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简词语考证(两篇)

本文对秦简中的两个疑难词语作新的考释,作者认为:1.放马滩秦简“置鼠”的“置”无须破读通假,“置鼠”可以结合文献中“设鼠”“设禽兽”“张鸟”“张鸟兽”等的结构方式与表意来理解,“置鼠”其实就是设置器具以捕取老鼠的意思,是一种语意表达的不完整缩略形式。2.睡虎地秦简“渡衖”的“渡”应当读为“塗”,近义复词“塗巷”见于先秦文献。

郭象的“不治之治”思想及其虚无性

尽管郭象构建其思想体系时大多袭用道家特别是庄子思想的主要概念,但这些概念几乎皆经过他的重新诠释,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表面上看,郭象的“外内相冥”说的确消弭了名教与自然之间的思想张力,实则这一消弭仅具有形式上的意义。因为,郭象的思想既不同于儒家,也有别于道家,其根源在于他对于儒道两家天道观的理论解构。这一解构是彻底而全面的,以至他的“不治之治”思想也仅仅在形式上有似于道家之“无为”。二者在理论旨趣上根本有别,且前者因是无根的,还隐含着虚无性与反文明性。

明代县以下区划的层级结构及其功能

明代县以下层级结构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性 ,这种差异在南方江南地区和北方黄河流域尤为明显 ,究其原因在于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的不同。一般来说 ,南方地区多采用乡—都—图三级制 ,北方则多为乡—社 (里 )二级制。就不同的层级而言 ,乡、都、图又有不同的行政和社会功能。

北宋后期的都保区划

北宋前期的乡村区划呈现出残缺不全、新旧交替的特征。乡、里在合并的同时已失缺原有的编户功能。熙宁变法之后,作为地方自治及保防组织的都保,日渐具备乡村区划的功能,县以下的行政事务主要通过都保来执行。但是,原来的乡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是继续存在。乡和都保只存在地域上的包含关系,而没有行政上的统属关系。乡和都保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乡主要是地理区划上的意义,用以来确定方位、籍贯等;而都保则是依人户而划分,以对其实施行政上的管理。

董养性《选注杜诗》与仇兆鳌《杜诗详注》异文考释

董养性《选注杜诗》是元代重要的注杜选本,是现存元代注杜诗数量最多、水平极高的一部杜诗学著作。由于国内失传,一直无人对其进行研究。仇兆鳌《杜诗详注》详实赅博,对前人研究成果多有吸收,前人版本多有参照,但董养性《选注杜诗》却与仇之《杜诗详注》有许多异文,研究这部分异文,可以解决杜诗解读中的一部分困惑。

玄奘西行对唐代小说创作的影响

玄奘西行所带回的“烈士池”与“大象报恩”两个西域传说在中国本土产生了强大的影响 ,中唐以后 ,它们作为小说创作的母题而被反复运用 ,产生了符合本土文化观念与审美趣味的巨大演变。论文论述了这两个母题在唐朝小说中的演变发展过程 ,指出这些母题在印度、中土具有不同的发展趋向 ,不同的情节发展表现出两国文化在某些核心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作为文学接受的典型例子 ,这一个案具有重要意义。

李详《杜诗证选》、《韩诗证选》的再审视

李详著《杜诗证选》、《韩诗证选》二书,以具体的条目充分证明了唐代两位大诗人杜甫、韩愈与《文选》的密切关系。但其间还有未尽人意之处,在进行修订、补充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后能发现,由于深受《文选》的影响,杜、韩二人的文学作品具有相近的倾向,即融汇、化用《文选》中的故实、成词;而且,杜甫对其子宗武"熟精《文选》"的教诲等,都证明了《文选》与科举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都是这种考试制度影响下的产物,它体现了《文选》对科举的有效性。

清代香山县基层区划变迁及其属性

乡、都、图、村是清代香山县也是广州府其他县最基本的基层组织类型,其地域性特征显著。它们之间构成一种内部结构功能性不同的区划层级关系——"乡→都→图、村",维系着整个基层社会的正常管理与运转。清末推行地方自治运动,先是改"都"为"镇",再则改"镇"为"区",新的区划形态——"区→段"结构形成。据现有行政区划概念体系,尚难判断"乡→都→图、村"这种地域分划特性明显的结构为行政区划及其相应基层组织为政区单位。不过,这一区划结构的变迁过程,清晰地呈现了香山县开发力度的地域方向性转变,并由此引起了其社会流动的空间性变化,进而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国家不幸诗家幸——论文天祥对杜诗的接受

在南宋末年,爱国诗人文天祥以独特的方式接受学习杜诗。一是学习杜诗的沉郁顿挫风格;二是模仿杜诗的“以诗记史”精神;三是集杜诗;最后,他还化用杜诗。在国难当头,生死存亡的关头,杜甫的忠义爱国精神进入文天祥的精神视野,成为他的学习榜样。南宋的灭亡,成就了文天祥在诗史上的贡献。

杜国庠的先秦名实观

名实问题是先秦逻辑思想的热点问题之一。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杜国庠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先秦名实问题的文章,对中国先秦逻辑史的研究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杜国庠认为名实问题是把握先秦逻辑思想的关键所在,他以名实问题为线索勾勒出先秦诸子逻辑思想的发展历程,用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阐述了"名"、"实"概念的含义,对孔子、宋尹学派、荀子、公孙龙、后期墨家等先秦诸子在名实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总结并给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被郭沫若誉为"墨名绝学"。

杜甫诗歌所叙唐代陇蜀荆湘气候特征

杜甫诗歌具有广义的史学价值。杜甫晚年飘泊诗作的相关描述,较为真实而又全面地反映了唐代陇、蜀、荆、湘沿途城市的气候特征。唐代秦州秋阳杲杲,秋雨迷蒙,秋霜凛冽,秋月凄清,同谷岁暮则雨多雪盛,偶见冬虹;成都四季分明,冷热适中,然时有春旱、夏洪发生;夔州夏秋毒热,巫山雾瘴、云雨、霜雪、雷电变幻莫测;荆州及湖湘东南一带春季早暖,夏季酷热多雨、易发洪水,秋季前热后凉,冬季冷热不均。唐代陇、蜀、荆、湘沿途城市的气候与今天上述各地情况基本相符,杜甫夏秋叹热莫过于夔州与潭州,亦与今天的重庆和长沙同列全国"火炉"城市地位相当。另据杜诗所叙剑门蜀道腊月山花开放,通泉冬季蚊蚋活跃,成都四月黄梅成熟,戎州、泸州六月盛产荔枝,江陵正月嫩荷抽叶、飞燕营巢,潭州正月蜂鸣密林、燕舞江滨,湘潭二月南风蒸地、春热黄昏等情况,唐代陇、蜀、荆、湘一带的年平均气温似应高于今天。

储藏风景——景观材料的时间语言

景观材料作为景观设计活动的物质基础和表现形式,随时间变化直接记录场地时间维度的信息,称之为材料的时间语言。景观材料的感观属性、使用属性和文化属性都是影响时间语言的因素,不同材料对时间的敏感度各异,不同时间语言的材料共同作用体现场地的时间维度。通过时间语言的运用,可以追溯场地的历史感、记录时间的瞬间感、延伸场地的生命力;不仅拓展了场地时间的储存,丰富场地的效果,同时,营造时间维度和谐的景观,让有限的材料能够相互"共生",体现可持续的设计观,营造"生长的景观"。

郭象独化论的美学意蕴

郭象独化论美学是佛教传入中土之前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总结和高峰。美是自由作为存在方式的感性显现,郭象对自由作为本真存在的界定受到中国传统实在论(天道观)的影响。郭象的独化论美学包括四个方面,其一,物各有性与本真存在之决定。天道是自由作为本真存在的实在论基础,对天道之分有也是实现审美还原的内在依据。其二,自是非彼与人生在世之解构。以过当之人欲为表征的对象性存在是人的实存境域,也是审美还原的现实依据。其三,无心于物与审美还原之进路。无心于物的本质内容是激活本有皆有之"性分"以收敛现实人心并实现存在方式向本真存在的还原。其四,玄冥之境与终极存在之呈现。玄冥之境既是天道作为终极实在的内在规定,也是美作为终极存在的感性显现。最后,自我建构与独化论美学之囿。天道观是独化论美学的实在论基础,从本质来说,天道是自我意识的主观建构,天道之虚妄性决定了郭象美学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问题并直接决定着独化论美学在本真论、在世论、还原论和境界论诸维度的真实性和可能性。

杜诗记载的唐代荆湘地区寒冬及其古气候意义

中国唐代诗人杜甫(公元712—770年)的诗中,有15首记载了公元768和769年唐代荆湘地区连续2年冬季出现的寒冷气候。公元768和769年冬季,洞庭湖及以南的潭州(今湖南长沙)地区出现降雪,公元769年早春甚至出现洞庭湖局部结冰的现象。杜诗记载的冷冬及洞庭湖结冰事件,在其他史料中未曾发现,是对史料中唐代洞庭湖地区寒冷和结冰记录的补充。公元768和769年气候寒冷事件发生在8世纪中叶以后,是公元750年之后唐代气候变冷过程中的一次重要事件。

文天祥“集杜诗”创作及其文化蕴含

宋末文天祥被俘羁押在燕京狱中之时,创作了一组特殊的诗歌,即"集杜诗"200首。文氏选择集句诗这样一种特殊的诗歌形式,又专集杜甫的诗句以成篇,既反映了杜诗对宋人思想和创作的影响,更反映了文天祥对杜甫的精神的认可与接受。文氏这组诗具有明显的文化蕴含:一是最显其"忠君爱国"之思想;其次是对杜诗之苦难精神的认同。

刘向校书叙录中的几个问题

关于刘向校书叙录,有四个争议问题:一是关于刘向校书的步骤;二是与刘向同时校书的是"杜参"还是"富参";三是《列子叙录》的真伪;四是《列子叙录》所称"书录"问题。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考证辨析,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刘向校书过程分为七个步骤较为科学合理;二是"杜参"与"富参"应为一人;三是《列子叙录》虽有后人伪窜的成分,但并非全是伪作;四是《列子叙录》中所称"书录",应是后人的伪窜附会。

《杜诗详注》中的“释义”与“释文”

注疏发源于经部,而注疏自其创始之日起就不局限于解释单纯的字词,在《毛诗正义》中,孔颖达将单纯的字词解释称作"释文",将以疏通句义、抉发文旨为目的的训释称作"释义"。同样,当将仇兆鳌《杜诗详注》中的追溯语源,寻绎典出定义为"释文",而将此外所引经史诗赋,以证诗意定义为"释义",就不难发现仇氏注释具有明显的"释义"倾向,仇氏之援引典故正为点明诗旨、申明杜义。

杜甫《蜀相》祛疑

对杜甫《蜀相》的解读向有很大分歧。其中的关键是"频烦"一词解为"忧劳"等难以和诗意妥帖。其实"频烦"一词不当作"忧劳"解;此词是形容词而非副词;此词做"频频"解与"三顾"并无矛盾;诗的颈联句读上下无连接词的句法在杜诗中有例可循;诗的下半段意思连贯,颈联引出尾联十分自然,并无疑者以为的扞格难通。

理学鼻祖周敦颐与衡阳考辨——《周子年谱》补遗

理学鼻祖周敦颐,与衡阳关系特别深厚,也深受衡阳人民爱戴、敬重和怀念。经考辨,第一、周子在衡学习生活时间不是度正《周子年谱》中讲的五年,而是十二年;第二、周子成为理学鼻祖,不是朱熹讲的"不繇师传","见而知之",而与他的大儒舅父郑向呕心沥血的教导有直接关系;第三、周子的新儒学(即理学)的创立,从理论来源讲,与六经或十三经之首的《易经》有直接关系,郑向辅导周子学习的后期侧重讲解《易经》,为周子创建理学寻找理论来源;第四、周子20岁离衡阳后,从他的三世孙兴继来衡定居起,至今已历900余年一直香火旺盛;第五、周子名作《爱莲说》,虽于1063年五月初五在江西雩都罗岩的濂溪阁面世,但其腹稿则是在衡阳形成的;第六、周子20岁离衡后,在外做官兼教书35年,再也没回衡定居,但一个大写的"爱"字,把周子与衡阳紧紧联在一起,至今仍情思深深,周子的高风亮节仍在影响着衡阳800万民众。

再说《顺风相送》源自吴朴的《渡海方程》

2011年11~12月,笔者撰写了《〈顺风相送〉作者及完成年代新考》,提出《顺风相送》约成书于1593年,其源应起于明漳州诏安人吴朴的《渡海方程》（撰于1537年）。所谓成书年代,指该书最后完成撰写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