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商标注册审查制度的优化——兼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相关规定

随着商标申请量逐年大幅上涨,我国现行商标审查制度已无法满足改革需求,优化商标审查制度势在必行。尽管国家知识产权局新公布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涉及多项实体与程序性规则的改变,以优化商标确权程序,实现商标审查的提质增效,但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德国和日本的商标法修订后,其审查制度有可供借鉴之处。为完善我国商标审查制度,针对现存问题,建议《商标法》第五次修改作出相应调整:取消相对事由审查、实行商标异议后置、增设异议纠纷的自我和解机制、增设以商标使用为标准的快速审查渠道、提高商标审查费用。

恶意注册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研究——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为有效规制商标恶意注册,我国新一轮《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新增恶意注册商标强制移转制度,就适用范围、程序规范和审查条件作出全面规定。据此,针对他人恶意注册的商标,在先权利人除提出无效宣告申请外,还可请求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将该注册商标移转至自己名下。构建强制移转制度既可有效遏制恶意注册、又能及时维护在先权利,并有助于我国参与和融入商标恶意注册国际治理体系。在适用范围上,应有效涵盖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驰名商标的恶意注册,有信义关系的当事人恶意注册和侵害他人在先权利(益)的恶意注册;在审查条件上,现有规范设计合理,但需做适用顺位上的细化研究;在程序安排上,则宜更进一步,将强制移转制度引入注册审查阶段;在后续修法程序中,对相关条款设计可做相应优化和调整。

我国最新反垄断法草案中的若干问题

国务院2006年6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反垄断法草案应该得到肯定,但是仍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本文主要指出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企业合并申报标准可能导致我国反垄断法在企业合并方面管辖过度;反垄断行政执法机构的多元化会降低该机构的地位且不利于中国市场化方向的改革;被监管行业竞争案件的管辖权被交给监管者,以及行政垄断案件的管辖权被交给政府上级机构,这些规定将令人怀疑反垄断法能否在这些领域得到公正和有效的执行。

《亚太版权法典(草案)》评述

《亚太版权法典》由英国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的教授级研究员Adrian Sterling于2015年11月提出。Sterling起草了法典草案,包含定义、受益人条款、权利、限制与例外、保护期限、侵权、救济以及建立亚太版权仲裁庭。对《亚太版权法典(草案)》的检视和评述有助于立法者对法典的解读,通过亚太地区各国在版权法修法时对法典精华的吸收,以推动亚太地区版权法律制度的修订,加快版权领域亚太区域化融合,促进亚太地区版权贸易的发展。

山西票号习惯法的特点及价值

在晋商习惯法的基础上,山西票号习惯法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它在国家法之下独立发展,自成体系;以成文法与不成文法为表现形式;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保持了地域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作为清代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票号习惯法不仅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保证了票号的发展与兴盛,而且弥补了国家法的不足,并为当代人的法律思考与实践提供了参照。

《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制定过程新探

论文在参考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清政府制定国籍法的动机和《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的制定过程做了进一步探究。研究显示,清政府制定国籍法,是顺应现实政治的需要,具有多重动机。解决荷印华侨国籍问题,可谓是清末国籍法诞生的催化剂。在国籍法制定过程中,清政府有关部门之间出现推诿扯皮的现象,最终完成法条的制定工作非常仓促。修订法律馆最先拟成国籍条例草案说帖,而后完成《国籍条例草案》。草案经宪政编查馆审核、修改,最后定稿为《大清国籍条例》及其施行细则。《东方杂志》等报刊刊载的《中国国籍法草案》不是《大清国籍条例》的草案。《大清国籍条例》的草案应为《国籍条例草案》,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应为会签本,而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收藏的则为上奏本。

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般条款的体系化功能——德国2015年《反不正当竞争法》改革对中国修法的启示

一般条款是成文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灵魂。一般条款在上游连接起立法目的,在下游连接起法律责任,从而支撑起整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规范适用体系。因此,一般条款的调整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改革的关键。德国2015年新《反不正当竞争法》表面上对一般条款进行了精简,实际上却通过其拆分,树立了消费者保护和竞争者保护的内部二元体系。而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对一般条款的修改止于不正当竞争定义的补充,一般条款系统化功能不足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还有待于下一步的彻底改革。

比较法视野下个人信息跨境流动之法律规制与进路——兼谈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

个人信息跨境流动的法律规制,既是国内法问题,亦是国际法问题;在全球化和大数据时代背景下,此项议题也日益为各国所关注。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有数据主权与自由流动两方面的利益冲突,在此冲突下,欧盟和美国皆采取不同的法律规制方式:欧盟强调严格的立法、司法、执法保护,而美国则是提倡行业自律与事后问责。其中,欧盟对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有较大的法律限制,但这种限制同时也通过白名单等制度设计而获得相对的弹性。美国则是依赖着技术上的绝对优势,倡导个人信息跨境的自由流动,以此谋求其信息科技公司在全球的繁荣发展。基于欧美比较法上的经验与中国的基本国情,在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壮大的同时,中国更加需要完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之法律规制,综合考量域外经验与本土利益,从完善国内立法、司法与执法,加强国际合作协调两方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信息跨境流动之法律规制。具体而言,首先,需要在理念层面坚持网络主权原则的指导,并且以该原则为基础积极开展个人信息跨境流动法律规制的国际合作;其次,需要在制度层面继续推进国家统一立法进程,并且完善与细化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具体法律规范;最后,需要在实施层面落实法律保障机制,通过赋予当事人必要的救济手段,来打击相关的违法行为以树立法律的权威。

论传统中医药知识专门法律保护的几个问题

传统中医药知识是否需要法律保护以及如何进行专门法律保护,业已成为传统中医药知识领域理论研究和实务操作的重要问题。在传统中医药知识需要专门法律保护业已成为普遍共识的前提下,以获取和惠益分享为核心内容的传统中医药知识专门立法应是最佳选择。以《中医药法》起草为契机,传统中医药知识专门立法不仅面临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

中医药法视角下国家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医药项目事权划分的探讨

文章分析国家对地方转移支付中医药项目事权划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阐述《中医药法(草案)》对中医药项目事权划分的意义,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医药项目事权划分的关键和原则。根据《中医药法(草案)》来划分中医药项目事权的框架。文章也给出了中医药项目事权绩效管理的建议:提高转移支付比重、合理分层级划拨经费、细化事权项目支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