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认双重国籍:印度国籍立法的重大变化

印度由坚持单一国籍的政策转为承认双重国籍,目的是为了借力海外,吸引海外印度人(印度侨民和外籍印度人)的资金和技术。印度宪法中关于单一国籍的条款的修正得到了印度上下及海外印度人的拥护和支持。不过,印度实行双重国籍的范围却是相当有限的。

企业承诺和工会承诺对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双组织承诺的中介作用

双组织承诺研究可以帮助员工从和谐、共赢的角度理解企业与工会之间的关系,对构建和谐的劳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探索性地构建了以双组织承诺为中介变量的企业承诺和工会承诺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的概念模型,并以江苏地区的433名企业员工为实证样本,对模型进行了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员工的企业承诺和工会承诺对双组织承诺有显著影响;员工的企业承诺和工会承诺对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影响;员工的双组织承诺对组织公民行为有直接的影响;员工的双组织承诺在员工的企业承诺和组织公民行为间起部分中介的作用;员工的双组织承诺在员工的工会承诺和组织公民行为间没有中介作用。

海外华人与国籍法——国籍法的社会学分析

海外华人对中国历史上的国籍立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海外华人的要求与力量是推动国籍立法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且也体现在立法中为争取海外华人的认同、维护华侨的正当利益、发展正常国家间关系对血统主义原则的采用以及关于入籍与出籍的一些具体规定上。海外华人对国籍立法的影响也说明 ,法律源于社会 ,即一部法律制定的起因及其采用何种原则 ,主要是受当时社会形势的影响 ,而关于立法的知识则在其次。

欧洲公民与国家公民:欧盟双重公民身份问题研究

1992年以后欧洲人拥有了一种双重公民身份,一个是传统的国家公民身份,一个是超国家的公民身份,这是世界政治领域的一种新现象。欧洲公民身份的建立超越了由民族国家定义的传统的政治概念框架。欧盟双重公民身份局面的出现,对民族国家的国籍政策、社会和移民政策提出了诸多挑战。欧洲公民身份还面临权利与认同发展的不平衡、对第三国国民的排斥以及缺少统一的司法保护体系等诸多问题。长期来看这种双重公民身份将存在一种相互竞争的关系,同时欧盟也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多层的公民身份结构。

新形势下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探讨

新生代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与乡村两大区域之外,成为双重"边缘人"的现象,越来越明显。新生代农民工扎根城市,成为市民,有利于破解城乡统筹发展的难题。然而,新生代农民工完全融入城市生活,实现身份的转变在目前面临着制度、社会和个人等一系列消极因素的困扰。各级政府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有必要积极采取诸多措施,帮助新生代农民工完成从乡村到城市的真正过渡。

印度“双重国籍”政策探析

受多重因素的推动,印度海外移民政策在过去几十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近年来新推出的"双重国籍"政策尤为引人关注,它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有力地强化了印度与海外移民间的文化认同和情感联系。然而,该政策尽管在经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后已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与真正的双重国籍政策相比仍有很大的一段距离,海外印度人目前并没有获得印度完全的国民身份和地位。虽然前景一片良好,但该政策能否实现最后的突破仍有待继续关注。

关于双重国籍的思考

近年来,关于双重国籍的问题,一直得到广泛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保护海外华人、华侨的利益,中国政府实行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几十年过去了,中国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应与时俱进,与世界接轨,当今世界承认双重国籍是世界潮流,中国应改革在国籍方面的制度。

我国海外华人双重国籍的理性思考

双重国籍是指一个人同时拥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公民权或国民身份。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我国可以有选择地承认双重国籍,进一步放宽中国海外华人绿卡申请条件,在我国境内具有中国国籍和外国国籍的双重国籍人,其国籍身份以其是否出境为判定标准,不宜承认东南亚华人双重国籍,与加拿大、美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对等承认双重国籍,在法律上建立海外华人子女选籍制度。

新中国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探索--以旅蒙华侨回国为中心的历史考察(1950—1951)

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少长期旅居蒙古的华侨提出了回国的诉求,由此出现了中蒙两国间侨民双重国籍的确定问题。论文依据中蒙俄解密档案及相关文献史料,梳理了建国初期中蒙围绕旅蒙华侨回国事宜往来交涉的历史过程,阐释了旅蒙华侨提出回国诉求的原因和中蒙双方各自的考虑以及最终的解决方案。中国政府针对此事所涉双重国籍问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讨论,并确立了解决双重国籍问题的若干原则。因此,此事的妥善解决是中国解决华侨双重国籍问题的先期探索,也为后续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积累了宝贵经验。

统筹城乡发展典型模式的制度缺陷及改革路径

重庆市"三三五"户籍改革、山东省诸城市"村改居"、广东省"积分落户"和陕西省"推进有条件农民工进城落户"统筹城乡发展模式,以资源置换或精英移民为核心,折射出的仍然是农民身份歧视、城乡分立思维。改革并没有在根本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呈现的还是城是城、乡是乡的格局,不仅没能消解城乡居民之间经济福利和生存安全的制度保障差距,还不断强化了城乡居民生存成本和生存预期的心理距离。统筹城乡发展各项制度设计必须以农民身份为基础,构建城乡居民平权机制,尊重农民合理发展权,加快农民社会权利支持资源建设,实现农民与市民平等的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市民化的双重路径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进城农民与居村农民是农民市民化的两大主体.农民市民化是进城农民与居村农民享有公共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变迁的过程,最终目的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与此相适应,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市民化应包括两条相对应的路径:一是"城市异地"转移路径,即通过发展大中小城市吸纳更多的农民工、城郊失地农民,实现部分农民异地市民化;二是"农村就地"转移路径,即通过发展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吸引更多的居村农民向特定地区聚集,实现部分农民就地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路径

从形式和实质两个层面界定农民工市民化的内涵,从需求和供给两种路径来探讨农民工市民化的逻辑机理。农民工市民化的实现需要政府进行渐进式户籍制度改革,并将嵌入户籍背后的一系列权益剥离,还要制定配套的政策解决好农民工落户后融入城市的问题。

跨国移民的兴起与东盟国家的应对--基于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比较研究

在全球范围内日益兴起的跨国移民现象既带来了许多新问题,也为世界政治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东盟国家在海外也有着规模庞大的侨民群体,各国对此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那么,东盟各国应对跨国移民的措施分别具有哪些特点呢?本文结合现有研究和雷纳·鲍伯克归纳的跨国移民现象应对路径后发现,东盟各国应对跨国移民现象的措施分别属于承认双重国籍、双轨并行、建立“族裔”制度和坚持单一国籍这4类路径。本文在4类路径中分别选取柬埔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4国作为案例,并通过回溯和比较4国应对跨国移民措施的生成与演变后认为,效忠和权利是东盟国家应对跨国移民时的核心考量。本文据此指出,未来的相关研究可循着探讨东盟各国形成不同应对路径的影响因素、剖析具有移民输出国和接收国双重属性的东盟国家之应对措施,以及研究东盟国家如何从区域和双边合作层面应对不断兴起的区域内跨国移民这3个方向进行拓展。

周恩来的“单一国籍”思想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去国外居住和生活。关于海外华侨是否应该拥有双重国籍的争议时常发生,不断出现要求中国政府恢复承认双重国籍的呼声。周恩来在其担任总理期间,多次就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发表讲话,积极提倡"单一国籍",主张海外华侨放弃双重国籍。本文对周恩来总理提出"单一国籍"主张的原因、其"单一国籍"思想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进行了分析。

回应“孔汉思难题”——以明末清初儒家基督徒的双重教籍及本土化实践作答

孔汉思在《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一书的跋提出“文化双重身份”、“伦理双重身份”和“信仰双重身份”三个概念,认为在亚洲文化处境中,文化双重身份是可能的,伦理双重身份是必要的,但信仰双重身份不可能存在或被接受。对于多元宗教呈紧张关系的现代世界来说,此现象的确可称为“孔汉思难题”。本文以16至17世纪明末清初基督教入华后产生的儒家基督徒的双重教籍现象及其本土化实践为例,尝试对“孔汉思难题”进行解答。明末清初儒家基督徒的宗教对话以及建构多重身份等实践表明:通过宗教间的深度学习及对自身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有可能超越孔汉思难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