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的理论表述和司法展开

《刑法》第十七条第三款是特殊的例外处罚规定,这是阐明实体内涵与设计程序应坚守的立法原意。在刑法解释限度上,一般应遵从具体罪名的限制解释而非具体行为的扩张解释;“致人死亡”属于提示性规定,强调是最严重的罪行,“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亦是提示性的处罚规定,与前者具有同质性;“情节恶劣”不是具体标准而是整体标准,亦非对犯罪构成的“再强化”,应综合性、类型化地归结“情节恶劣”的判断与识别规则。第十七条第三款设定了特别的核准追诉程序,应当配备前置的侦查程序以及移送程序,检察机关在逐级报请程序内宜采取形式审查,并辅以“申请式”刑事责任能力鉴定程序。鉴于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程序的相对封闭性与书面化等,应当设置“诉讼化”的听证程序,强化以“复核”为核心的救济程序,确保程序分流的正当与合法。

区块链赋能企业财务共享模式:应收账款管理

针对财务共享模式下应收账款管理中存在的信息共享不及时、票据处理效率低、甄别客户信用手段落后、交易信息可验证性弱的问题,本文基于业务财务、共享财务和战略财务三层职能框架,应用区块链的P2P网络广播技术、智能合约和共识机制技术,重构了财务共享模式下应收账款管理的系统框架,并从技术原理与业务流程两方面探讨了区块链赋能应收账款管理的实现路径。提出了从财务三层职能框架整体视角推进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对应收账款管理流程进行优化,以及基于区块链的财务生态系统建设等建议,为财务共享模式下全面提升应收账款管理效能提供了借鉴。

数字时代刑事证据运用的风险及其规制——以算法证据为分析视角

数字信息技术对刑事司法的深度介入产生了算法证据。刑事算法证据应限于“人辅机主”型的机器学习算法证据,可归属于专门性问题报告范畴。算法通过数据结构化的过程,揭示大数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算法证据是在司法证明整体主义模式下对大数据评价的结果,包括预测类算法证据、识别类算法证据和分析类算法证据。算法证据的司法适用存在三层风险:对无罪推定和自由心证的冲击;“概率近似正确(PAC)”理论下的事实认定错误性或歧视性问题;权力行使的隐化和异化趋势。同时存在双维困境:在实体困境维度,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个人数据赋权与反算法身份歧视等手段难以实现对算法的有效规制和监管,影响算法证据合理适用;在程序困境维度,数据选择与算法设计监督程序、结果告知与解释程序以及异议或质证程序的规则阙如,制约算法证据适用实效。对此,应当以事实认定的辅助性、技术性正当程序、比例原则作为算法证据司法适用的理念指引;依据算法证据生成流程,从数据可靠性、算法可靠性角度明确算法证据可靠性的具体要素;构建取证、开示、质证与认证规则,强化算法证据适用的程序规制。

突发事件下行政处罚程序的调适及其限度

《行政处罚法》第49条为我国突发事件下行政处罚程序的调适提供了法律依据,以提升行政机关应对突发事件的效率和能力。社会公众亦有义务容忍和服从这一特殊安排,以配合行政机关尽快将社会秩序恢复至常规状态。突发事件下行政处罚程序调适的场域涵盖内部和外部两个环节,手段则包括省略步骤、变通形式、调整顺序、压缩时限、优化方式等多种。基于人权保障的根本要求,突发事件下行政处罚程序的调适仍须遵循一定限度。行政机关应以比例原则为衡量尺度,能够通过常规行政处罚程序实现目的,就尽量不要行使行政处罚程序调适这一“特权”;确需行使的,也应根据紧急形势的需要选择恰当的调适种类和幅度。行政机关应以正当程序为调适底线,不得简化表明身份、说明理由、听取陈述与申辩、告知权利等制度,确保行政处罚程序的核心要素和价值不受减损。

《学位法》不授予学位兜底条款的法理阐释与实践限度

我国《学位法》第37条第3项将“攻读期间存在依法不应当授予学位的其他严重违法行为”设置为兜底条款,保持了立法的开放性,但易导致高校的涉学位规则任意程度过高,引发学生权利保护争议。法理上,“不授予学位”事由可分为学术与非学术两类,因我国学位管理体制采学历与学位并行模式,大量非学术事由处于该条款涵摄范围内,导致条款明确性不足。从“法益”视角分析不授予学位兜底条款的实践表征,明确性不足导致条款适用界限模糊,引发学生权利与学位授予权力失衡和过度维护公共利益的问题。未来制定的“学位法实施条例”及相关规范应重申法律保留原则,增强不授予学位兜底条款整体上的明确性;应增设正当程序条款,平衡学位权利与学位授予权力;应遵守比例原则,促进不授予学位行为背后的公私利益平衡。

网络犯罪防治中的轻罪扩张及其限度

网络犯罪的防治目标导致刑法不断扩张。当前最为典型的问题是如何理性认识并调适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防治功能及其限度。在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起诉人数爆发式增长的背景下,应当认为本罪的出台和适用基本符合刑事正义,但需要做出一定的调适。其一,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基本符合罪刑法定原则,被帮助的行为类型属于刑法上规定的行为类型即可,这平衡了应对网络社会风险和满足公民可预见性的需求,是在网络空间中贯彻罪刑法定原则的最新趋势。其二,根据罪刑相当理念,从一重罪论处不应当仅仅看重可能判处的刑罚,还应当考虑罪名标签是否适当、全面评价了帮助行为的性质和危害。在帮助多种犯罪行为类型时,认定为本罪更加适当、全面,但可能需要法定刑幅度的增设与匹配。其三,在程序正义上,客观罪量和主观“明知”可以通过严格的程序得以确认,但在打击“两卡”犯罪导致案件“井喷”的态势下,需要调适“两卡”犯罪线下帮助行为的入罪标准。

打击犯罪视域下网络监控的措施定位及其法律规制

打击犯罪视域下,网络监控分为立案前网络监控与立案后网络监控,前者包括对公共数据的网络监控、对私人数据的网络监控和制止型网络监控;后者包括对社会管理数据库的网络监控和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网络监控。根据程序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鉴于各类网络监控的适用主体、适用方式、适用对象和适用内容等均有所不同,网络监控的措施定位及其法律规制亦不能一概而论。上述五类网络监控依次分别属于行政执法、技术侦察、技术侦查、一般强制侦查和技术侦查。目前我国相关立法对各类网络监控的法律规制存在诸多不足,包括措施定位缺失、适用限制笼统且不充分等。应以程序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为基础,结合各类网络监控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程度,为其设定不同的法律规制模式,完善其法律规制的不足。对公共数据的网络监控,应限定适用主体,划定适用内容、适用方式,增设审批制度,强化与刑事诉讼的程序衔接;对私人数据的网络监控,应明确适用范围,细化对所获材料的利用限制;制止型网络监控应在技术侦查立法中得以增加,并对其划定适用范围,明确适用条件、非法适用的不利后果;对社会管理数据库的网络监控,应在确认其合法性的基础上,限制适用方式,放宽适用审批;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网络监控,应在将获取非内容信息的此类网络监控定位为技术侦查的基础上,放宽对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审批的限制。

算法行政的正当程序风险及其规正

算法行政重塑了行政行为的作出方式,助力效率价值的实现,但其对技术治理的偏重也给行政正当程序带来了挑战。算法行政系统的复杂性以及平台运营的私营化阻却行政公开的实现,行政行为作出的瞬时性不断架空公众参与的可能性,同时由于算法行政所采用的人机交互的互动模式无法合理把握行政裁量和事实规范之间的因果关系,消弭正当程序中说明理由的功能发挥。因此,在运用算法行政服务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时需回归行政正当程序的本体价值,在算法技术与法治约束融合发展的路径下坚守人的主体性,通过公开算法基本原理以实现政府透明性,在算法审查中吸纳社会群体实现过程民主性,并赋予行政相对人对个案申请算法解释的权利以弥合说明理由的有效性。

强制体育仲裁中正当程序原则的司法化

体育组织常在章程规范、赛事规则或者参赛报名表中置入格式化的仲裁条款,同意该条款背后的强制体育仲裁程序成为了运动员参加比赛的先决条件。在此情况下,如何通过正当程序原则防止体育组织滥用权利,以保障弱势运动员的公平审判权,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适用最低正当程序原则,只要求仲裁程序满足仲裁庭公正性和当事人参与性的最低要求,无法避免体育组织通过封闭的仲裁员名册预先控制仲裁庭的裁判倾向。更恰当的做法,应是从国际人权法出发,适用司法化的正当程序原则。毕竟,默认争议通过诉讼解决并适用司法化的正当程序原则是运动员的基本人权,此项权利并不因运动员被迫签订强制体育仲裁条款而被放弃。

证据方法视阈下大数据证据诉讼应用及正当程序保障

证据方法的作用在于通过从客观上揭示证据内含的信息内容,联接证据与刑事证明。大数据证据表现出独特的建构性与质素多样性特征,使得现有证据的证据方法无所适从,需要依托融合性证据方法为其诉讼应用提供可操作性指引。而在刑事诉讼中运用融合性证据方法,可能对现有诉讼构造构成挑战。对此,可以从证据方法的工具与程序二维属性出发,建构正当程序保障:在工具属性维度,发挥法官庭外调查的能动、兜底性作用;在程序属性维度,构造“对等”性权利保障,弱化微观权力。

公诉案件和解自愿性审查规则的重构进路

自愿性是刑事和解制度适用的基础与前提。当前,刑事和解自愿性的审查实践中出现审查内容存在模糊性、审查方式浮于表面、和解协议书之法律性质不明晰、律师参与不足等问题。构建刑事和解自愿性的审查模式应坚持公正优先、兼顾效率的立场,明确刑事和解协议兼具公法契约与书证之法律属性;构建以形式审查为原则、以实质审查为补充的刑事和解自愿性审查机制。

Crossing the Achilles Heel of Algorithms:Identifying the Developmental Dilemm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sisted Judicial Decision-Making

In the developmental dilemm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assisted judicial decision-making,the technical architecture of AI determines its inherent lack of transparency and interpretability,which is challenging to fundamentally improve.This can be considered a true challenge in the realm of AI-assisted judicial decision-making.By examining the court’s acceptance,integration,and trade-offs of AI technology embedded in the judicial field,the exploration of potential conflicts,interactions,and even mutual shaping between the two will not only reshape their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and intellectual boundaries but also strengthen the cogni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core values of the judicial trial system.

变革与回应:人工智能教育立法的四维路径

通过系统化立法来规范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是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路径。人工智能通过赋能教育为不同教育主体带来了全新机遇,但亦引发了教育公平与教育安全遭遇挑战的浅层风险,以及人类主体性的自我消解这一深层风险。当前,新一轮立法事业的开启为应对上述风险提供了历史契机,但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风险的高度不确定性也为立法本身带来了挑战。人工智能教育立法的四维路径在于巩固既有革新,并应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风险及立法挑战:其一,普及人工智能教育资源,巩固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格局;其二,通过技术性正当程序应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浅层风险;其三,通过人工智能教师运用职业操守化解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深层风险;其四,构筑多元规范体系和敏捷治理机制,应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风险的不确定性,规避传统治理手段滞后性的不足。

正当程序视野下的法官司法责任制

司法责任制是本次司法改革的重点,法官司法责任制又是司法改革的重中这重,正当程序是使法官司法责任制改革真正落到实处的关键,因为只有用正当程序才能规制住审判权的恣意,才能够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文章以正当程序理论为主线,结合我国现有的程序立法和审判实践,提出增设快速封闭连续审判程序,创立有限多元人民陪审团制度,同时注重完善法官职业保障,力图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当审判程序,在最大限度上遏制司法腐败,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算法可解释性的价值及其法治化路径

随着自主学习算法技术的纵深迭代,自动化决策已广泛嵌入人类社会的决策系统中。然而,由于其专业性和黑箱性,算法决策自动化对人类法律秩序构建的程序正当性及问责机制形成威胁,最终对人性尊严构成根本挑战。算法可解释性是将算法系统纳入社会规范系统约束的关键理念,其实现程度对维护法治秩序和保护被决策主体的权益至关重要。当下实现算法可解释性的主要制度依托包括设置比例化的透明度不同程度地打开黑箱、构筑多方协同审查机制落实责任主体、制度化直观关系保证“人在回路”。这些举措的落脚点在于维护算法技术的内在善。

人工智能教育立法:基于教育法典的体系化编纂路径

人工智能在赋能教育的同时,也显著提升了教育立法的难度。相比于教育单行法,作为教育领域“根本法”的教育法典将能够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展开最为周延科学的规范,助益人工智能教育应用的健康发展。作为体系型法典,教育法典必然采用“总分架构”。教育法典中人工智能立法可通过总则的“在线教育”“法律责任”以及分则的相关编章进行体系化编纂。首先,教育立法的核心及编纂主线是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故教育法典分则相关编章需分别为政府及学校设定人工智能教育资源普惠性的促进义务,使教育主体能平等享有人工智能的教育红利。其次,针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可能引发的风险,教育法典可在总则“在线教育”章,一方面引入技术性正当程序,设定算法和数据的透明义务和审计义务,以及教育标准事务不得自动化决策义务等,明确教师使用人工智能的行为规范与专业操守;另一方面,依托敏捷治理手段,构筑多元主体参与的事前监测预警平台、事中快速响应的因应机制、事后动态完善的持续发展机制,应对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未知风险。最后,为了确保义务条款得以顺利实施,教育法典可在总则“法律责任”章通过引致性条款与具体责任条款的妥适选用,构筑健全的人工智能教育应用法律责任机制。

算法自动化决策对正当程序原则的挑战与因应——基于行政执法的场景展开

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算法自动化决策逐渐应用于行政执法领域。其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发挥着多重优势,提高了行政执法效率,推动了数字政府的建设,但同时使行政正当程序原则在一定情形下出现“失灵”:算法黑箱使行政公开无法践行、公民的程序性权利被压缩、证据证明力等受到挑战。为应对新型技术对行政正当程序原则的冲击,有关部门应增强算法透明度和可解释性、通过程序机制后移贯彻正当程序原则的要求、通过专业机构的评估与认证提升证据证明力,以此调适新技术的运用与行政正当程序原则的冲突,确保算法自动化决策在行政法治框架下作出。

人工智能参与学位论文创作的法律规制

随着技术进步与时代更迭,人工智能参与学位论文创作已是不争的事实。在现行法律规范体系中,缺乏对人工智能参与学位论文创作进行规制的针对性法律表达。人工智能参与学位论文创作会诱发学术不端、侵害相关主体法定权利的多重风险,呼唤着立法革新方案的出台。技术性正当程序与敏捷治理的立法引入,是因应相关风险进而促成法律革新的有效路径。技术性正当程序强调提升算法与数据技术的透明度,尤其是赋予学位申请人以透明度履行义务,这将助益于学位申请人在理解算法与数据技术的基础上,规范使用人工智能,从而尽可能规避学术不端的现实风险;敏捷治理则重在构建法律的协同共治模式,从而以多元规范、多维手段的方式防范相关主体法定权利受到侵蚀的潜在风险。

人工智能仲裁裁决:兴起、法律效力和法律回应

人工智能仲裁裁决是仲裁法领域的最新发展。效率性、经济性和公正性的特性使得人工智能仲裁裁决具有可欲性,而人工智能算法由“规则驱动型”向“数据驱动型”的范式转变则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从合同法角度来看,人工智能仲裁裁决的执行实为仲裁协议下仲裁当事人的合同义务。在合同效力上,除了协议中指定的人工智能算法存在歧视这一违背程序性公序良俗事由外,人工智能仲裁协议应为有效;从仲裁法角度来看,人工智能仲裁裁决依然是《仲裁法》意义上的仲裁裁决。在裁决效力上,人工智能仲裁裁决仅可能因为算法歧视问题被认定为违背程序性社会公共利益而被撤销或不予执行。我国现有《仲裁法》以人类仲裁裁决为基本预设,应予更新以回应人工智能仲裁裁决的挑战。在基本思路上《,仲裁法》应当聚焦人工智能算法的特殊挑战,包括算法歧视、算法黑箱和算法裁决不合理等问题,同时平衡“公正与效率”“自治与干预”和“开放与谨慎”。在具体制度上《,仲裁法》应当构建人工智能仲裁裁决算法审查制度、赋予仲裁当事人算法解释权、扩展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法定事由。

从案例到规则:以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为视角

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的形成在我国法治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以1989年《行政诉讼法》将“违反法定程序”列为司法审查标准为重要标志,程序公正理念破茧为蝶,实现了中国法治化的蝶变。正当程序进入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是司法的杰作,通过案例发现,正当程序标准从隐含适用到明示适用、从“规范空缺适用”到“利益衡量适用”,实现了域外规则的本土化,并让程序正义理念在我国司法领域得以完整体现,使得“重实体、轻程序”的法律传统成为昨日黄花。从法定程序到正当程序,进而涉入“过程性审查”这一程序正义的新路径,中国程序公正司法审查标准体系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完善的过程,催发程序正义之树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