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

作为反垄断救济措施的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是解决当前数字平台封禁行为的重要方式,既能维持现有符合市场特征的市场结构,又能将数字平台内部的网络效应外部化,允许市场竞争者公平共享网络效应产生的效率。通过降低市场进入壁垒恢复市场的有效竞争,避免用户、数据等价值要素聚集于少数数字平台。不论是作为反垄断事前监管措施,还是作为反垄断事后救济措施,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都有较好的适用基础和空间。结合我国目前肯定性调整方法规定不足的现实情况,数字平台互操作义务可能适用的情形也比较清晰,主要是针对数字平台既有反竞争性的互操作安排。实施时应当明确以基线标准作为实施的限度,严格秉持依法、审慎、积极和协同的理念。以公平原则、比例原则为义务设计的基本原则,对互操作义务的范围、标准以及监管等各方面内容予以科学设定。

“数字殖民主义”的构成、影响及应对

“数据殖民主义”即数字垄断寡头与西方发达国家以算法为手段,以数据为原材料对广大世界人民和发展中国家展开财富与资源掠夺的形式。借助西方发达国家掌握的权力资源,“数字殖民者”建立了由“数字封建主义”和“数字垄断”构成的“数字殖民体系”。相比因特网时代,“数字殖民主义”对世界人民和经济欠发达国家产生了更消极的影响。为此,我国更应重视数字技术的发展对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以便更好地应对“数字殖民”所带来的风险。

平台经济领域强化反垄断的正当性与合理限度

近些年来,国内外在平台经济领域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垄断行动,尤其是欧盟出台的《数字市场法》和我国强调“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备受关注。基于平台经济竞争的鲜明特点和数字平台对经济社会的巨大影响,强化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有其理论上的正当性和现实的必要性。与此同时,平台经济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又决定了在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有其合理的边界和必要的限度。美国和欧盟等在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上的差异性反映了国际竞争的现实情况,我国需要从国家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对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策略做出理性选择,以促进我国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技术封建主义:文化霸权的新向度

技术封建主义是西方学界最近提出的一种理论话语,它力图对当下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表征的资本主义新状况进行阐释。学界对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政治层面,而对于其文化影响则未有阐述。在新技术条件下,技术封建主义题旨已然溢出单纯的经济疆域和政治边界,广泛地渗透到当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此语境中,技术封建主义的文化逻辑主要在知识垄断和大数据操控两个层面展开:一方面,通过窃取或掠夺而来的知识,文化霸权得到极大的巩固和加强;另一方面,通过大数据下的信息推送,根据大他者的欲望而结构起来的主体欲望得到了空前的关注和放大。由此,文化霸权以一种全新的样态给主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和规约。

平台数据垄断规制中“必要设施原则”的合理适用

数字经济作为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经济模式,其高速发展使得数据资源成为平台企业重要的竞争要素,并逐渐成为其在市场竞争中赢者通吃的核心竞争力。但数据成为平台企业核心竞争资源的同时也带来了数据垄断的风险。平台企业为了自身竞争优势从而拒绝数据抓取、拒绝数据交易,不仅不利于数据流通,更破坏了竞争秩序、抑制了市场竞争活力。由此,发端于美国的“必要设施原则”能否在平台数据垄断中适用,成为当下平台数字经济领域关注与探讨的焦点。论证数据资源的核心化、平台市场的无界化、寡头垄断的凸显化以及数据的特性说明将“必要设施原则”适用于平台数据垄断规制中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数据权属、数据安全、数据成本,以及竞争关系、必要数据、垄断控制、共享可行等四个要件则是有效防止该原则滥用的必要考量因素。

数字平台“二选一”行为的反垄断法公共规制

2021年以来,数字平台排他性限定交易的“二选一”行为逐渐成为反垄断执法重点,“阿里巴巴集团垄断案”为考察平台排他性限定交易行为提供了典型范本。规制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数字平台排他性交易行为,私法规范显著不足,为公共规制提供了契机;在公共规制体系,《反垄断法》相比《电子商务法》具备更大的制度张力,依循反垄断法规制逻辑可逐一破解相关难题。察究典型案例,“相关市场界定—市场支配地位认定—滥用行为识别—竞争效果分析”四步骤分析方法,依然是当下及未来判断平台商业交易行为是否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共识型“黄金范式”;围绕典型案例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展开分析,学界对于法律责任承担部分仍有较多分歧。为有效规制数字平台“二选一”行为,执法机构除了肯定过往严谨的分析范式、完备的程序保障和多元的治理措施等经验以外,还需在贯彻反垄断法的规范适用、破解反垄断法双重规制路径的困扰、坚持反垄断执法与企业合规建设协同推进诸方面进行精细化升级,更好助力数字市场公平竞争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反垄断法》鼓励创新规范的适用规则及其立法表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规定的鼓励创新规范既不是倡导性的内容,也不是附从性的内容,必须得到有效的实施。在规则意义上,实施该规范的基本方式不仅应当明确将妨碍创新作为损害竞争的一个衡量标准,而且应当明确将促进创新作为损害竞争的一个抗辩事由。该法鼓励创新规范中的“创新”之认定标准应当是原则上以鼓励创新为基准、具体以技术发展为标尺。目前应当尽快通过部门规章对这些操作性规则予以明确,待该法再次修改时应将“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独立作为垄断协议的豁免情形之一。

“算法革命”视角下的数字资本主义及其基本矛盾研究

算法技术和算法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各环节的全面渗透,使得在技术层面出现生产过程数字化、经济活动数据化和经济运行算法化等新逻辑,在制度层面出现数字监视、数字平台、数字霸权等新样态,从而推动资本主义进入了新阶段——数字资本主义。由算法技术革命和算法制度革命构成的“算法革命”,对数字资本主义具有阶段性强化作用,但这是以掩盖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并将其向全球范围内转移为代价和条件的。从长期来看,“算法革命”并不能解决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不可调和的基本矛盾,反而会使这一基本矛盾进一步深化和激化,最终不断靠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数字生产力边界。

统一大市场背景下反垄断执法体制的挑战与变革

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业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下,反垄断执法和公平竞争审查既是建设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保障,也是强化竞争政策基础地位的路径依赖。现行反垄断属地执法体制应对地方保护主义的作用有限,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优化地方产业政策刚性约束不足,反垄断执法与公平竞争审查各自为政的割裂状态难以形成制度合力。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以满足统一大市场建设需要为指引,持续推进反垄断执法体制改革:明确竞争政策的宪法法律地位,建构央地垂直的反垄断执法和公平竞争审查体系,整合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反垄断执法和公平竞争审查职能,持续为反垄断执法的独立性、权威性赋能,以此全面强化反垄断执法功能、实现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共同促进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有力推进统一大市场建设。

企业战略变化、垄断地位与投资效率——基于企业生命周期的视角

以2002-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下的战略变化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成长期企业采取积极的战略变化有助于提高其投资效率;成熟期企业的战略变化与投资效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衰退期企业的战略变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进攻型战略变化有助于企业扭亏为盈;企业的垄断地位会弱化战略变化与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国有控股企业的战略变化对投资效率的影响更为显著。成长期企业应积极主动地调整战略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成熟期企业应避免过度的战略变化,以免损害已经积累的核心竞争力;衰退期企业要勇于尝试新的战略方向,重新进行品牌定位;企业在制定战略时要充分考虑企业垄断地位和企业性质等因素,以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超宽窄行蕉园起垄机抛土机构设计与试验

目的在查阅大量国内外有关起垄机构的研究文献基础上,结合新型蕉园种植模式和农艺要求,设计一种蕉园起垄机抛土机构,实现蕉园起垄机械化作业。方法对抛土起垄机构主要部件进行建模仿真,应用EDEM对抛土起垄过程进行仿真,以导向罩角度、叶轮转速、叶片宽度及叶片偏角作为试验因素,将抛撒距离和土壤集中率作为评价指标,进行单因素和正交旋转组合仿真试验,探究因素对抛土起垄机构作业性能的影响。最后利用Design-Expert数据处理软件对仿真数据进行分析,得到作业最优组合参数,并将最优参数组合来制作样机进行平台试验。结果通过仿真试验与平台试验对比,得出最佳起垄组合参数:导向罩角度为30°,叶轮转速为275 r/min,叶片宽度为82 mm、叶片偏角为–7.5°;罩角度为62°,叶轮转速为314 r/min,叶片宽度为82 mm、叶片偏角为–7.5°,最终得到仿真结果中土壤集中度分别为73%和81%,抛撒距离为2081.29 mm和979.2 mm,平台试验验证结果在合理区间范围内。结论根据仿真与平台试验结果的对比,得到机构抛土效果满足蕉园的起垄要求的最佳参数组合,为“超宽窄行”蕉园起垄机械设计提供了参考依据。

反垄断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之具体构造

我国修正后的《反垄断法》规定了检察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立法条文较为粗略,亟需完成制度的具体构造,尤其要科学合理地确定起诉条件、受案范围和诉请事项等核心内容。在起诉条件方面,重点要准确把握“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项标准,要将是否排除或严重限制竞争作为关注重点,同时考察是否损害了非特定的众多消费者利益;在受案范围上,应仅覆盖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经营者集中不宜作为可诉的行为类型;在诉请事项方面,应以停止侵害为主,不提出赔偿损失诉请。

数字平台个人数据可携带政策的竞争效应

个人数据可携带政策是应对数字平台日益突出的数据垄断问题的重要反垄断监管政策,但是对于个人数据可携带政策的竞争效应,现有理论研究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构建在位者-进入者动态博弈模型来分析个人数据可携带政策的竞争效应,结果显示:个人数据可携带政策总体上可以降低消费者转换成本,削弱在位平台的数据垄断势力,促进市场竞争并提高消费者总福利和社会总福利。但个人数据可携带政策的竞争促进效应具有明显的场景差异,在消费者面临网络关注转换成本情况下,其具有明显的竞争促进效应;在消费者面临个性化服务转换成本情况下,个人数据可携带政策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竞争扭曲,但无法根本改变在位平台的垄断化趋势。总体来说,个人数据可携带政策是应对数据垄断的可行反垄断政策选择,但政策实施要区分不同场景进行精准设计,以有效实现维护市场可竞争性的目标。

上游行业垄断对中国制造业企业GVC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

利用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基于垄断成因系统分析不同类型上游垄断对制造业企业GVC分工地位可能造成的差异影响,并考察中间品贸易便利化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上游行业垄断通过阻碍企业技术创新和降低中间产品质量抑制制造业企业GVC分工地位攀升。具体而言,由企业自身高效率形成的上游技术垄断有利于企业GVC分工地位攀升,政府保护所形成的上游行政垄断明显不利于企业GVC分工地位攀升。异质性分析发现,上游垄断对民营企业、中小型企业、资本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地位的负向影响更大;上游技术垄断更有利于大型企业、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地位的攀升,而上游行政垄断明显更不利于劳动和资本密集型行业GVC分工地位的攀升。此外,中间品贸易便利化加强上游行业垄断对制造业企业GVC分工地位的负向影响。

论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的反垄断法规制

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是平台商业模式下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经营者集中的一种特殊情况。现行反垄断规范发端并适配于实体经济,面对超级平台扼杀式并购的规制困境可主要归结为事前申报中标准涵盖局限、实体审查中违法性判断受干扰、包容审慎原则的适用缺乏制度环境等原因。欲有效规制,需要通过适用切合平台模式的复合型指标、落实主动调查制度与标准实施评估制度,构建综合性申报体系;通过直接证据法的类型化及其分层适用、识别潜在竞争者的裁量基准的设定、限制性条件的设定,排除实体审查的障碍;通过回应性监管模式的构建及其附随的制度安排,更好地贯彻包容审慎原则。

我国反垄断法为什么保护竞争

美国新布兰迪斯学派提出《谢尔曼法》反对大企业,即便它们没有违法的行为,其存在也会构成对社会民主和正义的威胁。我国反垄断法作为国家历经40多年计划经济制度后的产物,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竞争机制配置资源和调节社会供求的内在要求。我国反垄断法是保护竞争过程,而不是保护竞争者。为了使这部法律能够全面和有效地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国家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垄断监管、责任界定、利益平衡——数字平台治理的域外经验与启示

近年来,数字平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监管领域,也产生了一些治理难题。如何界定平台的垄断行为,如何督促平台履行社会责任、防止其侵犯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等都是平台治理的难点。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及加拿大等域外国家在数字平台治理方面的经验显示,在对数字平台进行反垄断的过程中,借用市场支配行为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界定垄断的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可将其作为判断有关监管部门何时介入反垄断规制的标准;通过明确平台的“守门人”角色并建构分层责任体系,可以激励平台进行内部监管,促使数字平台成为平台治理过程中重要的参与者;通过建立平台与媒体间的议价协商机制并引入政府监管,可以平衡两者间的利益,更好地维护公共价值和公共利益。这些治理思路和举措为我国数字平台治理提供了借鉴。

平台转移成本与“二选一”协议——基于Hotelling模型的市场垄断行为分析

“二选一”协议是大型平台惯用的维持用户的手段,但协议并不属于“本身违法”行为,如何认定与治理“二选一”垄断是平台反垄断的重难点之一。转移成本是平台内消费者与经营者在选择合作平台时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通过构建平台市场模型,计算不同市场结构下的“二选一”协议对社会福利水平的影响,发现只有平台内用户在退出平台时存在转移成本时,平台企业的“二选一”协议才构成垄断行为。同时,占据份额优势的平台会主动让渡一部分市场份额,以阻止其他小型平台的过度竞争,且让渡份额的大小与转移成本的大小正比例相关。在数字平台市场中,转移成本多以数据要素的形式存在,通过数据可携带权可以实现对“二选一”协议垄断的有效治理。

网络平台数据垄断行为之刑法规制

网络平台数据垄断行为不仅会产生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垄断效果,还会对数据法益造成侵害。同时,以行政规制手段为核心的反垄断框架威慑力不足,难以保证行为社会危害性与所受惩治严厉性相适应,因此,刑法的介入十分必要。但刑法的谦抑性要求对犯罪行为的界定须足够精准,故数据垄断行为刑法规制体系的建立应紧扣双重法益侵害性这一特征,借助法定犯原理的论证与罪名间的对比,使数据垄断行为作为法定犯的适格性得以证成。通过梳理量化的方式将定性标准与定量标准交织具象化,有助于准确锚定罪与非罪的边界。同时,通过对比刑法教义学与立法论两个角度的规制路径,综合刑罚配置的均衡性考量,增设数据垄断罪是实现数据垄断行为刑法规制的有效路径。

数字经济影响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政策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数字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场域,厘清数字经济与共同富裕的关系不仅是贯彻落实“数字中国”战略的内在要求,也是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数字经济发展不仅会创设数据这一新兴的收入分配要素,强化社会公众的创新创业机会感知,增进社会公众的市场接入,而且会提升新增岗位的普惠属性,强化平台的经济辐射功能。但受市场监管以及技术进步规律的制约,数字经济发展对共同富裕的赋能作用遭遇了数字鸿沟、平台垄断以及技术性失业等诸多阻碍。因此,要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数字化障碍以及慢适应人群的数字技能培训,深化平台经济组织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强平台经济组织的综合治理,完善数字化创新创业公共服务支持制度以及建立健全“技术性失业”人群再就业援助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