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VC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

基于贸易增加值核算框架,使用2000年~2014年中国18个制造业的样本数据,应用广义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了GVC参与度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效果。结果显示:参与GVC程度的加深会带动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增长,进口中间品会降低出口国内附加值,但GVC参与度提高所引起的出口国内附加值增长幅度大于进口中间品所引起的下降幅度,出口国内附加值与GVC地位存在U型关系,行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和加入WTO都显著提高了出口国内附加值,改变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测度方法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将制造业分为高、中级技术类别,高技术制造业有更强的附加值获取能力,中级技术制造业更多依赖高密集度的劳动投入分享附加值。

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中国出口贸易地位再分析--基于增加值贸易和GVC地位指数的视角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增加值贸易核算方法比传统贸易统计方法更能真实准确地揭示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情况、所处的地位、获取的贸易利益。本文基于OECD和WTO2013年联合发布的1995-2011年连续17年的WIOT数据,先通过增加值贸易法将中国的总出口分解为Koopman(2010)的五部分,然后运用GVC地位指数法测算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并将其和世界主要的39个经济体加以比较,进而判断中国在新型国际分工下的地位和获取贸易利益的情况。增加值分析显示,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中最终产品所占比例最高,达33%~46%;其次是转移的中间产品所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比例,为23%~27%;出口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比例为14%~28%;出口的被进口国自己使用的中间产品包含的国内增加值比例为14%~17%;返回的国内增加值比例为0.24%~1.23%。GVC地位指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虽然出口总值超过美国和德国雄踞世界第一,但是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其地位相对较低,出口获利能力不高。

数字技术与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数字技术正在加速重塑全球价值链(GVC),以此为契机推动GVC分工向内需主导型转变,是畅通双循环、促进经济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本文通过辨析增加值来源识别数字技术渗透水平,研究了数字技术对内需主导型GVC分工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技术可有效深化内需主导型GVC分工,其作用机制在于激发国内需求、强化核心环节优势与降低贸易成本。第二,相对而言,数字技术对内需主导型GVC分工的深化作用在国际分工参与水平高的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以及发达国家和地区中更大。第三,与外需主导型GVC分工相比,数字技术对内需主导型GVC分工的深化作用更大。以上结论对中国凭借数字技术优化国际分工模式、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有重要启示。

数字产业与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

在全球价值链深度调整的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渗透全产业链条,重塑国际贸易分工格局,为兼顾价值链效率与安全提供了可能性。在定义全球价值链韧性的基础上,文章系统考察了数字产业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作用效果和微观机理。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发展显著提高了企业全球价值链韧性,在考虑相关稳健性因素后,其主要结论依然成立。机理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发展通过推动国内产业链整合和提高国内中间品种类来稳固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这种韧性提升效应在不同数字产业发展特征、行业和企业间呈现异质性,数字产业在高产业占比和高集聚水平的发展特征下对全球价值链韧性的促进效果更强,数字产业发展对资本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高集中度行业以及民营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影响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表明,实现贸易方式转换、中间品进口替代和信息成本缩减对数字产业发挥韧性提升效果有明显正向调节作用。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双循环”视角和实现创新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研究了企业在全球价值链(GVC)上游嵌入度和全球价值链(GVC)下游嵌入度对企业国内外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和机制,包括国内技术创新和国外技术创新。研究发现:GVC上游嵌入度显著促进了国内技术创新,对外资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高行业竞争度企业的影响更明显,而GVC上游嵌入度对国外技术创新没有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GVC下游嵌入度则对企业国内外技术创新均产生抑制效应,对内资企业、一般贸易企业和低竞争程度企业的作用尤其明显。机制检验表明,吸收能力有助于增强GVC上游嵌入度对国内创新的促进效应,同时弱化GVC下游环节嵌入对企业国内外技术创新的阻碍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GVC上游嵌入度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应和GVC下游嵌入度的绿色技术创新抑制效应,仅在非污染行业中存在。研究结论为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嵌入过程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以及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参考。

装备制造业全球分工地位提升的路径选择——基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视角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任务,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将国内国际双循环与装备制造业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研究装备制造业全球分工地位提升的路径,并重点分析国内循环的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循环显著促进装备制造业全球分工地位的提升,国际循环对处于价值链高端位置的经济体具有正向影响,对处于低端位置的经济体具有负向影响。中介效应表明:国内循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和增强行业集中度双渠道实现装备制造业全球分工地位提升。调节效应表明:国际循环会抑制行业规模和技术进步对国内循环的提升作用,进而影响全球分工地位。以上研究结论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破除“低端锁定,高端封锁”困境有着重要意义。

贸易便利化与全球价值链嵌入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当前世界经济的显著特征,贸易便利化毋庸置疑是推动价值链分工体系向纵深发展的关键助力。采用2006—2014年42个国家的双边贸易数据,在测算各国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和贸易便利化指标的基础上,实证研究了各国贸易便利化水平如何影响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促进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嵌入度的提升;贸易便利化会通过提高对外开放度、扩大国内市场规模来促进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从区分“一带一路”与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看,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效应;从区分时间段的维度来看,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促进作用更加突出。研究结论将从贸易便利化的视角,为中国更高水平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可能的思路,继而为中国全面开放新体制的建设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

中国出口贸易利益究竟有多大——基于附加值贸易的估算

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快速发展,客观上要求以贸易附加值来刻画出口品内含的新增价值,从而更本质地揭示一国出口的真实贸易利益。本文利用WIOD提供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从出口贸易内含国内附加值视角,测算了1995-2011年中国出口贸易利益,结果表明:(1)伴随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出口贸易内含的国内附加值在出口总额中所占比重虽有下降趋势,但总量却呈稳步上升态势,且数量巨大可观,出口贸易的总量经济效应十分显著;(2)从分行业层面来看,资本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对贸易利益的贡献较大且呈上升趋势,表明出口贸易利益来源结构进而所反映出的产业结构有所优化;(3)服务出口对贸易利益的贡献主要依赖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资本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尤其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出口所做贡献极其有限。进一步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以此推动附加值贸易高速增长,进而实现包括服务业在内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都有着极为关键的意义。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视角、逻辑主线和总体框架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全球化战略转型的重大选择。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可以作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一种切入视角。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技术大变革之下全球价值链分工动态演变和深化的理论逻辑使然,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规律自然演进的历史逻辑使然,更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需求端、供给端和制度端发展条件变化的现实逻辑使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总体框架可以概括为:首先,基于内需市场构建国内价值链,形成国内大循环;其次,实现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深度对接,以国内大循环带动国际循环;最后,以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循环,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的政策实施重点在于,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坚持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系统观念,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内需主导型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经济协动——理论机理与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价值环流特征识别内需主导型的全球价值链(GVC)分工深化程度,考察其对国际经济协动的影响。主要结论有:一是深化内需主导型GVC分工将通过转换增加值创造的动力结构,为宏观经济带来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的利益及滞后于国外经济繁荣的弊端,但利大于弊,可助力经济平稳运行;二是依靠外包中间品环节构建内需主导型GVC将抑制上述经济独立利益,尤其当向发达国家外包该环节时,这一现象更为突出,同时这也是发展中国家内需主导型GVC并不能使其独立于国外经济低迷的原因,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则相反;三是深化内需主导型GVC可通过增强内生增长动力的方式加速一国经济增长,进而弥补以上弊端,但该作用随着内需主导型GVC分工深化而递减。上述结论可为新发展格局下的经济维稳政策制定与风险防范提供依据。

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

剔除第三方效应测度双边价值链嵌入度,考察其与国际经济周期非对称联动间关联。研究发现:融入全球价值链使中国制造业陷入低增值率出口与中间投入高比例进口的困境,进而削弱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扩张的联动,加强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经济紧缩的联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国际经济周期呈扩张联动低于紧缩联动的非对称特征。该现象在金融危机前突出,危机后有所缓解但仍存在。相对而言,融入全球价值链大幅削弱了中国与经济增长较为稳健的发展中国家、非欧盟国家经济扩张的联动,又大幅加强了中国与发达国家、欧盟国家等危机多发国经济紧缩的联动,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增长。要规避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稳增长的阻碍,中国须提升制造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并着力降低中间投入进口比例。本文发现了国际经济周期联动的非对称特征,并基于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典型特征解释成因,研究结论可为制定实施稳增长政策提供决策参考。

中国对外贸易隐含碳增加值指数研究

中国在积极参与世界贸易、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正面临着两重压力:一方面,中国一些行业正被锁定在国际价值分工低附加值的低端环节;另一方面,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跃居世界第一。论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背景,将总贸易核算方法与世界环境投入产出模型结合,从国家整体层面、双边贸易层面、行业层面对2000—2014年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国内增加值和隐含碳排放量分别进行了核算,并构建了隐含碳增加值指数,由此发现国际社会高估了中国的碳减排责任,中国进一步的减排重点在于能源部门。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经济内循环测度与应用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条件和环境变化作出的重大决策,但当前仍缺乏规范的内循环测度方法。本文从全球价值链角度,阐述了基于前向链接和后向链接两个维度下的经济内循环测度方法。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充分考虑了包括中间产品在内的所有产品均需在国内生产、流通、消费的特征。研究表明,2000—2014年样本期内,在国家层面,发达国家如美国和日本内循环较高,德国较低,金砖国家如巴西、印度内循环较高,中国和俄罗斯略低。在三次产业层面,我国农业和服务业内循环程度较高,制造业内循环程度较低。在行业层面,2019年,我国制造业中内循环程度最低的是其他制造业和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内循环程度较高的是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扩大内循环对不同行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典型的如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会经历更快增长,应着力扩大内循环,但农、林、牧、渔业,食品、饮料和烟草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等会经历增长停滞,此类行业应从商品、要素自由流通的角度,降低物流成本、提升内循环质量。

国内市场规模与创新资源投入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造纸业的实证分析

研究国内市场规模与创新资源投入对中国造纸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对推动中国造纸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首先测算了中国造纸业1995-2019年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然后将创新资源投入分为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两个方面,构建了国内市场规模与创新资源投入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分析框架,并基于中国造纸业的数据运用VAR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中国造纸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从1995年的-0.026上升到2019年的0.103,整体来看分工地位已大幅提高,但是和一些造纸强国相比仍有较大差距。(2)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对中国造纸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具有持续的正向影响,而国内市场规模只能在短期内提升中国造纸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研发投入对中国造纸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作用最强,人力资本次之,国内市场规模最弱。(3)从长期来看,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和国内市场规模对中国造纸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变动的贡献率分别为20.778%、8.473%和25.149%。研究结论表明,增加创新资源投入并扩大本土市场规模可以作为中国造纸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路径。基于此,文章提出中国造纸业应加大研发投入、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加强对造纸人才的职业和技能教育、培育和扩大纸产品国内市场等政策启示。

中国本土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提升了吗?——基于出口国内技术含量的分析

通过建立2003—2013年HS2002六位编码产品与投入产出表中15个制造行业的对应关系,以出口复杂度指标为基础,对进口中间投入和外资部分进行了顺次剔除,用计算出的本土制造业出口国内技术含量来测度其价值链地位,并实证研究了中国本土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总体来看,中国本土制造业价值链地位有了一定的提升,但幅度不大;FDI三种技术溢出对中国本土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作用各异,水平技术溢出呈现"倒U型"非线性关系,前向技术溢出递增正相关,而后向技术溢出只是线性正相关;人均资本和研发密度均未能有效发挥促进作用。

大国市场与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国内超大市场规模的国家竞争优势

本文基于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将国内市场潜力与企业GVC地位置于统一分析框架,利用2003-2015年微观企业数据对国内市场潜力与企业GVC地位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研究表明:国内市场潜力能够促进企业向GVC高端环节攀升,证明了大国市场可以作为企业GVC地位提升的动力来源。解构国内大市场优势因素发现,国内超大市场规模引致的虹吸效应、集聚效应、竞争效应通过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以及提升生产和研发效率的内在渠道促进企业向GVC高端环节攀升。进一步地,本文还发现国内市场潜力优势不仅可以促进本行业企业GVC地位攀升,还可以通过国内价值链的传导途径带动上下游行业企业GVC地位升级。

知识产权城市建设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是企业参与外循环能力的重要体现。随着近年来逆全球化思潮愈演愈烈,国际循环出现局部性梗阻,如何有效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已成为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基于2000—2013年间“中国知识产权试点城市”政策的准自然实验,分析各地相继开展的知识产权城市建设对于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知识产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2)营造创新生态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与引进先进生产设备,是知识产权城市建设促进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的关键作用机制。(3)知识产权城市建设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政策效应存在显著异质性,在一般贸易企业、知识产权密集型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影响更大。本研究对于全面推进知识产权强国战略,以及通过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均具有启示价值。

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兼论畅通双循环的互动关系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内涵,对企业高水平开放、深度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畅通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探究国内市场一体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影响及内在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拓展分析畅通双循环视角下,国内市场一体化和贸易便利化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互动影响。研究发现:国内市场一体化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和贸易匹配效应显著提升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尤其对东部地区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的提升效果最为明显。此外,国内市场一体化与贸易便利化在提升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过程中存在互补作用,且这种互补作用主要体现在提升全球价值链上游参与度上。

全球价值链融入与中国制造业就业:基于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

文章利用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构建了单位增加值的就业效应指标,开展了相应的部门分解,结合WIOD数据库,计算了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完全增加值系数和完全就业系数。结果表明:传统的以产出为基准计算的就业量低估了国内真实边际产出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即以单位增加值为基准计算的就业效应更大;虽然低端技术制造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中的就业创造效应最强,但不稳定,对外部冲击十分敏感;低端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攀升过程中,增加值增长与就业增长短期内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关系;将制造业各行业的单位增加值的就业效应进行部门分解发现,中高端制造业与服务业耦合发展是未来国内就业增长的重要方向。

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全球价值链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文章通过构建考虑中间品进口关税和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理论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内在机理。进一步地,文章将2001年中国加入WTO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分析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促进我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此外,研究发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企业DVAR的影响主要是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更为上游环节所实现的。异质性分析表明,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文章为通过进一步拓展对外开放领域以及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来提高我国的贸易收益提供了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