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协定中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

以64个国家1995—2017年141个区域贸易协定为样本,在测度竞争政策规则深度的基础上,实证考察其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有助于提升缔约方出口国内增加值。该结果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缔约方制度质量加强了竞争政策规则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促进作用,但区域贸易协定灵活度会阻碍该促进作用。区分条款发现,横向原则与国有企业条款可以促进出口国内增加值;区分国别发现,竞争政策规则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存在异质性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竞争政策规则的强化对第三方国家存在溢出效应。因此,中国应有意识地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合理设计竞争政策条款并逐步提升执行度,打造更为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外贸内卷化、出口退税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企业面临来自国内外同类企业的双重竞争,容易出现为抢夺代工订单和抢占市场份额而竞相压价、生产低端同质产品的“外贸内卷化”现象,这是推动我国经贸高质量发展亟需探讨的问题。以微观企业为研究对象,研究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进而分析出口退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能够起到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外贸内卷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有负面影响,而出口退税政策有助于缓解这种负面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出口退税通过企业利润提升效应和一般贸易占比提升效应帮助企业缓解外贸内卷化的负面影响。因此,应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实行不完全且有差别的增值税退税政策,以更好地发挥其引导企业出口行为选择的作用,走出外贸内卷化困境。

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与企业杠杆率

去杠杆是防范和化解重大债务风险的关键举措,而利用实体经济的力量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积极稳妥地降低企业杠杆率是新时期稳步推进结构性去杠杆的重要方向。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数据,从全球价值链视角探讨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影响企业去杠杆的方向和内在机理。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杠杆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对不同所有制、不同贸易方式、不同行业企业去杠杆都有积极的影响。进一步的机制检验结果显示,由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带来的盈利能力提高、外资弱化效应以及商业信用增加效应是主要影响渠道。因此,政府和企业可从市场角度特别是企业自身竞争力提高方面探索降低和化解金融风险的路径。

Does the Domestic Value Added Induced by China's Exports Really Belong to China?

Since 2001, the exports of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FIEs） have accounted for more than 50percent of China＇s total exports. As foreign capital occupies a high proportion of the total capital of FIEs, most FIEs ＇ capital gains are foreign factor income. Although these gains are calculated as apart of China＇s GDP, they do not belong to China＇s national income. To determine the real contribution of exports to China ＂s welfare, the present paper analyses the impact of exports on China ＂s national income using a non-competitive input output model capturing processing trade. The results show that every US$1000 of China＇s exports generates US$506.8 of national income. The real contribution of exports to China ＂s welfare is much smaller than what we expected. This suggests that China should endeavor to improve the gains from international markets orfind another engine to maintain its economic growth.

“营改增”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来自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全球价值链升级是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重要内容,“营改增”是减税降费、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举措。文章基于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微观数据和OECD的跨国投入产出表,测算城市层面全球价值链升级状况,实证分析“营改增”对城市沿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升级,表现为“营改增”提高了城市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上游度和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进一步研究发现:“营改增”通过促进城市专业化分工,提升城市创新水平,提高城市生产率,进而推动城市沿全球价值链升级;在中西部、税负较高、金融市场化程度较低和小规模纳税人较少的城市,其影响更为显著。

稳健外交关系如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本文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测度了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此基础上研究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中国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该结果经过变量替换、更换回归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机制检验表明,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国内外中间品相对价格和提高企业加成率两条途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双边外交关系发展会显著提高低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但对高技术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却表现为抑制作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比,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危机、加征关税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双边外交关系发展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提升作用。

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企业作为贸易活动的主体,详细考察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国际市场需求环境变化会如何影响企业出口贸易水平。基于理论层面的分析和相应研究假说,以2000—2013年中国工业出口企业为样本数据,探讨外部市场需求规模变化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并着重从企业生命周期异质性视角对该影响与机制进行详细研究发现:外部市场需求增加能够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机制检验表明出口规模效应的促进作用占主导,缓解了竞争效应的抑制作用;由于这两种效应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存在差异,进而外部市场需求冲击对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提升作用程度依次为成熟期企业、成长期企业、衰退期企业,这个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下依然成立;同时,外部市场需求增加对低技术、加工贸易以及出口到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会产生更明显的积极影响。

人口老龄化、数字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

在提升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过程中,“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遍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基于2010—2019年3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国内增加值数据,构建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并使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了人口老龄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影响及其机制,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人口老龄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且主要通过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和出口比较优势提升促进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提高;数字经济发展在其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并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发现,人口老龄化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地位的提升作用仅显著存在于中度以下老龄化国家和非中心网络地位国家中。中国应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持续推动产业高级化发展,加强培育技术密集型中间品的出口优势,打造良好的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环境,更大限度地发挥数字经济发展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以提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网络中的地位。

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

基于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及CEPII-BACI,系统考察进口技术复杂度与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关系。研究发现:进口技术复杂度显著提升了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研发创新行为对广州企业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即具有较高研发创新程度的企业通过进口技术复杂度促进广州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机制检验发现,研发创新对广州企业出口DVAR作用的显著中介变量是企业成本加成率和进口中间品与国内中间品的相对价格。为促进广州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和竞争力的提升,应加快推进进口政策由出口导向向创新导向升级。

贸易便利化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3—2017年UNCTAD-Eora及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区域投入产出平衡表,考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变化情况。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具有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形影响,该影响不仅会随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向高分位点转变而逐渐增强,而且在不同经济体、不同部门及其内部也呈现异质性,其中高收入经济体、制造业及其技术密集型部门所受影响相对较强。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国家贸易便利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这种倒“U”形影响通过中间品进口规模扩张及其技术溢出、出口规模扩张和外资流动渠道实现,研发创新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

国内市场规模扩大提升了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吗?——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

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利用国内大市场培育出口竞争新优势是提高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内在要求。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国内市场规模优势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表明,城市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能显著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且大型城市、港口城市和处于城市群中的城市更有利于发挥国内市场规模对出口附加值的正向促进作用。传导机制检验表明,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会通过创新促进效应、人力资本升级效应和出口贸易转型效应提高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此外,环境污染程度和政府干预程度的提高会阻碍市场规模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正向促进作用。

产业集聚对中国木材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制及其实现路径

【目的】厘清产业集聚对中国木材企业全球价值链(GVC)地位的作用机制,为木材企业通过产业集聚提升GVC地位提供决策参考。【方法】以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表征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构建产业集聚对DVAR作用的理论框架,基于15406家中国木材企业样本和海关贸易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产业集聚通过企业成本加成率和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2条路径对DVAR的影响。【结果】(1)总体上,木材产业集聚显著提升DVAR,产业集聚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DVAR提升0.0023个单位。(2)具体到木材产业各行业,产业集聚对DVAR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产业集聚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人造板制造业DVAR显著提升0.0141个单位;产业集聚对木材加工业、木制品制造业DVAR影响不显著;产业集聚使木质家具制造业DVAR降低0.0068个单位。(3)从企业异质性角度看,相较加工贸易企业和外资企业,产业集聚显著促进一般贸易企业和本土企业DVAR提升,不存在“倒U”形和“N”形的非线性关系,即企业生产仍处于规模报酬递增区间,木材产业进一步集聚可提升DVAR。(4)中介效应模型结果显示,成本加成率和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对DVAR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成本加成率每提高1个单位,DVAR显著提升0.0660个单位;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每下降1个单位,DVAR显著提升0.1515个单位。同时,产业集聚与成本加成率、中间品相对价格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也显著为正。【结论】产业集聚可通过劳动力蓄水池效应、中间投入共享效应和知识技术溢出效应促进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和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2条路径提升木材产业整体DVAR,但存在行业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需要合理引导木材产业集群的形成,优化木材产业布局;以技术创新和人才带动木材产业集聚发挥正向外溢效应;在双循环新格局下推动木材企业逐步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实现通过本土产业集聚立足于经济内循环的发展之路。

人民币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质量的影响分析

汇率波动会以外生冲击的形式对出口企业的行为造成影响。采用国内增加值率作为出口质量的代理变量,探讨汇率波动对产品出口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对出口质量有正向影响,1%的实际汇率波动,使得企业出口质量平均波动0.19%。在质量差异大的行业中,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对产品出口质量的正向影响为0.4%,且在统计上显著。但在质量差异小的行业中该效应并不显著。另外,人民币汇率波动也会对出口企业的数目产生影响。研究还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也会影响企业决策,同时企业竞争强度是出口质量升级的决定性因素。

税收努力对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

搜集2002—2021年31个省区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LASSO回归测度税收努力,构建非线性计量模型考察税收努力与金融发展的关系。结果发现:税收努力与金融发展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而财政缺口对二者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经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消费税、西部地区、低出口退税率地区的税收努力与金融发展存在明显的倒U形关系,增值税税收努力决定了总税收努力对金融发展的负面影响。因此,在未来推进金融发展的过程中,既要保持适度税收努力,稳定财政缺口,又要规范地方政府行为,合理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为地方金融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采用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国的外商直接投资(IFDI)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作用,两者高水平的协调发展会产生协同效应,进而强化单向国际投资的经济效应。利用UNCTAD的国际投资数据和TiVA数据库的增加值贸易数据,测算2000—2018年63个经济体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水平(IFDI与OFDI的耦合协调度)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并采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基准模型检验表明,双向FDI协调发展整体上具有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提升效应;影响机制检验显示,双向FDI协调发展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提升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双向FDI协调发展对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影响,在发达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发展中经济体中显著为负,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经济体中显著为正而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经济体中不显著。应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的双向FDI协调发展战略,根据国家发展战略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策略,以双向FDI协调发展促进对外贸易利得持续增长,并通过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提升。

区域市场一体化对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的影响

以长三角一体化政策前两次扩容为切入点,尝试回答区域市场一体化是否促进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这一关键问题,并对其背后的作用渠道和机制进行了探索。研究结果发现,区域市场一体化可以显著促进中国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攀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其主要作用渠道是生产要素流通水平和地区创新能力的提升;在作用机制方面,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资本错配水平在其中发挥了调节作用。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市场一体化政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低产业集聚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最为显著。为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提供了学术支持。

数字经济发展能否提升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

本文通过扩展Kee和Tang(2016)的研究模型,构筑数字经济发展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理论模型,采用中国工企-海关匹配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心城市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出口DVAR提升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效果;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成本节约效应和创新溢出效应两个渠道提升了企业出口DVAR,政府支持和国内大市场优势均有助于增强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促进作用。

减排目标约束、进口中间投入替代与企业出口增加值

如何在改善环境的同时推动出口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议题。通过识别减排目标不同的地区与污染程度不同的行业,采用三重差分法探讨了“十一五”环保规划对微观企业出口增加值的影响。研究表明,“十一五”环保规划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所处省份政策管制越严格、行业污染越严重的企业其出口DVAR受到的抑制作用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减排目标的制定促使企业转向“清洁生产”,政策引致的成本效应使得贸易企业增加进口中间投入来替代国内中间投入,从而导致企业出口DVAR下降。此外,该环保政策对中国企业出口DVAR的影响因企业所有制、企业规模和地区监管力度等不同而存在差异,对外资企业、大企业以及监管严格地区企业出口DVAR的负面影响更大。

制造业数字化投入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分析

制造业数字化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技术。本文基于2009—2018年的数据,利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制造业14个核心行业的数字化投入,测度制造业数字化投入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机制。实证表明,制造业整体数字化对出口国内增加值有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有抑制作用,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都有促进作用。最后从夯实制造业数字技术基础,充分发挥技术密集型行业带动作用与技术溢出效应和通过政策引导贸易规则建立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出口增加值对中国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影响

利用2010年中国非竞争型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测算了30个省区市30个产业的出口增加值,揭示分产业出口增加值的区域分布格局;并通过构建和计算产业结构高度化指数,对比出口增加值与地区生产总值的产业结构差异,结合阐述出口增加值带动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结果显示:出口增加值的规模与结构高度化程度在空间上都存在东中西梯度差异;出口增加值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越高,即区域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越深,分工越高级,对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的带动作用就越显著。因此,区域间出口增加值的结构差异,是拉大区域间产业结构差异的因素之一,导致了区域产业结构的"马太效应"。根据研究结论,建议各区域通过创新驱动、产业技术溢出、延长产业链等方式优化产业结构和出口增加值结构,从而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