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企业作为贸易活动的主体,详细考察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市场需求环境变化会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贸易水平。基于理论层面的分析和相应研究假说,以2000—2013年中国工业出口企业为样本数据,探讨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变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着重从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视角对该影响与机制进行详细研究发现:外部市场需求增加能够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机制检验表明出口规模效应的促进作用占主导,缓解了竞争效应的抑制作用;由于这两种效应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存在差异,进而外部市场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程度依次为成熟期企业、成长期企业、衰退期企业,这个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同时,外部市场需求增加对低技术、加工贸易以及出口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会产生更明显的积极影响。

中国经济内外循环度演变及空间集聚

在贸易比较偏好视角下研究我国经济内外循环度的演变特征及其空间集聚状况,有助于加快建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文章基于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了2012年与2017年的省内贸易、省际贸易需求、省际贸易供给、国际贸易需求和国际贸易供给共五类贸易比较偏好指数,重点考察我国的贸易比较偏好及供需视角下的经济内外循环度特征。结果表明:我国贸易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内陆省份如东北三省、河南和江西偏好国内循环经济,沿海省份如广东、江苏、上海和福建则更注重国际贸易流通;从行业层面来看,制造行业中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已初步呈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国际循环相辅”的特征,而服务行业中的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则以国内经济大循环为主。

入世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外循环格局变迁及其应对策略——基于供需结构、全球价值链、国际网络关系的三维视角

基于2000—2020年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从供需结构、全球价值链、国际网络关系的三维视角,揭示入世以来中国国民经济外循环的格局变迁。研究发现:(1)从供需结构视角看,与全球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中国国民经济外循环占比相对较低。(2)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进入下降通道,这一趋势一直没有得到逆转。入世以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可能有所削弱。(3)从国际网络关系视角看,中国在全球供需网络中的地位和影响力稳步提升,2020年仅次于美国和德国,处于全球第三的位置,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4)中国面临的市场约束和“卡脖子”风险整体降低并呈现分散态势,但中国可能面临来自美国的进出口双向约束。

扩大内需带动产业升级的逻辑、途径与政策协同

内需及其创造的市场需求是企业创新产品和服务,推动产业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品质方向发展的重要动力。以扩大内需带动产业升级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增强双循环内生发展动力的必然要求。扩大内需与产业升级存在互为动力的内在逻辑,消费是产业升级的基础动能,而投资是产业升级的必要保障,同时产业升级会刺激消费和投资,形成内需与产业升级双向互促的发展动态。夯实消费带动产业升级的基础,激发基础设施投资的引导作用,能够有效强化产业升级动能。以扩大内需带动产业升级,不仅要以扩大内需政策有效牵引产业升级、以产业升级政策刺激内需扩大,还要注重政策目标与工具的协同性,政策制定和实施主体的连通性,并以高质量的市场培育政策,为扩大内需和产业升级营造良好的市场和制度环境,促进内需与产业升级协同共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外需冲击、农产品“出口转内销”和企业绩效:来自涉农企业的微观证据

入世以来,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但需求端的挑战亦不容忽视。作为重要的农业主体和出口部门,涉农企业的“出口转内销”决策对消解外需冲击、促进农业升级有着重要意义。识别了外需冲击下涉农企业出口与内销间的替代关系,同时检验了“出口转内销”是否存在产品和企业异质性,并考察了“出口转内销”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涉农企业在外需冲击下存在“出口转内销”行为,1%的出口下降平均会引起0.366%的内销上升;“出口转内销”在不同产品与企业间存在异质性,原料产品和内向产品(如简单产品、面向东部膳食区产品)更容易转内销,而外资企业和小规模企业转型效率高于国有和大规模企业;外需冲击会造成涉农企业经济绩效下滑,但农产品“出口转内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外需冲击产生的负面影响。

2022年针织行业经济运行分析

对2022年针织行业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表明2022年我国针织行业整体承压运行,产销增速有所放缓,针织服装占比略增;利润同比有所下降,行业发展韧性显现;出口规模再创新高,未来增长压力较大;内销需求动力不足,消费热度有待提高。分析2023年行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指出行业运行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国内市场有望迎来较快增长,出口则受外部需求收缩和高基数效应,面临下行压力,并提出企业需要聚焦主业,重视科技与创新,与时俱进,积极应对新局面新变化。

拉动消费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西方经济增长缓慢,使我国出口增速下滑。为此,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依赖外需转变到主要依靠内需上来。在我国目前投资率较高的情况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落在拉动消费上。我国目前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是政府政策导向、居民收入较低以及城镇化水平较低。要刺激消费,必须改变政府的收支结构,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并提高城镇化水平等。

我国内需率下降的成因及建立扩大内需长效机制的思路

本文从理论上阐明了内需和扩大内需的含义,认为扩大内需只有在基于GDP支出法的总需求分析框架下才能被提出来,目标是在内需规模不断扩大的基础上提高内需率。实证研究表明,贸易顺差增长过快,投资和消费关系不协调,存在制约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共同导致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内需率持续大幅下降。建立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应把握扩大内需与降低净出口并重、扩大内需规模与提高内需增长质量并重两个要点,以提高内需率为目标,加快建立内外需求协调发展、投资消费良性互动、消费持续稳定增长和投资长期稳定可持续增长四大机制。

城乡统筹、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关系研究

城乡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任务,城镇化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引擎,而农村是近年启动内需的重要市场。采用9个城乡经济社会统筹的基本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构建反映城乡统筹水平的综合指标,再利用VAR模型研究城乡统筹、城镇化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分析表明:城乡统筹和城镇化均是农村居民消费的格兰杰原因,城乡统筹和农村居民消费也是城镇化的格兰杰原因;从长期来看,城乡统筹和城镇化的正向冲击均会对农村消费产生正的影响,且两者对农村消费变化的贡献率超过50%。应以城乡统筹、城镇化开启和促进农村内需市场发展,并在城乡统筹的背景下以农村居民消费推进内生性新型城镇化进程。

中国外贸出口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以中国为对象,运用时间序列模型,分析1979—2008改革开放30年间出口导向型模式与进口和国内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三者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由此建立的回归模型显示,出口能够促进一国国内经济增长,进口是一种补充,并且进口能够推动出口。此外,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出口对进口的拉动作用不明显。为使出口导向型模式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我国应积极从"两个转变,两个消化"的方向对其进行调整。

集群中企业的纵向分解

集群内企业间的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本质上是集群内企业不断纵向分解的过程。其根本的动力来自于产业的本地化。产业的本地化对集群内企业的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都将产生影响。笔者还发展了一个几何模型,并用其说明集群内企业的均衡纵向规模的决定和变化。

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实证分析——基于总需求结构视角

利用1980-2009年的统计数据,分析了投资、消费、进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整体来看30年来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超过投资和进出口,但是最近15年消费拉动经济的主导作用逐渐丧失,投资和出口的作用大大增加;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作用,而进出口在短期内有作用,但是作用明显小于投资和消费。实证结果和我国经济发展现状相比较可以得出我国经济发展存在内外需结构失衡、进出口结构失衡、投资和消费结构失衡的结论。

内需与外需的动态关系——来自中国的经验

内需变量和外需变量二者之间存在相互积极的动态作用。以中国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VAR(2)模型进行进一步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内需和外需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并且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外需变化和内需变化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互作用的动态影响。外需和内需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所谓外需主导或是内需主导或者是所谓需求主导转型的提法是不正确的。扩大内需与稳定并促进外需增长并不矛盾,二者之间相辅相成、并行不悖,中国内需的有效扩大离不开外需的平稳增长,而内需的扩大同样对外需具有驱动作用。

中国城镇化背景下的中欧关系发展

中国城镇化的探索和实践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健康有序的城镇化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给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而且具有世界性意义,尤其是能够为中欧合作开辟新的平台。一方面,中国能够借鉴欧洲发达国家城镇化历程的积极经验,学习其先进技术,推动自身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意味着巨大的内需,为中欧贸易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当然,在学习西方经验和技术的同时,中国应当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城镇化之路。

日本经济“双循环”发展:演进历程、经验教训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如何有效平衡经济内外循环的关系,始终贯穿于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历程。在外循环方面,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日本积极推动出口贸易与经济国际化,完成工业化后则着力实施产业链海外布局与对外经济战略;在内循环方面,日本推动经济秩序的重建及产业升级转型,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结构性问题愈发突出。日本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始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当国内国际循环相互促进时,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陷入“单循环”的误区,国内国际循环无法形成有效衔接,经济增长陷入长期低迷。日本经济双循环体系的发展历程,对中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参考意义。

内外需求对中国城市化的影响研究——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

内外需求对中国城市化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有助于厘清城市自身特点与外部特征对城市化发展发挥的作用,有利于制定针对性对策促进城市化发展。基于我国285个地级市及国外187个经济体层面的面板数据,考察外需与内需对城市化的影响程度及其作用机制,建立城市化规模决定方程,并运用面板计量模型,估计内外需对城市化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用以测度内外需的国内市场潜力与国外市场潜力对城市化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全国样本估计结果为外需影响大于内需,内需对三大地区的城市化率影响显著为正。受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外需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为正,且远超全国水平,外需对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率影响为负。

中国城镇化背景下的中欧关系发展

中国城镇化的探索和实践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健康有序的城镇化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给我国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而且具有世界性意义,尤其是能够为中欧合作开辟新的平台,注入新的动力。一方面,中国能够借鉴欧洲发达国家城镇化历程的积极经验,学习其先进技术,推动自身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意味着巨大的内需,为中欧贸易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当然,在学习西方经验和技术的同时,中国应当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城镇化之路。

论中国城镇化给中欧关系带来的机遇

中国城镇化的探索和实践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健康有序的城镇化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给我国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而且具有世界性意义,尤其是能够为中欧合作开辟新的平台,注入新的动力。一方面,中国能够借鉴欧洲发达国家城镇化历程的积极经验,学习其先进技术,推动自身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意味着巨大的内需,为中欧贸易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当然,在学习西方经验和技术的同时,中国应当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城镇化之路。

论中国城镇化给中欧关系发展带来的机遇

中国城镇化的探索和实践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健康有序的城镇化不仅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给经济增长注入强大动力,而且具有世界性意义,尤其是能够为中欧合作开辟新的平台,注入新的动力。一方面,中国能够借鉴欧洲发达国家城镇化历程的积极经验,学习其先进技术,推动自身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意味着巨大的内需,为中欧贸易的发展带来巨大机遇。当然,在学习西方经验和技术的同时,中国应当注意从实际情况出发,走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城镇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