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nctions of Karez to Xinjiang Agri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Desertification is increasingly serious in Xinjiang,and the construction of water conservancy is a pre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The main projec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water conservancy in Xinjiang is to build Karez,which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Xinjiang agri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It has been recorded many times in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Qing Dynasty,such as Lin Zexu s Diary,Tao Baolian s Diary,Xinjiang Atlas and Zuo Zongtang s Memorial to the Emperor,etc.,which recorded the situation and historical origin of Karez.Karez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n the Qing Dynasty.It increased the cultivated land in Xinjiang at that time,and increased the types and yields of crops.It is conducive to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Xinjiang s economy.Until today,Karez is still an important water source for agricultural irrigation in Xinjiang.

清代音乐赋的留存状况及文献价值

清代音乐赋文献亟待系统整理,经过初步梳理辑目,共有589篇。按题材可分为乐器赋、乐曲赋、乐事赋、乐论赋、舞蹈赋五类,其中乐器赋数量最多,有357篇。在体裁形式上以律赋为主。清代音乐赋兼具文学价值和音乐价值。与此同时,它还融汇了乐教合一、审音听政、律历融通等综合文化理念。

辽、宋、金时期契丹族历史文献的生成初探

契丹族历史文献在汉语和契丹语两种语境中生成,从内容上看,有官方编订的国史、实录、日历等政治典籍,也有民间学者的文集、笔记,其题材涵盖经史子集,其内容涵盖契丹族和辽政权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生活,极为丰富。辽宋对峙期间,宋辽情报战的结果是生成了大量有关契丹与辽的历史文献。首先是出使辽朝使臣撰写的“行程录”,其次是宋朝学者根据所见所闻书写的有关契丹族和辽政权的史籍。统治辽朝故地的金朝,同样重视契丹族和辽政权史籍的书写,《辽史》在金章宗时期生成。这些于宋金时期生成的史籍,从旁观者的视角,描述了契丹族和辽政权的另一种面貌,有助于全面了解这个民族及其政权。总之,辽、宋、金时期契丹族和辽政权历史典籍的生成,留下了契丹族和辽政权的历史记忆,也展现了汉、契丹、女真等各族在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中共同构建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

文本细读、文献考辨与“文心”前置:朝鲜杜诗学研究的基本维度——以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为中心

杜诗学作为朝鲜古代诗学重要研究领域之一,单一的文本分析很难挖掘出杜诗在朝鲜文坛接受、传播与变化的丰富状貌,只有多维度阐释才能达成整体性的学术关照。左江《杜诗与朝鲜时代汉文学》以文本细读作为研究基础,重视文献考辨。该书秉承旧文献新用、新文献智用的研究原则,将义理阐释与文献考辨相结合,体现出“文心”前置的鲜明特点,进一步丰富了东亚汉文化圈的杜诗学研究空间。

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试析

[目的]探析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为现代中医临床运用酒提供借鉴。[方法]以《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周家台秦简医方》以及《天回医简》等出土文献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出土文献中酒的应用进行对比总结研究。[结果]出土医学文献中对酒的应用虽没有具体说明用酒的原因,但从同时期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以进行综合分析。酒在先秦秦汉时期多为黄酒,使用方法多是以酒调服,酒煎剂和浸渍法,并广泛应用于各类疾病的治疗。酒有“改变药性,直达病所”“温经通络,祛瘀止痛”“矫除臭味,增强药效”等功效。后世文献中对于酒的运用,在各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但皆是在秦汉时期酒应用的基础上进行发展。[结论]酒在现代中医临床治疗的运用中存在巨大的潜力,但酒浸泡药物的时间、煎煮法等对药效的影响等方面均值得深入研究。

从经筋视角探张家山汉简《引书》

[目的]从经筋的视角来阐述张家山汉简《引书》中的导引术式,为《引书》中古老的导引术应用于现代临床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方法]从先秦秦汉时期出土文献及文物中的记载入手,对先秦秦汉时期的导引术进行概述。探索导引术与经筋之间的深入关系,选取《引书》中运用导引术治疗的骨伤科疾病,如项痛、踝痛、膝痛和肩痛,对相关导引术式及导引动作进行分析,并从经筋的视角对导引术式进行医理探讨。[结果]先秦秦汉时期所叙述的导引以单纯肢体运动为主,《脉书》中所阐述的经脉多为经筋。运用经筋理论分析,《引书》中治疗项痛的导引术主要是治疗太阳经筋的项痛;治疗外踝痛主要是调理足少阳经筋,治疗内踝痛主要是调理足太阴经筋;治疗膝痛的导引术共同调节足六经的经筋。运用导引术“猿行三百”治疗手少阳及手阳明经筋所生肩痛,运用导引术“前掾”治疗手太阳经筋病所致肩痛,运用导引术“支落”治疗足太阳经筋病所致肩痛,运用导引术“後復”治疗手太阴经筋病所致肩痛,这些案例运用经筋理论解释更加合理,并可进一步阐释导引术的治疗原理,明确不同导引术对应的适应病证。[结论]从经筋视角分析《引书》中的导引术式,能够进一步明确导引术所治疗的病位,使治疗更加精准有效,可为导引术在现代临床的应用提供更多的思路。

出土文献所见秦朝婚姻法特点新探

考诸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可知,秦朝婚姻法规定男女良贱可以通婚,保护女性权利,追求公法本位,体现出身份界限尚不严格、夫妻地位相对平等、私法公法化的特征。究其原因,当与秦朝门第观念、社会结构、妇女社会参与度、法家思想治国、社会风气等有密切关系。秦朝在婚姻法中弘扬普法精神,提倡依法保护弱势群体权益,对于完善现代婚姻法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秦代县级行政文书传递用印规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

秦代县级行政文书传递用印规范分为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两个方面。一般情况下的行政文书传递,使用令、丞印是主要方式,诸曹少吏用“迁陵印”传递其职权范围内的文书。特殊情况下的行政文书传递,“假官”用印遵循相应等级,使用本官印或小官印。使用私印的情况,是由于未建立完备的用印规范体系,受旧俗影响相关的规范也未被很好地实施。

从稿本到刊本:晚清黎庶昌《西洋杂志》编撰考

黎庶昌是晚清率先实地考察欧洲的外交官,先后出任驻英、德、法、西班牙四国参赞,驻欧期间广收西学资料,编撰《西洋杂志》一部。长期以来,学界主要以该书1900年刊本为据考察黎庶昌的西洋观,未及其底稿本。比对底稿与随后诸版本可知,黎庶昌在1885年前已完成对该书的编撰,并删削了原底稿25则记录。发掘底稿本的删节文字,不但得以还原该书的编撰历程,而且有益于揭示黎庶昌在编撰过程中对彼时驻欧经历的反思,探究编撰者观念的转变对所编撰文本的影响。

明洪武初年浙江黄册的起源与演变

据日本静嘉堂藏《汉书》《后汉书》纸背文书,洪武二、三年间,浙江行省处州、温州府已编排里甲,攒造“黄册”。其所编排里甲以一百户为里,其中十户里长,九十户甲首,分成十甲,每年一户里长带领九户甲首应役。五十户以下畸零户由同保百户里的里长带管,畸零户五十户以上则置立“小黄册”,自行编排里甲轮役。明初户帖是由民户保存的户籍副本,主要功能是核实户口;黄册由政府攒造并保存,主要功能是征发赋役,两者的内容并不直接对应。洪武十四年前,江南地区至少存在两种不同的百户里甲组织,黄册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洪武十三年,明政府在浙江黄册的基础上改良,翌年开始在全国攒造赋役黄册,增至一百一十户为里,遂为明代定制。

《国朝岭南文钞》的文献价值

陈在谦所编《国朝岭南文钞》十八卷,选录清代岭南18位文人的古文作品。其文献价值主要体现在:金菁莪、黄培芳、邓淳、吴兰修等没有文集传世作者的文章,因收入此选而得以保存;谢兰生、张维屏、曾钊等作者虽有文集传世,但此选保存了其集外文章;林明伦、邵咏、黄大干、吴应逵等作者的文集极为罕见,此选收录其文章,对于保存和传播其作品有一定价值;此书所录文章评语既保存了作者文集的未刊评语,还保存了已佚文集的评语,也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清代前中期旅外文献考略

清代前中期的旅外文献虽然在数量上、涉及范围上均无法与晚清时期相比,但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清代前中期对外交往的格局,以及清人对周边世界的观察。出于册封等原因,清代前中期的旅外文献主要为清廷使臣及随行人员撰写,涉及的区域为琉球、安南与朝鲜等。除个人行纪、诗文外,此类旅外文献还涉及域外国家的风俗、制度等。它们所记的世界在地理上虽是域外,但文化层面上仍是域内。

大连博物馆藏清代、民国地契文书综述

大连博物馆藏有一批自清代雍正至民国时期的地契文书。这批地契文书包括土地、房屋、窑买卖和分家等契约,为研究中国历代土地制度等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一手资料。这批地契文书可以分为红契即官契和白契即私契两类。所谓白契是民间买卖双方自行协商达成意愿书写的契约,红契则是由官府验核钤印的契约,这些珍贵的一手资料对研究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具有重要的价值。

史料所见唐代县主簿职掌新考

对大量墓志材料和传世典籍进行梳理,证明唐代县主簿作为佐贰官之一,其在各地的职掌呈多样化的表现形式,内容涵盖了基层行政、刑狱、教化、邮务、经济以及兼使职而行公事等六大职能,而并不仅限于以往依靠传统典志研究所总结出的基础权责。

论南宋时期的一种新型官职——借补官

借补官出现在北宋末年战争时期,是诸军将帅或监司郡守等用白帖临时为有功之人补官的一种权宜之制。借补入官者主要是平民百姓和低级军官,他们通过战争时期的特殊入官方式成为官员。借补官虽然只是一种“临时”官职,但也有着一套比较规范的授官程序和严格的付身文书规定。借补官之所以在南宋能够成为定制,与当时处于特殊的“战时状态”有着一定的关联。

魏晉南北朝漢語量詞研究中的語料問題

語料的真實性和準確性是漢語史研究的基礎,而其寫成時代和地域等因素的複雜性又是漢語史研究的難點,魏晉南北朝文獻語料尤其如此。魏晉南北朝量詞專書專題研究和斷代史研究中,對文獻版本的選擇和梳理、對輯佚本和類書等轉引文獻的甄别、對疑僞書語料的時代分析和利用、對異文語料的辨别和分析、文意細審及句讀的偏誤、出土文獻的時代與校勘、名物詞考證與結構分析等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着研究結論的科學性;對相關語料問題的梳理和分析有助於漢語發展史研究的深入。

《大金德运图说》所见金朝后期日常中枢政务运作

《大金德运图说》所录“省判”应为尚书都省誊写的礼部呈录文。其所录省劄的正文并无“奉圣旨”或与之类似的文字,这是金朝后期尚书都省肆意以省劄指挥政务的表现。这反映了宣宗初年宰执施政空间的扩大和对皇权行使的牵制。《大金德运图说》所载尚书省“议”的性质类似于尚书都省的存档备查文书。从《大金德运图说》所录诸文来看,金朝后期中枢政令的下达渠道有皇帝颁发圣旨和尚书都省下发省劄,以及执行政务的主管机构发送相应的政令文书、官员通过所属或主管机构的公开榜文接到政令等多种途径。皇权对政务的最终决策通过行文格式得到认可,同时金朝后期宰执独立处理政务的空间仍然存在。这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和架空皇权,但是的确限制了皇权的向下延伸。

论唐代判词中礼法关系对当代裁判文书的借鉴意义

判词在古代诉讼中相当于现在法院的裁判文书。唐代判词具有以情理说服和说理透彻两大特点,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我国目前的裁判文书具有格式刻板且说理不透、文采不足和缺乏情理等问题,而唐代判词注重以情说理、以典故说理、以道德说理和以文化说理,对我国裁判文书改革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建议通过优化法律表达方式,学习唐代判词的逻辑清晰、寓情于理的表达方法,凸显法官的司法智慧等途径助力我国裁判文书改革。

《唐西州都督府牒为请留送东官马填充团结欠马事》所见军马调配行为试析

《唐西州都督府牒为请留送东官马填充团结欠马事》是一件作为调马以及市马凭证存在于一组市马案卷中的西州都督府发往上使的牒文,通过对同墓出土文书的物理形态、官文书格式和文字表达的分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复原文书的原本面貌和文书的含义,文书反映了在西州都督邓温的军事行动加剧西州马匹和马料短缺的背景下,西州在接到上使运输马匹命令后,因这一批互市得马不堪东运,希望留70匹补充团结欠马,额外以20匹帖群分付来使,为了保证马匹运输行为顺利以及西域政策的一致性,西州都督从邓温换成定母,但邓温因身份才能和唐廷的西北政策并没有被边缘化。

唐代汉地堪舆观念在吐鲁番地区的传播——以出土文书为中心

吐鲁番出土唐代汉文文献中,目前所见有10片堪舆文书,可拼缀为5件,其中1件为《宅经》,2件属镇宅法,2件与葬事相关,表明唐代汉地堪舆文献在吐鲁番地区得到了传抄和使用,丰富了唐代堪舆文献的内容。吐鲁番出土的入宅文、买地券,道教的《太上洞渊神咒经》以及一些符咒,佛教的《佛说安宅神咒经》等,都能反映直到9世纪下半叶,汉地堪舆观念仍在当地传播,其受众甚至超出了汉民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