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美学视域下的元杂剧译者主体性研究——以《窦娥冤》为例

作为中国古代悲剧的典范作品,《窦娥冤》以引人深思的主题思想和经久不衰的美学价值吸引了译者和学者的共同关注。在《窦娥冤》英译过程中,译者们在遵循翻译美学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主体性,从而带给不同时期的读者不同的审美感受。本研究通过对比分析《窦娥冤》三个英译本中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认识与再现之异同,以期对元杂剧翻译理论和实践有所启示。

誓愿情节版本差异中窦娥之“冤”的另一重可能

古名家本与《元曲选》本是《窦娥冤》杂剧最重要的两个版本,二者都有誓愿情节。后者的篇幅是前者的整整四倍,且两个版本这一情节的唱念都有种种差异,这些差异集中反映了《元曲选》尽量淡化而古名家本完整保留下来的窦娥之“冤”的另一重可能性。窦娥主动为蔡婆牺牲却至死不被蔡婆信任与理解之冤,是暗藏在窦娥冤案背后隐而不显的人情之冤。主动冒认罪行受冤而死情节,使该剧超越了被动受冤的孝妇故事,塑造了人格上更加光辉灿烂的孝妇形象,这也是为什么王国维评价该剧“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

略论《窦娥冤》的明代接受

明代《窦娥冤》的接受表现在著录、出版、批评、改编等方面。明天一阁蓝格钞本《录鬼簿》由贾仲明增补《录鬼簿》而成,该本对《窦娥冤》的著录与该剧的形成时间、吴弘道的资料提供、贾仲明的见多识广有密切关系。朱权《太和正音谱》所参照的《录鬼簿》版本是《录鬼簿》各版本发展中的重要一环。《窦娥冤》的三种明刊本各有特色,《古名家杂剧》本简洁,臧懋循《元曲选》本艺术水平高,孟称舜《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本更为精致。明代批评家孟称舜等人高度赞扬了关汉卿及其《窦娥冤》。明代还出现了《金锁记》等相关创作。明代《窦娥冤》的接受对后世有重要影响。

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观论《窦娥冤》

《窦娥冤》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著名的元杂剧,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亚里土多德是西方文学理论早期杰出代表,《诗学》集中体现了他的悲剧理论,是西方悲剧学说的开端。从他的悲剧理论看中国元杂剧《窦娥冤》,寻求两者的交汇点和融合处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世间两种《窦娥冤》——《窦娥冤》版本比较

《窦娥冤》现存《古名家杂剧》、《元曲选》、《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三个刊本。仔细比勘各版本文字曲词之异同,发现《元曲选》本与《古名家》本是两个不同的版本,其差异影响到对作品的解读。现就蔡婆改嫁、窦娥对天的看法、窦天章形象、剧本结构、细节以及《酹江集》本的情况进行梳理,力图给出公允的评价。理清各版本之间的关系,指出各版本之于剧情人物形象刻画的优劣,实为全面研究和评价《窦娥冤》的基础。

以“冤”解读《窦娥冤》

《窦娥冤》以“冤”为聚焦点。“冤”是贯串故事始终的情节主线。据此可以对第三折[正言·端正好]、[滚绣球]两支曲子、窦娥的贞节观念、第四折及窦天章形象的作用等一系列问题得到新的认识。

张爱玲《金锁记》与《窦娥冤》的互文关系

张爱玲小说《金锁记》的题名来源于明代袁于令的传奇戏剧《金锁记》,而传奇戏剧《金锁记》则是对关汉卿《窦娥冤》的改编。张爱玲的"以戏为名"和"借题发挥"透露出其小说与《窦娥冤》之间存在着互文关系。这一互文关系特别地体现在人物形象、主题思想和叙事结构这三个层面。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悲剧的《窦娥冤》和"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夏志清语)的《金锁记》,二者之间的互文性生动地体现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之间的演变关联。

对女性贞节的关注与期望——从戏剧冲突的设置看《窦娥冤》的创作意图

杂剧《窦娥冤》的主要戏剧冲突并非官府与窦娥之间的压迫与反压迫,而是窦娥与张驴儿父子及蔡婆婆"三人同盟"之间的守志与夺志;《窦》剧虽然在客观上描绘了一幅极端黑暗的社会图景,但其意图并非以窦娥的被害来批判和否定当下的制度,而主要是通过描述寡妇(蔡婆)再醮和逼迫寡妇(窦娥)改志的"乱纲常"行为造成的严重灾难来表明对妇女贞节问题的态度——关注和期望。窦娥悲剧得以形成,与其说是阶级的压迫,不如说是男权法律的不公与漏洞。

元杂剧《窦娥冤》与明传奇《金锁记》的主题比较

明代传奇作家袁于令的《金锁记》是元杂剧《窦娥冤》的改写本。二者的主题存在明显的差异:在《窦娥冤》中,天性善良、守节守孝的窦娥遭遇了巨大人生不幸,作品对黑暗的社会制度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挞;《金锁记》则通过窦娥历尽艰辛,恪守节孝,最终获得幸福团圆,作品表彰了至贞至孝的美德。主题思想的改变折射出元明两个时代社会文化的变迁。

商人身份与女性角色的双重演绎——析《窦娥冤》中的蔡婆

蔡婆是《窦娥冤》中的一个重要角色。她是一个精明而贪婪的商人,又是一个慈祥、善良、糊涂的老年妇女,因此她性格复杂、内涵丰富。由于商人的"重利轻义",蔡婆与窦娥在价值取向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立,从而构成了作品最激烈的戏剧冲突,并直接导致了悲剧性的结局。

论高校元杂剧教学中的“可视化”——以《窦娥冤》为中心

元杂剧与明清文人传奇的一大区别就在于,元杂剧并非文人案头阅读的戏曲文本,而是实际用以舞台演出的戏曲剧本。故而在元杂剧教学过程中,应该充分照顾到元杂剧的表演性特征,运用图片、视频、吟诵等多种手段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还原元杂剧发展、演出的历史文化语境,这样才能使学生达成对杂剧体制、杂剧历史、杂剧冲突、杂剧语言等的充分理解。"可视化"的具体手段既包括具象的可视化,也包括相对较为抽象的可视化,二者在教学过程中各有所长、缺一不可。本文具体分析了"可视化"手段在元杂剧教学各个环节中的运用,并指出了这一手段在使用中应当避免陷入的误区。

脉望馆本与《元曲选》本《桃花女》杂剧版本差异考述

元杂剧《桃花女》现存有两个完整本子,脉望馆本和《元曲选》本,这两个版本从题目正名、曲词宾白到情节结构和人物设置都存在一定差异。《元曲选》本比脉望馆本多出八支曲子,宾白更为整饰。脉望馆本语言更为舞台化,《元曲选》本则更为案头化。情节设置上两个版本也有少量不同之处,《元曲选》本还增设了丑角和搽旦。脉望馆本应当比《元曲选》本更接近元刊本。

从雪冤结局的处理看窦娥悲剧的道德属性

在善良被戕害、人性被扭曲已成不可逆转之势面前,"滑稽多智"的关汉卿精心设置了鬼魂诉冤、亲爹断案的结局。这一超现实的"与社会力量抗争"的浪漫图式,既是观众的心灵期待,更是关汉卿代表千千万万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民众对社会的公正、道德与秩序的由衷期盼。

戏剧中的司法:“窦娥冤”悲剧根源的法律证据视角解读

戏剧文本与法律的结合,为透视剧中人物命运、悲喜欢笑的成因研究分析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同时对进一步揭示作品中的社会关系和还原社会现实有深刻的研究价值。传统戏剧《窦娥冤》的悲剧根源一般分析主要认为是官吏的贪污腐败、官吏们昏庸无能、遇人不淑及封建统治导致了窦娥被冤屈而被处死。但是纵观情节文本及剧中审判过程,窦娥悲惨命运结局的发生更是由于一系列非常不充分的、值得辩驳的证据信息和科技不发达的传统社会下官员注重自由心证,口供至上的刑讯逼供的粗糙证据制度所致。所以当今的司法改革,对于程序和科学技术手段核心重要性的强调是非常正当和必要的。

两种版本《窦娥冤》之对比评析

作为关汉卿的代表作之一,《窦娥冤》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窦娥冤》在两个明代刊本中的差别达到了引人注目的程度。具体而言,其体现在结构、曲文、思想、语言等几个方面。《古名家》本较为质朴自然,《元曲选》本在结构安排上更为合理、完整,文辞雅化,带有较多明人的审美取向。对于两者差异的形成,流传过程中的改动固然是重要原因,另外,也可能是版本源流不同所致。

浅析元杂剧《窦娥冤》的民俗审美特征

从民俗学与美学的角度来剖析这部戏剧艺术反映的审美文化意蕴,如剧作构思反映的元代普通民众"大团圆"的审美观念;题材多样体现出的民俗事象的多样美。

《窦娥冤》中赛卢医形象简论

《窦娥冤》中赛卢医在全剧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他为整个剧情牵线搭桥,在情节结构上的作用无可替代。这一形象具有的深厚意蕴增强了剧本的讽刺效果,并丰富了以后的戏剧人物画廊,其开创意义功不可没。

从《窦娥冤》看“抗争不屈”心理原型

《窦娥冤》作为一部成功的作品，关键在于它体现了“抗争不屈”的心理原型。这种体现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和故事内容的民间流传、作品的情节发展以及作者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符合了中华民族从古至今积淀在民族意识深层的“集体无意识”。“抗争不屈”的斗争精神不但是文学作品的私陋主题，也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艺术上的巨大成功——谈《窦娥冤》的人物塑造

元代著名戏剧家关汉卿的作品《窦娥冤》巧妙地运用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表现人物性格特点和重视细节描写的写作技巧 ,并做到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 。

以“社会剧”界定关汉卿公案戏——从元杂剧《窦娥冤》谈起

公案戏是元杂剧主要类型之一,多以清官断案作为解决戏剧矛盾的方式,因此“反映元代黑暗社会,呼唤廉洁的政治”成为定义公案戏内涵的通用语,关汉卿创作的四部公案戏亦然。在西方戏剧理论界出现了以社会剧、问题剧辨别戏剧作品类型的二分法,深入探讨社会问题与普遍人性在戏剧创作中的辩证关系。以此理论反观关汉卿公案剧可以辨析出后世对公案戏已约定俗成的偏见,进而探析出公案戏的真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