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六《郑武夫人规孺子》札记

清华简六《郑武夫人规孺子》简2中的“区区”当读作“䧢䧢”,形容郑邦人民心情不安,“君己”则理解作“君记”或“君志”,与典籍的“帝籍”相当。简10中的“忍”当读作“牣”,“志”则如字读,指心智,而非志向。简16的“付孙”可读作“付选”,指“付授”而言的。简17—18的“畜孤而作”当读作“督孤而助”,即言督察郑庄公且辅助之。

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试析

[目的]探析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为现代中医临床运用酒提供借鉴。[方法]以《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周家台秦简医方》以及《天回医简》等出土文献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出土文献中酒的应用进行对比总结研究。[结果]出土医学文献中对酒的应用虽没有具体说明用酒的原因,但从同时期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以进行综合分析。酒在先秦秦汉时期多为黄酒,使用方法多是以酒调服,酒煎剂和浸渍法,并广泛应用于各类疾病的治疗。酒有“改变药性,直达病所”“温经通络,祛瘀止痛”“矫除臭味,增强药效”等功效。后世文献中对于酒的运用,在各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但皆是在秦汉时期酒应用的基础上进行发展。[结论]酒在现代中医临床治疗的运用中存在巨大的潜力,但酒浸泡药物的时间、煎煮法等对药效的影响等方面均值得深入研究。

从经筋视角探张家山汉简《引书》

[目的]从经筋的视角来阐述张家山汉简《引书》中的导引术式,为《引书》中古老的导引术应用于现代临床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方法]从先秦秦汉时期出土文献及文物中的记载入手,对先秦秦汉时期的导引术进行概述。探索导引术与经筋之间的深入关系,选取《引书》中运用导引术治疗的骨伤科疾病,如项痛、踝痛、膝痛和肩痛,对相关导引术式及导引动作进行分析,并从经筋的视角对导引术式进行医理探讨。[结果]先秦秦汉时期所叙述的导引以单纯肢体运动为主,《脉书》中所阐述的经脉多为经筋。运用经筋理论分析,《引书》中治疗项痛的导引术主要是治疗太阳经筋的项痛;治疗外踝痛主要是调理足少阳经筋,治疗内踝痛主要是调理足太阴经筋;治疗膝痛的导引术共同调节足六经的经筋。运用导引术“猿行三百”治疗手少阳及手阳明经筋所生肩痛,运用导引术“前掾”治疗手太阳经筋病所致肩痛,运用导引术“支落”治疗足太阳经筋病所致肩痛,运用导引术“後復”治疗手太阴经筋病所致肩痛,这些案例运用经筋理论解释更加合理,并可进一步阐释导引术的治疗原理,明确不同导引术对应的适应病证。[结论]从经筋视角分析《引书》中的导引术式,能够进一步明确导引术所治疗的病位,使治疗更加精准有效,可为导引术在现代临床的应用提供更多的思路。

从周家台秦简看中国古代的祝由术

周家台秦简完整地展示了古代祝由术实例,为精准了解古代神秘的祝由术提供了珍贵史料。祝由术的核心原理是依据病症推断出致病的缘由,然后针对导致疾病的对象采取祝祷措施,“祝由”一名恰好是这一原理的概括。祝由术是使令式的,而不是祈求。祝由术程序中有对病由的回报,或者是回报以某种好处,或者是回报以祭品,但属于诱惑性质。

数字人文视域下简帛文献的分词研究--以《里耶秦简牍》为例

简帛文献是一类不同于传世典籍的传统文化载体。本文以两卷里耶秦简为例,结合数字人文的文本数据计算及分析方法,对其进行自动分词研究。基于经过人工标注的里耶秦简文本构建里耶秦简语料库,分别使用3类分词方法进行实验,对比并讨论其结果。实验显示,Bi-LSTM-CRF模型的分词效果最佳,准确率达到94.54%,召回率94.82%,F值为94.68%。实验结果不仅验证了深度学习的分词方法在里耶秦简等简帛文献中的有效性和泛化能力,还表明其可应用于简帛词汇研究、语料库深加工以及文本分析等多元任务中。

敦煌悬泉置简文“宛酒擔二”解说

汉代丝绸之路史的相关知识包括大宛国“蒲陶酒”的生产和消费。张骞出使带回来的信息以及可能直接的物种引入,影响了汉代社会的饮食生活。据说“蒲陶”在关中汉帝国文化重心地区得以引种,不过,河西简文似未见与“蒲陶”和“蒲陶酒”直接相关的字样。悬泉置汉简有“宛酒擔二”简文。“宛酒”大致可以排除内地酒产地方品牌的可能,大略可以判定为大宛国酒产,而以“蒲陶酒”的可能性尤大。“擔”可能是酒的包装转运方式,也可能是储酒器。“宛酒擔二”简文,为考察“蒲陶酒”自西亚至东亚的丝路行旅,即一种果品和一种酒品的远途传播,提供了认识和说明的新的学术条件。

西汉人体陶俑的医学研究

辽中医俑1号和2号的形态特征分别符合西汉文帝与景帝陵寝出土的“裸体着衣式木臂彩绘陶俑”的侍女俑和武士俑。此类陶俑制作的风格写实、体型标准、头面部雕塑呈个体化,对古代人体测量学和体表医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实测数据表明,西汉人体俑为真人1/3缩型,代表了西汉时期标准男女成年人体。辽中医俑1、2号的还原女子身高为159 cm,男子为172.5 cm,与《内经》所述人长七尺五及近现代中国人平均身高基本一致。另外,汉俑的头身比、足身比、上下身比等数据与中国现代人也高度符合。汉俑的“同身寸”与秦汉度量寸制及《内经》的人体骨度测量数据完全一致,代表了中医针灸的“标身寸”。66个西汉“脉书”中常用的体表解剖名词大部分在汉俑体表都有雕塑表达,说明古人对人体的精准认知,以及文字和雕塑表达的一致性。体表结构专有名词在“脉书”中最常见的使用是表达疼痛的部位,这可视为中医穴位及“以痛为腧”取穴法的早期雏形。研究表明,西汉人体俑不但代表了当时的标准男女人体,也能代表现代的人体标准,同时具有广泛国际代表性,堪称中国古代人体测量的“原始标准”。因此,重建汉代经脉人体模型对传统针灸的继承、医学教育、标准化及临床应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秦汉简帛文献同形字产生的内在动因探析

同形字是指记词功能不同而形体相同的字。秦汉简帛文献同形字十分丰富,造成该时期同形字大量出现的原因值得关注。本文从汉字的字体、结构和职用三个方面深入挖掘推动其产生的内在动力。研究发现隶变草化等汉字字体演变,汉字构件功能、构形模式和构形系统的演变趋势,以及整个汉字职能系统的调整是推动秦汉简帛文献同形字产生的内在动因。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所见“毋害”考

秦汉简牍法律文献中所见“毋害”一词,是对官吏的评价用语。“害”为“造成危害”,“毋害”作为评价官员品性的用词,是由“没有瑕疵”引申而来的“严谨、认真”之义,强调官员提拔、任用的个人品行,将其作为察举官吏的标准之一。在秦汉律令文献中,“毋害”与“不害”在表达危害程度上有所差别。“毋害”强调从未发生具有危害性的事情;“不害”强调已经发生的事情不具有严重危害性,即危害程度较轻。

文明互鉴视域下的古代丝绸之路相关史实考论——基于出土文献和文物的考察

立足文明互鉴视域,将出土简牍材料和考古发掘成果与传世典籍记载相结合,运用二重证据法对我国古代丝绸之路的相关史实作了详细考察研究。通过研究可知,从空间上看,丝绸之路的起点已延伸到今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使节往来的政治行为促进了中亚、西亚等丝绸之路西段国家和汉王朝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和融合。另外,由丝绸之路上敦煌悬泉置所出“浮屠简”可知,佛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主要推动力是中亚贵霜的佛教,中原地区接受的应当是从贵霜,而不是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从时间上看,在“丝绸之路”凿空之前存在一个“前丝绸之路”,这一时期东西方在人员往来、商品贸易和文化传播等方面的交流互鉴为之后张骞开通西域、凿空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草原游牧人群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扮演着重要的中介角色。“丝绸之路”是中西文明交流互鉴的代名词,运用出土文献和文物开展丝绸之路研究是促进“丝路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有益实践,对体系化、科学化的“丝路学”研究方法论的生成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简牍材料的秦代文书退回制度考察

岳麓秦简“家弗能入而环者”之“环”,不当释为“还债”,与债务追偿相关的文书或律令所见“环”和“环书”,应是指退还文书、校券及相关欠债凭证,引申含义则是拒绝履行来文申请。与文书退回相关的词汇有“环”和“却”,两者含义相近但绝不相同,各有其特定的使用场景和语汇内涵。通过对“环书”“却书”的分析,发现文书从发出到退回再复请是个动态生成的过程,文书的性质、构成和形态随着文书运作不断发生变化。秦代还通过律令对文书退回的原因、用语、退回文书的处理机制等方面进行规范,以此提高文书处理的效率,推动地方政务有序运转。

长江早期水文化及其特征探微——以简帛所记楚地为例

楚地是长江流域早期文化的核心区域,长江决定了水对于这个区域文明起源发展的特殊意义。楚地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而形成了丰富的水文化现象,这其中包括了对水的崇拜和相关的社会习俗。对水和楚地文明之间关系的理解对于我们理解长江文明,进而理解中华早期文明有重要的意义。楚地有关水文化的记载多不见于传世典籍,而大量记录于简牍帛书中,因此简牍帛书的钩沉不仅可以补充既有文献的不足,同时也可以从中窥管到更为细致可靠的其时社会中水的观念、习俗、行为和治理等,还原当时的社会风貌,故而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通过对简帛文献相关记述的梳理,我们也可以看出楚地早期的水文化在特征上和后面的水文化较大的差别在于,当时的人们所关注和实践的水文化总体来说还是人和自然之间的根本关系,也就是对于世界与生命的来源、人类如何获得更强的生育能力和身体机能以延续生命、如何维持人类的生计三个方面,以此形成早期楚地的水文化体系。

清华简“书”类文献的文本性质与墨家贤人观的扩充机制

清华简《程寤》《说命》《尹至》《尹诰》等“书”类文献蕴含着墨家“顺天志”“明鬼神”“尚贤”等思想观念,通过传“书”、改“书”、造“书”,墨家突出了上帝神鬼的现实政治功用,展现了独特的历史书写意识,这都能说明清华简“书”类文献系墨家传本。墨家通过改作史实,把伊尹、傅说打造成出身卑微但功绩卓绝的贤人,借此将冲决贵族血缘关系合法性主张置于墨家化的历史故事之中。清华简《治邦之道》《治政之道》则反映出战国中后期墨家通过批判现实、选贤任能体制化及吸收其他诸子立论等方式,从理论建构层面进一步扩充了贤人观。

安大简《诗》同篇与同简之同词异字现象

同篇文献或同一支简内同词异字的现象,在楚简中比较常见,同时,由于其所处语境范围较小而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安大简《诗》中亦存在着大量同篇或同简的同词异字现象,这些异字之间多为通假、异体关系。先秦时期文字体系不规范、字词对应关系不稳定,是造成同词异字现象的根本原因。书写也是形成同词异字现象的重要原因,包括听写或默写、避复、抄手、多次传抄等因素。对同篇或同简同词异字现象进行研究,不仅能够深化对字词关系的认识,也有助于了解古书的形成与传抄流传。

出土简帛中的祭祷告语类文献探赜——兼论祭祷文献的档案价值

今见简帛中的祭祷类文献按照文本的书写类型分为记录类和告语类。告语类专指祭祀时祈祷之语辞,是由人及神的沟通语辞。祭祷告语类文献集中于楚地,祭祷之事有病瘳、出行顺利、丰收等。祭祷告语为祭祷之产物,强调祈祷与供献,与传统的祭祀习惯、巫风兴盛的社会背景、礼制与文辞互相成全的创作习惯有关。祭祷告语书写模式稳固,或整体皆为告语,或于正式的告语之前交代祭祷背景;所祷之语辞内容固定,往往交代所祷神灵、所祷之事与所献之礼。祭祷告语满足不同人群的祈神要求,书写态度灵活多变:官方祭祷严肃立诚,格局深远;非官方祭祷生活性更强,语辞简练活泼。祭祷文献作为一种档案随墓主人下葬,其价值在于为后人提供文本依据、提供通用的告语文本、反映时人的祭祷信仰。

从画像石、简牍看秦汉的拜谒行为——兼论“二重证据法”与史料之间的“多重关联性”

在不同性质的材料之间建立恰当的联系,对于历史学研究至关重要,“二重证据法”即被认为主要强调了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之间的关系。本文以古代拜谒行为为考察对象,探究画像石中的拜谒形象和名谒的呈现方式、出土文献中的名谒与“君前臣名”表达的意义、历史文献中对于拜谒场景的多元叙述,试图将图、物、文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搭建起血肉丰满的拜谒历史场景。在继承“二重证据法”研究理念的同时,试图展现史料之间更为立体的“多重关联性”。

基于出土文献的膏脂类药物考证

从目前已公布出土医学文献入手,对膏脂类药物的应用情况进行了探索。根据膏脂类药物使用的具体情况将其分为动物类、植物类,其余一些器物类、泛指及待考的药物归为其他类。动物膏脂类药物出现次数最多,有53处,其次为其他膏脂类药物,有24处,植物膏脂类药物出现频数最少,仅13处,并分类厘清其异名情况。根据膏脂类药物在临床中的使用,梳理其在外科疾病、内科疾病、妇科与儿科疾病、皮肤科疾病、房中医方、养生医方、其他疾病等7个方面的运用特点。认为膏脂类药物在中医药学中不断发挥着其独特的作用,探究其发展、演变过程有利于古为今用,对现代膏脂类药物的运用提供借鉴。

简帛医书所载皮肤病及治疗方法探略

简帛医书记载了较多皮肤病类型及治疗方药,其所载皮肤病可分为感染性、物理性、动物性、过敏性、色素性等五类,包含了“■、螟、肤疽、夕下、大风、大带、白?、爒”等古病名。皮肤病治疗方法包括外治法、内治法、祝由法三类,其中以外治法为主。外治法重在清外邪,内治法重在补正气。系统梳理简帛医书皮肤病及其治疗方法,可以管窥秦汉时期皮肤病的诊治水平,有助于完善早期皮肤病病史研究,也可为现代临床治疗皮肤病提供新思路。

出土战国简册“[鹿毛]”字考

“[鹿毛]”字战国楚简五见,当分析为从“毛”“麃”省声,是“毛”字加注声符“麃”而成的注音形声字,即“毛”字异体。湖北老河口安岗一、二号楚墓竹简中此字当分别读为“毛”和“表”,“毛”表示旗杆上的一般毛饰,“鲁帛之表”指鲁地丝帛制成的用来装竹杖的套衣。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校读札记

《刑德》甲篇“德徙土”“(刑)居木”应改释为“德居土”“(刑)【从水】徙木”,离【=(离,离)廿(二十)岁而复并居】水”应改释为“离行【十六岁而复并居木,廿岁复并居】水”,“有胜日”应改释为“十胜曰”,“【(刑)、德】以子徙”应改释为“【六康曰:】以子徙”,“倍(背)(刑)德,益”应改释为“逆(刑)德,胜”,“日之奇□□□□伐国□□□□□胜之”可补为“日之奇□以为□伐国,地之,逆刑德,胜之”。此外,本文缀合了《阴阳五行》乙篇《刑日图》的两块帛片,发现了《五行禁日》中被误剪的“斩”字,找到属于该篇的六块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