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国内大循环的测度、解构及内生动力研究:基于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视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准确测度、分解并动态描述我国国内大循环及区域间和产业间循环的水平、结构及时空演变趋势,找到畅通国内大循环发展的内生动力有重要意义。运用价值链循环分解方法对中国国内大循环水平进行测度,并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视角揭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研究发现:中国各产业增加值主要依赖于国内循环,国内区域间循环占比远高于国内产业间循环占比,省外循环水平也略高于省内循环;国内大循环存在一定的空间相关性和地域差异,水平较高的省份主要分布在沿海沿江经济带;我国国内大循环发展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国内大循环在各区域(省份)的差异逐渐增加;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可有效抑制各省份的国内循环水平差异,提升整体的国内大循环水平,作用路径体现在通过消除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4个环节的堵点提升区域间循环水平。研究结论有利于从定量的角度深入理解国内大循环的现状与趋势,对于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的营商环境治理研究

营商环境治理作为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部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经济领域的突出表现,彰显着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因此,要牢牢把握营商环境发展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性成果和经验为基础,将营商环境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文章以中国式现代化作为营商环境治理的方向引领,以大国经济发展理论、新新贸易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支撑,剖析了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内在机制,即大国经济理论从“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出发,从人口规模多样性和市场多样性的现实角度,揭示了构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意义;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目标,与新新贸易理论中基于企业异质性、挖掘企业潜力、关注企业参与度与社会责任感、最终实现产业整体效益的逻辑相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追求的国民经济良性循环目标,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角度,诠释了“和平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内涵。其次,文章基于三大理论基础,解析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发展的多维动态逻辑,即基于大国经济发展理论的要素市场化配置逻辑、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产业链供应链升级逻辑与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逻辑。最后,文章将营商环境治理的多维动态逻辑融入中国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目标取向和战略选择中,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视域下营商环境治理的市场化改革路径、创新驱动路径和“放管服”改革路径,三条作用路径相辅相成、协同发力,以制度创新为新发展格局经济体系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双循环视角下高铁建设对制造企业服务融合的影响研究

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视角探究高铁建设对制造企业服务融合的影响。结果发现:高铁建设对制造企业服务融合存在显著正向影响;高铁促进了制造企业嵌入式服务水平提升,显著减少混入式服务融合;高铁建设通过国内市场可达性与市场竞争的增加促进制造企业服务融合;国际市场可达性和市场竞争的增加不利于制造企业服务化转型。

内循环与外循环互动:中美双循环路径的差异

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宏观大历史的比较视野。作为大国经济,中国发展的主线是以国内大循环促进国际大循环,美国发展的主线是以国际大循环促进国内大循环。当前,中美两国历史上第一次但可能不是最后一次,都站在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历史关口,都对国际大循环产生着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负责任的全球利益攸关者,世界大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乃是正途。

中国经济内循环:来自多区域投入产出的演化证据

促进国内经济循环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构建经济内循环的理论分析框架,将经济内循环分为区域内经济循环和区域间经济循环两个层面,在此基础上设计区域内循环、区域间循环的测度方法,并将全国划分为11大区域,重新构建11大区域投入产出表,测度分析2007—2015年中国经济内循环的区域特征、产业特征及其演化趋势。结果表明:(1)2007—2015年,中国各区域内部的循环能力总体得到提升,且长三角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京津冀地区的区域内循环能力明显强于其他区域;(2)区域间循环系数整体上升,各区域间的差异缩小,其中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黄河中下游地区及大湾区与国内其他区域的联系最为紧密;(3)从区域内产业循环来看,制造业主要通过后向关联促进区域内循环,服务业主要通过前向关联促进区域内循环;(4)区域间产业循环的平均水平提升,通过后向关联促进区域间循环的产业集中在第二产业部门,通过前向关联促进区域间循环的产业集中在第三产业以及农业部门,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大湾区凭借多项优势产业,成为区域经济循环的引擎。

国内国际双循环动态宏观经济研究——基于中国、美国、日本及欧盟的时变溢出及动态经济网络视角

厘清国内外的宏观经济运行特征,对于制定实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政策措施具有重要意义。为此,本文采用TVP-VAR模型的广义方差分解刻画国内外宏观经济变量间的动态关联关系,并基于这一关系构建国内外宏观经济动态网络。研究结果表明,进出口及汇率能够较大程度对经济网络产生溢出,而M2、利率和贷款则主要受到其他宏观变量的影响。我国宏观经济变量受国际金融及贸易的影响程度较大,美国对我国的净溢出总体上最强。从国内大循环的动态经济网络视角看,现阶段网络内重要的经济变量逐渐演化为固定资产投资、工业增加值和出口。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动态经济网络视角看,2011年以前,网络内重要的变量主要为国外宏观经济变量;从2011年至2021年底,网络内重要的变量逐步演化为固定资产投资、消费和工业增加值等国内宏观经济变量。

双循环的区域碳减排效应:影响和传导机制

文章基于2013—2022年中国30个省份碳排放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多维度实证检验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碳减排效应与传导机制。研究发现: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能显著降低碳排放强度;机制分析表明,技术创新效应是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碳减排的主要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沿海地区、高碳排放强度及经济发达地区更能通过参与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实现碳减排。因此,应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推动国内、国际两大循环之间良性互动,构建高水平科研与创新平台,提升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因省施策,制定差异化区域发展政策,实现低碳发展目标。

城际数字信息流与经济内循环动力

国内需求增量是经济内循环的主要动力,能够为全国经济循环的良好运转提供重要支撑。数字化和智能化的发展使经济循环突破了本地化和实物化的限制,为经济循环注入新的特征。运用网络爬虫技术获取城际数字信息流数据,构建数字信息传输量、信息聚合能力和信息辐射能力3个要素刻画城际数字信息流,并结合微观个体、企业和城市3个层面的数据考察城际数字信息流对经济内循环动力的影响及传递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增强城际数字信息流能够提升城市的经济内循环动力,其中,城市数字信息传输量对经济内循环动力的促进作用具有边际递增特征,而城市信息聚合能力和信息辐射能力的促进作用具有边际递减特征。二是城际数字信息流更密集、城市经济内循环动力更强和人均收入更高的城市通过城际数字信息流来促进城市经济内循环动力的作用更强,城际数字信息流的发展可能会加剧数字鸿沟现象。三是城际数字信息流通过人口移动效应增加居民消费,通过新建企业效应增加企业投资,通过技术进步效应延伸产业链和供应链,从而提升城市的经济内循环动力。

城市群背景下的中国消费中心发展研究

消费中心和城市群都是我国重要的区域发展对象,两者之间联系紧密,互动性强。消费中心概念的引入,能够为现有城市群研究提供新视角。城市群作为消费(中心)城市群,能够促进区域消费经济大发展,体现出消费性质差异化、消费形式多样化、消费水平层级化、消费内容普遍化、消费中心化、消费联系性强、消费完整度高、消费文化认同度高等特征,具有消费集聚构建宏大消费场景、消费中心化汇集更多消费动能、消费极化提升区域消费发展层级、整合消费形成区域消费竞争力等多重机制。基于熵值法、Dagum基尼系数及其分解法、Kernel估计法的量化分析表明,各城市群消费中心发展水平总体上呈稳定上升趋势,但不同城市群发展差异大。总体基尼系数走势较为平缓,甚至呈缓慢下降的态势。需要强化体制机制建设,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城市群发展。

数字新质生产力、国内国际双循环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新质生产力作为生产力创新变革新范式,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力量。文章基于2012—2022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数字新质生产力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能够通过促进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来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具体表现为数字新质生产力在东部地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加快发展数字新质生产力,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基础,着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畅通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渠道,健全地区协调发展机制,因地制宜发挥数字新质生产力效能有助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如何赋能经济增长——基于国内国际双循环视角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对经济增长意义重大。本文运用熵值法、耦合模型测度数实融合水平,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数实融合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机制研究表明,数实融合通过拉动消费需求畅通国内大循环、扩大贸易规模畅通国际大循环来促进经济增长;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数实融合对中西部地区和非长江经济带的地区促进作用较强。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强数字技术创新,促进数实融合;建设内部消费市场,提升居民收入;拓展贸易渠道,畅通国际循环。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国内国际价值链嵌入测度

为完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国内国际价值链的统计测度和评价体系,使用矩阵转换法、混频动态因子模型测算全球与国内投入产出表,并运用增加值分解法构建指标体系,以依存度、嵌入度、嵌入位置测度新发展格局进程。研究表明:(1)中国在加入WTO后,对国外的依存度提升;(2)扩大内需战略成效显著,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逐步形成;(3)新发展格局促使中国向中高端加工环节转移,区域间专业化分工格局逐渐形成。国家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运用区域资源优势,提升生产专业化水平,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现实意义及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这是基于我国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当前,无论是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度,以及中国现阶段的国际地位和经济体量来看,以国内市场为主体的大循环都是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新发展格局的构建,不仅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更能让中国经济掌握创新发展主动权,推进对外开放跃上新台阶,实现“内循环驱动、外循环助推”的良性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的实现,首先,要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持续加强研发投入力度,提升科研自主创新能力,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提供动能;其次,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创造新供给,释放新需求,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奠基固本;再次,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抓手,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后,要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为重点,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为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开辟新局。

双循环的企业创新效应:来自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本文基于2010—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从微观企业层面实证检验了参与国内市场循环、“双循环”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主要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第一,无论是参与国内市场循环还是国内国际市场双循环,都会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且参与“双循环”带来的创新促进效应更为明显;第二,机制分析发现,资本累积效应与市场竞争效应是国内市场循环、“双循环”促进企业创新的两大主要机制;第三,异质性分析表明,位于沿海地区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高技术行业企业更能通过参与“双循环”实现创新水平的提升。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农村可持续发展路向

农村蕴含有巨大的消费能力,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激发农村消费活力是确保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路径。产业升级、乡土中国、农村生态和教育公平是当前农村参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研究发现,当前农村发展存在着产业落后与经济滞缓下的经济阻滞;消费不足与金融匮乏下的市场阻滞;资源流失与环境破坏下的生态阻滞;教育匮乏与人口流失下的治理阻滞。要推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与农村经济全面发展,促进农村活力激发与农民消费能力持续提升,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的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应该从产业、生活、生态、治理的多维路向进行优化,助力城乡一体化与乡村治理新格局的形成。

制度型开放与中国式现代化——基于创新要素配置与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的中介作用

基于2011—2022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制度型开放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制度型开放显著促进了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且此种影响主要通过创新要素配置效应和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效应共同推动。异质性分析显示,制度型开放主要推动高市场化程度、高科教水平以及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之后的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拓展性研究表明,制度型开放不仅可促进本地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也能够带动邻近地区迈向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鉴于此,建议深入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持续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系统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联动,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以新消费助力“双循环”构建的机理与路径

新消费是以传统消费提质升级、新兴消费蓬勃兴起为主要内容的消费,在构建双循环格局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能促进双循环供求系统的深度融合,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形成更高水平循环的重要支撑,也为外循环注入新动能。本文主要目的是研究新消费在双循环格局中的作用、问题和解决路径:首先,阐述了双循环和新消费的理论背景,对新消费助力双循环的作用机理进行了逻辑推理;接着列举了新消费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如人口方面消费群体不大、购买力方面收入还有待提升、购买欲望方面消费需求受抑制等;最后,从开拓新市场和扩大消费人群、打造新消费环境、催生新业态和新产品、推出新制度和支持政策,以及鼓励创新和发展新技术这五个方面提出了构建路径。

全国统一大市场助力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当前,我国外部环境日趋复杂,对外经济贸易面临巨大挑战,国内经济大循环的畅通已成为增强经济发展动力的关键抓手。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现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能够从源头上破除地方保护主义,消除歧视性、隐蔽性的区域市场壁垒,打破行政性垄断,促进商品、要素等资源合理流动。我国要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规模优势、制度优势和环境优势,不断引导经济体创新发展,破除局部性市场壁垒,引导各地区特色发展,更好地助力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

双循环格局下中国航空货运枢纽物流供需非均衡研究

作为畅通经济双循环的关键节点,航空货运枢纽物流供需均衡发展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前提和基础。基于网络节点连通性水平识别航空货运枢纽,并借助非均衡理论构建航空物流供需非均衡模型,研究2010-2019年中国国内与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物流供需非均衡性。结果显示:国内航空货运枢纽包括北京首都、上海浦东、广州白云、深圳宝安、郑州新郑、西安咸阳等38个机场,其中北京首都、广州白云、上海浦东、深圳宝安同时也是国际航空货运枢纽。观测期内,每年约一半的国内航空货运枢纽表现为物流供给不足,少部分枢纽趋于相对均衡状态,其他则表现为供给过剩。上海浦东、石家庄正定、烟台蓬莱、昆明长水、天津滨海、福州长乐、西安咸阳等枢纽的供给不足现象较严重;深圳宝安、贵阳龙洞堡、银川河东、呼和浩特白塔等枢纽的供给过剩现象较严重。相较而言,中国国际航空物流供给不足现象更严重,尽管近年来有轻微缓解趋势,但并未实现根本逆转。最后,提出了中国航空货运枢纽实现物流供需均衡发展的分类对策建议。

新发展格局下国内国际循环测度及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在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基于2010—2021年30个省份构建国内和国际循环指标体系,采用熵权-Topsis法测度国内和国际循环发展水平指数,在此基础上,根据面板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国内循环、国际循环、双循环以及双循环的平方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进行异质性和稳健性检验。经过分析得出结论,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且发展水平较好的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东部地区发展水平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国内循环和双循环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双循环的平方项呈现负向影响。据此提出,加强国内外循环,优化产业结构,增加多样化进出口;实施区域差异化政策,重点发展欠发达地区;提升南北合作,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减少贸易壁垒,增加市场开放度;提升竞争力,开拓国际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