阐明了自己的“内圣外王”之道。“内圣”即自由,“外王”即平等。所谓自由,是指佛家“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所谓平等,是离言绝虑的,既不可说,也不可知,因而,“不著名相,不生分别”,“任其不齐”,才能达到平等。太炎平等观的提出,其诱因主要是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和西方世界的“物役性”。他的“内圣外王”之道是他救世理想的两个步骤。因而,与作为“隐者”的庄子、作为“适世者”的郭象相比,作为《齐物论释》作者的章太炎,实际是宣传民族、民主和民生主义的彻底革命论者。

牟宗三“内圣开出新外王”思想中科学的地位

牟宗三认为由内圣开出新外王,即从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开出民主和科学,是儒学第三期发展的核心任务。这里有四层意思:1.内圣开出新外王,就是从文化理念的层面,接通儒学与民主科学从而刷新中国传统文化;2.内圣开出科学,即是要给科学以独立性;3.在民主和科学二者的关系上,民主更为重要;4.科学要摆脱传统政治和道德的束缚,又需要接受价值理想的指引。

《尚书·无逸》篇之哲理探微

《无逸》是一篇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它不仅蕴含着周公对成王训诫教化的礼治思想,而且还潜藏着极为深刻的哲理。首先,剖析周部族变迁史,发掘无逸精神的缘起和基本内涵。其次,究竟文本,解读作为文化意识和生命价值的无逸是如何可能,从而明悉成王必须无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多视域融合,探究实现无逸的具体方法与次第,以求了悟内圣外王之道,明晰生命本然,超越逸欲。

事君与内外:《论语》管仲评价发微

《论语》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微妙而复杂。孔子一方面肯定管仲有仁之事功,"不死纠难"并不构成对其"未仁"的质疑;另一方面,亦未许管仲为仁者,批评其"器小"。上述评价凸显了儒家政治思想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即事君之义与内外之辩。就前者而言,君臣之间的人身性效忠关系并不构成一种绝对理念,君臣之义从属于天下大义。就后者而言,事功成就在孔子对政治人物的评价中具有某种优先性,但内外合一仍然是一种作为儒学共识的理想状态。至于内外之间的连结方式,则开启了后世理学、事功学派的差异,体现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内在丰富性。

发现内圣外王的庄子——评陈赟教授的《庄子哲学的精神》

陈赟教授的《庄子哲学的精神》是一部关于庄子哲学的论文集,全书共八章,每章各有论旨,形式上看似无系统性,实质上有着一贯性与整体性。该书始于内圣外王,终于与化为体,“化”构成了该书的潜在中心词。陈教授通过“万化”、“造化”、“大化”等的分析,指出“化”不仅意味着存在的本身,而且也是存在的方式。如果说以“化”为机制的生命政治之运作是该书之“显言”,那么作为一种思想事业的“深度诠释”则是该书之“隐言”。“深度诠释”极其注重文本与历史,并由历史深处的文化形式更新、转换当代。由此,陈书解读下的《庄子》成为了整个中国思想与文化在当代进行自我表达的“活文本”。一个更全面、更具厚重感的《庄子》被展现出来了,可以预见到陈书将是日后研究《庄子》的重要参考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