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益捐赠行为的法律性质

公益捐赠行为属于捐助行为之一种 ,它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益捐赠合同除作为其合同主体的捐赠人和受赠人外 ,还涉及受益人这一公益捐赠合同关系人。同时 ,合同客体和内容的特殊性反映了这类行为的社会公益性目的。公益捐赠行为的法律涵义决定了它与信托、第三人利益契约和代理法律关系存在着明显差异。通过对此比较分析 。

募捐行为法律性质之探讨

近年来,募捐纠纷时有发生,严重地影响了捐赠人捐赠的积极性,侵害了受益人的合法权益。而我国目前的立法中未对募捐行为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理论上对募捐行为法律性质的认识众说纷纭,司法实践中处理也不尽一致,如何规范募捐行为、认定募捐行为的法律性质已成为立法、司法和理论界的一个重要课题。

慈善捐赠余额所有权归属研究

目前,我国有关慈善捐赠的法律法规不尽完善,尤其是有关慈善捐赠余额所有权规范的缺失,使得捐赠余额所有权归属成为焦点问题。慈善捐赠过程中涉及到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三方当事人的复杂法律关系,而慈善捐赠的法律性质是确定捐赠余额所有权归属的前提,基于慈善捐赠的法律性质,可将慈善捐赠定性为利他捐赠合同,并以此确定捐赠余额所有权的归属原则:约定优先原则与近似原则。

对我国赠与合同定性的反思

赠与分为待履行的赠与与现实赠与两种。无论待履行的赠与还是现实赠与,都不能被定性为要物合同,这不但是因为交付在赠与中是赠与人的义务,不是一种非义务性的事实,而且是因为要物合同的本质为返还交付物,而赠与导致的是赠与物的永久移转。如果赠与不是要物合同,为确保赠与人的赠与决定是谨慎的,将赠与定性为诺成合同并配备任意撤销权的立法设计并不值得推荐,因为此两种设计有恰好相反的立法假定,相互矛盾。相反,将赠与合同改造为传统的要式合同更有说服力。

利他契约视域下离婚协议中子女赠与条款的效力

离婚协议中涉及对子女赠与条款的现象日益增多。离婚协议当事人和受益一方子女三方的权利义务的界定以及诉权的确认仍存在困境。"离婚协议说""赠与合同说"都不能完全解决上述问题。"利他契约"制度的确立可以提供新的视角诠释"子女赠与条款"的法律效力,界定三方主体的权利义务,明确受益第三人即子女一方的诉讼主体地位,并确认其享有履行请求权、否认权以及限制离婚协议当事人解除或修改赠与条款等权利。

慈善组织捐赠人的民事权利之重塑

受制于《慈善法》的公法优位取向,捐赠人与慈善组织间的民事关系未得到应有关注,捐赠人权利名归而实不至。不仅如此,立基于赠与合同机制厘定捐赠人和慈善组织的法律关系,铸成了切断两者之间持续性关系的制度逻辑,抑制了捐赠人权利的确认和行使。以《民法典》实施为背景,慈善组织治理应当从“权力逻辑”中释放“权利逻辑”,基于捐赠人和慈善组织间捐赠合同的非典型性和不完备性,以信义关系为枢纽对两者间民事关系进行再阐释。未来修改《慈善法》,应采用“权利确认+行为控制”双向规范模式,强化捐赠人知情权、重整撤销权、增设变更权、引入归入权。在司法程序中,发挥信义义务的衡平性功能,遏制目前慈善组织治理的乱象,推动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为第三次分配提供可行的实现机制。

宗教场合中捐献行为的性质界定与财产归属

宗教信仰场合中的捐献行为主要包括神誓与奉献,具有宗教性和符号性,不同于民事赠与和公益捐赠.其中,神誓不属于实证法上的法律行为,但可以产生自然法上的效果;奉献是已经现实交付财产的捐献行为,宜界定为单方法律行为.借助神法物、代理或代表关系等制度均难以阐释宗教捐献行为中的财产权属,应引入默示信托理论,塑造“信众→神明→寺庙”的权属关系理论模型.在实证法层面,宗教捐献作为单方法律行为,信众丧失捐献财产的所有权,由接受捐献的寺庙取得.信众向寺庙捐献财产蕴含一个隐含的信托——基于宗教目的与宗旨使用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