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对我国经常项目收支影响——基于1982—2006年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明确我国经常项目结构特征以及FDI对经常项目收支影响途径的基础上,就我国1982—2006年FDI对贸易收支和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进行的实证分析表明,FDI是经常项目收支波动的重要影响因素,能够解释经常项目收支波动的14%左右。同时,FDI对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通过推动加工贸易等途径促进我国贸易顺差,从而增加经常项目收支盈余;另一方面,FDI的利润汇回使投资收益账户持续逆差,从而部分抵消了经常项目收支盈余。因此,在调整"双顺差"国际收支结构时,应充分考虑两个项目的内在关联,统筹考虑外资政策和外贸政策,从而保证经济发展的健康稳定和持续增长。

中国劳动者报酬对国际收支顺差的影响: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国际收支呈现出持续的"双顺差"现象。一方面,大规模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促使了资源寻求型的外商直接投资,引致了中国资本帐户的盈余;另一方面,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与剩余劳动力的城乡转移也为中国现代工业部门的规模扩张提供了动力,提高了本土企业产出和产品出口能力,并进一步导致经常项目收支顺差的递增趋势。另外,中国劳动者报酬偏低导致了国内需严重不足,进而引起国际收支顺差。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无疑是改善国际收支失衡,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的重要途径之一。

国际收支双顺差和中国经济波动

本文采用新凯恩斯主义垄断竞争一般均衡模型来分析我国国际双顺差的原因、性质和后果。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贸易顺差的直接原因是出口商品价格水平相对GDP价格水平的比率持续下降,而我国工资总额占GDP的比率持续下降是出口商品价格相对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也是大量贸易顺差的根源所在;出口商品需求价格弹性和汇率也是影响出口商品价格相对水平的因素;大量的FDI进入是形成资本和贸易顺差的重要原因;在双顺差的背景下,人民币升值不是调节国际收支顺差的很好选择;贸易平衡对维持经济稳定增长很重要,贸易不平衡越大引起的经济波动越大。

流动性过剩:基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解析

流动性过剩已经影响中国经济持续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中国特有的二元经济结构,是二元经济结构在货币层面的反映。治理流动性过剩根本上应从改善二元经济结构入手,短期内要采取一些相应的措施。

中国双顺差的调整:基于国际经验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中国双顺差的成因和所存在的问题,并从国际经验角度研究了国际收支的合理结构。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资本的借入,这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国际收支的国际经验表明,中国目前的双顺差格局显然是不合理的,合理的国际收支格局应该是适度的经常项目赤字和资本项目盈余。调整双顺差的方法主要在于降低中国的储蓄率以及取消鼓励出口和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

国际收支结构分析法新探——以我国双顺差为例

传统的国际收支结构论主要以经常账户为分析框架,作者将这种分析方法拓展到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认为国际收支不平衡是由于结构性的原因引起的,其中经常账户不平衡可能与一国的产业结构有关,而资本账户失衡则可能是国内金融结构缺陷造成的。具体到我国,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巨额"双顺差"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结构性因素造成的。针对当前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作者认为无论是支出转换型政策还是支出增减型政策,只能起到数量和规模上的调节作用。要根本解决一国国际收支失衡,需要通过供给政策实现结构性的调整。

人民币升值能否促进中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基于FAVAR模型的分析

本文运用FAVAR模型,根据中美两国1985-2010年相关变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人民币升值能否纠正中国国际收支失衡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出口退税和中美两国GDP增长率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带动作用显著,导致人民币升值的反向调节效果不明显;在人民币升值背景下,跨境资本在中国境内存在较高的投资回报率预期和套利收入,能够有效削弱国际资本对购买力损失风险的敏感性,使得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表现出较强的内生性;在人民币升值作用受到制约的条件下,中国人民银行在追求宏观经济目标时将面临"三难选择",希望通过提高人民币汇率弹性来调节国际收支失衡的成效不明显,应通过结构调整最终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