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所录《子虚赋》、《上林赋》及《洞箫赋》创作时间新考——兼考王褒卒年

《文选》所录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原为一篇,其创作当开始于建元六年,定稿当在元光元年五月至九月间;《子虚赋》部分当完成于建元六年秋稍前,《上林赋》部分当作于建元六年底至元光元年五月稍后。学术界将王褒的《洞箫赋》系年于神爵元年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对王褒入朝时间和卒年缺乏考证。王褒入朝当始于神爵元年。王褒之卒年,当在甘露四年或黄龙元年。其《洞箫赋》当作于五凤三年。

洞箫·尺八小考

文章主要探讨洞箫和尺八这两种吹管乐器的演变过程。现在的洞箫家族可谓各具特色、千姿百态。作为唐代宫廷乐舞中的重要乐器的尺八至今仍基本保持原样,而它在国外却有了长足的发展。

福建省龙岩市东肖森林公园蕨类植物调查研究

通过对龙岩市东肖森林公园蕨类植物大量的野外调查和资料整理基础上,统计及分析其蕨类植物的区系组成和应用价值,结果表明:(1)龙岩市东肖森林公园内共有蕨类植物31科47属95种,种类比较丰富;(2)寡种科和单种科两者共占区系总科、属、种的77.42%、63.83%、44.2%,寡种属和单种属两者共占区系总属数的89.36%,表明该森林公园蕨类植物呈现出区系的多样性和复杂多样的生境条件,且分化水平不高;(3)在科、属级所占比例来分析,除世界分布型外,以泛热带分布型最为丰富,而种的分布以热带亚洲和东亚分布型为主,热带特征较为显著,并具有一定的温带成分;(4)按照蕨类植物不同的应用价值,可划分为药用型蕨类、观赏型蕨类、食用蕨型蕨类和其他用途蕨类,其中药用蕨类植物有31科47属86种,观赏型蕨类植物有27科38属69种,食用的蕨类植物有14科15属16种。

南音洞箫是尺八吗?--为南音洞箫正名

尺八是我国古代的一件重要吹奏乐器,其名初始于唐代,汉魏时期已出现同类乐器,于唐代得到兴盛,广泛应用于唐代宫廷乐舞、乐部及民间俗乐中,并于唐宋两次东传至日本,在日本得到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传承至今;而在中国一方,尺八却走向了另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尺八自宋元之后逐渐消失,至明末最终退出音乐历史舞台。20世纪初期尺八一词又不断重现于音乐舞台上,学术界称尺八存活于福建南音的洞箫之中,称南音洞箫又名南音尺八,是我国唐宋时期尺八的遗制,这一论断得到了普遍赞同和广泛应用,似乎已成定论。那么南音洞箫究竟是不是尺八?是否为唐宋尺八结合的遗制?本文将对此两种乐器做一细致的横向性比较研究,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明确提出自己的见解,还原南音洞箫的本来面貌,纠正对南音洞箫长期以来的误称,为南音洞箫正名。

权力强制:《文选》对赋体论的重构与规范——以“更定赋名”为中心

对文学文本言,篇题不仅是作者创作旨趣的直接传达方式,亦是后人解读文本、夷考内容宏旨乃至勾连时序世情之思想文化的重大锁钥。《文选》以"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的体认准的,对王褒《洞箫颂》、马融《长笛颂》、潘岳《藉田颂》诸篇进行篇名更定。这种粗暴的更改行为将"颂美盛德"的文用内涵形而下地置换为"体物浏亮"的文体形制,遂强行割裂了两汉以来诗教赋用的"讽颂"传统。此举成功地解决了赋、颂文体淆乱的历史遗留问题,实现了文体辨体的置换;然因其强大的"文学史权力",又造成后世对"三赋"题旨的把握更多地囿于被其规范了的"音乐""耕藉"范围内,而遮蔽了文本原有的事功文心。

传统六孔洞箫高音域指法发掘与文化地位拓展

传统六孔洞箫是一种代表中国古典音乐、民族音乐和民间民俗音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在历史、民间音乐、音色美学特征、雅文化象征、宗教、文学等方面均有特殊的文化地位。史料分析表明,传统六孔洞箫可演奏横跨三个八度的音乐,其实际音域超出了目前一般常见的d1-a3范围,而为d1-d4。人们对传统六孔洞箫音域认识的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洞箫的传播。传统六孔洞箫高音域的发掘,将给洞箫的普及和传承带来新的发展空间。同时,鉴于洞箫外观改革可能促使洞箫公众映像的异化,保持和弘扬传统六孔洞箫的形制也有利于保护洞箫文化的原真性和文化认同。

龙岩东肖桫椤谷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多样性

在对龙岩市东肖桫椤谷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进行野外调查和资料整理的基础上,依据《Flora of China》进行分类鉴定,统计分析该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资源。结果表明:①该区共有石松类和蕨类植物22科50属95种,优势科为凤尾蕨科(Pteridaceae)、水龙骨科(Polypodiaceae),优势属为凤尾蕨属(Pteris),单种科和寡种科占总科数的68.18%,单种属和寡种属占总属数的94.00%,科属内结构简单,分化程度不高。②陆生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占总种数的53.68%,为主要的生态类型。③观赏石松类和蕨类植物占总种数的68.42%,可为石松类和蕨类植物的园林应用提供大量的资源。

洞霄宫建筑遗址考古调查与历史考述

2015年12月至2016年1月,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洞霄宫遗址进行了考古调查,获取了洞霄宫遗址的一些考古信息。我们结合文献,梳理了洞霄宫宫观建筑历史、基本厘清了洞霄宫宫观建筑的兴起、繁荣、衰败过程,为将来洞霄宫遗址的考古发掘与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洞箫在多种录音模式下的听感评价研究

随着“中国风”音乐在网络上的热度攀升,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色逐渐受到听众喜爱。本文通过11种方式对中国传统管乐器——洞箫进行录音尝试,经过收集和分析听众对不同音色的评分结果,得出年轻听众群体对洞箫不同录音方式所体现的音色的喜好评价。其中,使用大振膜麦克风近距离录音方式所采集的洞箫音色饱满、具有穿透力又不失飘渺感且细节丰富,能够使听众与演奏者达到情感共鸣,获得年轻人的青睐。

基于RMP分析的龙岩东肖森林公园旅游开发研究

阐述了森林旅游的概念,采用昂普(RMP)分析理论对龙岩东肖森林公园的旅游开发进行了研究,提出了"一湖、两带、三线、七区"的空间布局结构的开发构想,并提出了东肖森林公园旅游开发的几点保障措施。

游于艺:王褒《洞箫赋》及其艺术人生

王褒以文采秀发、炜耀一代之文学才情显于汉宣帝之时。接续于汉初梁府士人优游作赋之后,王褒再次以游戏笔墨和音乐主题开启了士人“游于艺”之文学书写,突出表现了以文学创作为乐的文士意识。王褒从作《四子讲德论》《圣主得贤臣颂》的政治文本转向作《洞箫赋》的文学文本,表现出士人开始由颂扬大汉之德的政治体验走向专注内在心灵的艺术体验。游走于艺术空间的王褒,为沉闷的士林抹上一抹亮色,为后世士人开辟了一条走向艺术之路。

南音洞箫教学模式比较研究——以泉州艺校和培元中学为参照

泉州南音作为地方特色课程被泉州艺校和培元中学引入课堂,南音洞箫教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条件,必然产生培养模式的差异,在日后的南音洞箫实践等相关活动中呈现愈加明显。文章通过比较两种模式下的南音洞箫教学,对比找出其异同,基于两种模式下的洞箫教学进行思考与探究,探寻南音洞箫教学的新模式。

《洞霄诗集》的文学地理书写

元代孟宗宝所编《洞霄诗集》堪称文学地理学研究的范本,其主要表现为对人地关系和文学景观的生动反映。该书近五百首诗歌,既吻合了地理条件塑造文学作品品格、风貌的论述,又鲜明地表现出作品重塑地理环境、创造新的文学景观这一特征,从而具备了文学作品和景观专辑的双重属性,清晰地展现了“人地关系”内涵,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从“以悲为美”到“清和自然”——浅析《文选》音乐赋审美取向的衍变

《文选》中的音乐赋,其审美思想存在明显的差异。两汉时期的《洞箫》《长笛》二赋,明显透露出"以悲为美"的审美倾向,而魏晋之际,玄学的兴起致使音乐赋的审美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嵇康与成公绥将对音乐的描摹歌咏与崇尚隐逸的高远情怀联系起来,强调音乐与自然的和谐,从中可见魏晋乐赋重清和、尚自然的特点。

《洞箫赋》的创作与汉宣帝时期雅乐的流行

王褒的《洞箫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以音乐为对象的赋作,不仅描述了乐器的制作工艺、演奏方法等,同时也开创了“物我合一”的表现形式,开创了后世乐器赋写作范例。通过研究《洞箫赋》创作的背景,发现《洞箫赋》背后蕴含着浓厚的政治因素,在音乐审美的同时肩负起政治教化的职责,因此仅说《洞箫赋》是一篇音乐咏物赋不够恰当,忽视了其深层次的儒家雅乐思想。这篇“娱太子”的文章将音乐与政治相联系,主张通过发挥音乐的教化作用来塑造人格,从而促使整个社会风气归于淳朴,可以说《洞箫赋》更是一篇教化赋。

谈洞箫音色的四重境界

洞箫是我国古老的民间吹管乐器,可用于独奏、重奏、合奏。鉴于目前我国音乐专业院校没有开设洞箫课程,洞箫学习缺乏吹奏方法和音色审美的理论指导。文章通过梳理洞箫学习过程中的感悟,将洞箫音色的概念概括为“响、宽、圆、清”四重境界,并阐述了习奏洞箫的方法和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