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方法视阈下大数据证据诉讼应用及正当程序保障

证据方法的作用在于通过从客观上揭示证据内含的信息内容,联接证据与刑事证明。大数据证据表现出独特的建构性与质素多样性特征,使得现有证据的证据方法无所适从,需要依托融合性证据方法为其诉讼应用提供可操作性指引。而在刑事诉讼中运用融合性证据方法,可能对现有诉讼构造构成挑战。对此,可以从证据方法的工具与程序二维属性出发,建构正当程序保障:在工具属性维度,发挥法官庭外调查的能动、兜底性作用;在程序属性维度,构造“对等”性权利保障,弱化微观权力。

强制体育仲裁中正当程序原则的司法化

体育组织常在章程规范、赛事规则或者参赛报名表中置入格式化的仲裁条款,同意该条款背后的强制体育仲裁程序成为了运动员参加比赛的先决条件。在此情况下,如何通过正当程序原则防止体育组织滥用权利,以保障弱势运动员的公平审判权,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果适用最低正当程序原则,只要求仲裁程序满足仲裁庭公正性和当事人参与性的最低要求,无法避免体育组织通过封闭的仲裁员名册预先控制仲裁庭的裁判倾向。更恰当的做法,应是从国际人权法出发,适用司法化的正当程序原则。毕竟,默认争议通过诉讼解决并适用司法化的正当程序原则是运动员的基本人权,此项权利并不因运动员被迫签订强制体育仲裁条款而被放弃。

打击犯罪视域下网络监控的措施定位及其法律规制

打击犯罪视域下,网络监控分为立案前网络监控与立案后网络监控,前者包括对公共数据的网络监控、对私人数据的网络监控和制止型网络监控;后者包括对社会管理数据库的网络监控和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网络监控。根据程序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鉴于各类网络监控的适用主体、适用方式、适用对象和适用内容等均有所不同,网络监控的措施定位及其法律规制亦不能一概而论。上述五类网络监控依次分别属于行政执法、技术侦察、技术侦查、一般强制侦查和技术侦查。目前我国相关立法对各类网络监控的法律规制存在诸多不足,包括措施定位缺失、适用限制笼统且不充分等。应以程序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为基础,结合各类网络监控对公民权利的侵害程度,为其设定不同的法律规制模式,完善其法律规制的不足。对公共数据的网络监控,应限定适用主体,划定适用内容、适用方式,增设审批制度,强化与刑事诉讼的程序衔接;对私人数据的网络监控,应明确适用范围,细化对所获材料的利用限制;制止型网络监控应在技术侦查立法中得以增加,并对其划定适用范围,明确适用条件、非法适用的不利后果;对社会管理数据库的网络监控,应在确认其合法性的基础上,限制适用方式,放宽适用审批;对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网络监控,应在将获取非内容信息的此类网络监控定位为技术侦查的基础上,放宽对其适用范围、适用条件、适用审批的限制。

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权利观

马克思主义法学权利观不同于既有的古典自然法学理论范式、分析实证法学理论范式和空想社会主义法学理论范式中的权利观念,而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框架下,在一个宏大、广阔的历史变革视野中看待权利,以动态、变化的眼光看待权利,在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分析中看待权利。这种在历史的回溯、现实的观照、未来的预判中所认知的权利,对人类社会发展、法律自身变革起着引领、昭示作用。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法学权利观,对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探索中国法学权利概念的适当内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算法行政中相对人程序权利的“困”与“路”

算法嵌入行政程序中,推动行政方式由传统的“人—人”互动式向数字化的“人—机”互动式演进,衍生出以自动化决策为外在表象、以算法驱动为内在基础的算法行政。这一系列变化导致行政法上的正当程序原则受到冲击,让相对人程序权利的实现面临困境。此类困境之成因,既源于算法技术本身固有的缺陷,亦因既有法律存在不足。为恢复行政程序中的价值理性,可以从宏观价值引导、中观立法跟进及微观主体约束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与实践。

民事与行政交织:单方解除招商引资协议的司法审查

地方政府单方解除招商引资协议需基于正当缘由,否则将有损相对人利益,破坏法治化营商环境。招商引资协议的公私法融合特性更为明显,这要求法院对此类协议的解除纠纷,应从民事解除权和行政优益权两个层面展开审查。为了保护相对人正当的程序利益,地方政府行使解除行为应当履行信息告知、说明理由及听取当事人意见的义务。在审查路径上,应当选择有利于维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程序,并通过引入信赖利益保护,调和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的差异。基于合法性审查,法院可能作出确认(判决)解除、判决撤销、确认违法的结果,对此应当根据行为违法程度确定对应的解除效力。在损害结果上,当解除行为对协议相对人利益包括期待利益造成损失的,应当予以补偿。当行为违法时,违约责任与行政赔偿可能产生竞合,此时应当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基础上,采取有利于保护相对人利益的方案,在正当范围内进行充分赔偿。

我国在“冰上丝绸之路”行使航行权的困境及出路

当前部分北极沿岸国依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冰封区域条款”,在“冰上丝绸之路”制定特殊航行管制措施,限制他国船舶行使航行权。这些特殊航行管制措施超越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适用范围,违反了适当顾及义务。《国际极地水域营运船舶规则》是“冰封区域条款”的重要补充,是我国在“冰上丝绸之路”行使航行权的法律依据之一。为保障在“冰上丝绸之路”的航行权,我国可以在三个层面加以应对:首先,在联合国体系下积极参与国际航行规则的制定;其次,通过北极理事会等区域平台参与“冰上丝绸之路”建设;最后,加强与北极沿岸国的合作与对话,共建“冰上丝绸之路”。

工商业与人权的司法救济:域外实践与中国因应

如何使以跨国公司为典型代表的工商企业侵犯人权行为的受害者获得有效司法救济,不仅是联合国所确立的工商业与人权领域的关键议题之一,也是完善公司海外侵权法律问责机制的重要内容。鉴于跨国公司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治理差距以及碎片化的国际法无法有效规制跨国公司海外侵权行为等原因,应用母国诉讼作为司法救济机制显得尤为重要。母国诉讼兼具跨国法与社会法的双重属性,处于公法与私法的交汇地带。由于不同法域政治现实和法律传统的迥异,母国诉讼的生成和演进有其不同的路径。以跨国公司民事责任为逻辑特征对母国诉讼进行类型化分析,可将其归纳为母公司责任案件与供应链核心公司责任案件。我国兼具跨国公司母国和全球供应链中重要国家的双重身份,对上述两类案件的法理依据进行阐释,有助于为我国应对母国诉讼提供因应性智力支持。

基于人权的方法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探究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正在影响全球每个角落和每个群体,特别是依赖于生物多样性的社会最脆弱群体。基于人权的方法将人权作为核心和指导原则,以确保人的尊严、平等和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将基于人权的方法运用于生物多样性治理,能够实现法律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与促进人权的实现相统一。被视为在中国担任主席国期间通过的关于生物多样性治理的新里程碑,《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明确了其框架执行需要基于人权的方法。加强国际合作、推动国家履行人权义务、督促企业开展人权尽责以及促进广泛的社会参与的多元治理方法,共同构成了基于人权的方法的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基本范式,亦是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最佳实施路径。

法律在应有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化中的作用

权利的实际享有与完善的法律制度保障是密不可分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法律完善的过程就是权利发展的过程。法律在应有权利向实有权利转化中发挥着七种重要的作用,即法律内蕴、法律表达、法律指引、法律守护、法律争取、法律救济、法律限制等。

后疫情时代法院在线审理刑事案件之隐忧及纾解

“智慧法院”建设的倡导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需要,推动法院在线审理刑事案件呈迅猛发展之势。但是在线审理存在冲击直接言词原则、减损司法的威仪、被告人辩护权保障不到位等问题。不仅加剧庭审的形式化,而且导致审理程序公正性和司法权威性的降低。在线审理刑事案件仅是线下物理空间审理的例外和补充,主要适用于速裁程序审理且被告人同意的案件和召开庭前会议以及证人、鉴定人在特殊情况下作证的环节,不能将线上审理常态化和普遍化。法院应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程序选择权,法律援助全覆盖应“覆盖”至在线审理的案件,在线审理具有不同于线下审理的特点,应当建立相对独立的庭审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应尽快制定在线审理的技术规范,并将5G技术应用于在线审理。

美国教师解聘的法律保障分析——以“正当程序”权为例

美国学校委员会在解聘终身教师时,因为涉及到教师的自由或者财产问题,必须提供正当的理由,并且给他们一个申诉的机会。文章认为,不续聘非终身教师时也需要提供这种正当程序。这是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中关于“正当程序”权的规定在教师身上的适用,是最高法院在审理解聘教师诉讼案件时关注的焦点。本文拟对“正当程序”权利的一般适用进行介绍,再结合两个法律判例具体分析实习教师和学区主管该权利的适用。

论国际人权立法的中国化——以民主权为中心

如何建立足以对接、通融国际人权理念的国内人权立法的整合机制,是国际人权立法中国化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民主权是一种新兴的人权。民主权立法"中国化"面临着理念整合、合法性、有效性等困境,其具体克服路径即在于:通过直接进行普适性与特殊性的价值调适以实现理念整合,建构具备与公众参与及自治相关的正当程序内涵的立法制度,藉此导出各公共领域内民主权的具体内容并确立其实现与救济的相关法律制度。

公民的权利与国家的权力

正确处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十分必要。权力的权威性和强制性是权利的集中化表现,法由国家权力予以保障,公民权利在国家强制力的保障下得以实现。权力不能完全独立和超越于权利,要由权利来制衡。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决定了国家权力应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权力为目的,切实做到用民主制度制约权力,实现以权利制约权力,达到法治社会的目的。

土地征收审批行为的性质认定及其意义——基于多阶段行政行为理论的分析

土地征收审批行为是具体行政行为还是行政内部行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此并无一致观点,这不仅导致了对土地征收审批行为管理的混乱,还致使被征收人寻求司法救济的困顿。土地征收行为属于多阶段行政行为,按照显名主义原则,行政主体应为公告机关,土地征收审批行为只是审批机关的参与行为,是行政内部行为。但是,借鉴台湾地区尤其是德国的理论学说与司法实践,土地征收审批行为应属于显名主义原则的例外情形,在性质上应被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科学合理地认定土地征收审批行为的性质,对于构建土地征收行为的正当程序及明晰被征收人权利救济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评析——兼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

《民事诉讼法》修改是众望所归的事,但以《〈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的形式通过却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有其创新之处,但其暴露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应当尽快启动对《民事诉讼法》的全面修改程序,将其打造成一部既有前瞻性又有特色的能很好服务于民事诉讼的法律。

国际经济行政法基本原则：平等保护与正当程序

国际经济行政法是调整跨国经济行政关系的国际、国内公法规范与原则的总和,换言之,国际经济行政法是政府规制市场的国际协调法。权利平等保护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分别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体现了国际经济行政法中的公平正义价值。从法理基础看,这两项原则既是理性精神的反映,也是市场经济发展和全球化趋势的必然要求,以及长期法律实践的结果,它对国际经济行政法领域提出了全新的标准。从实在法角度考察权利平等保护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在国际经济行政法领域的具体体现主要有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原则及反补贴制度,WTO对国内程序法的要求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等。需要进一步完善这些制度,旨在从形式的平等过渡到实质的平等,建立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经济法治与宪政规则。

论未来债权让与

以未来债权作为融资手段具有现实债权不可比拟的优势,因此,现代多数国家都承认未来债权让与的效力。基于我国经济贸易的发展及国际贸易融资中对于以未来债权让与作为贷款的担保有不断增长的实践需要,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对未来债权让与予以规定,应是必然。但对未来债权让与的效力准则及其适用领域应予以限制,并应引入登记制度。

权力结构视野下的征地程序改革

经过法制改革,我国征地程序形式上趋向正当,但是征地程序违法事件依旧频发,改革征地程序应该从更加宏观的视角予以切入。域外发达国家的征地制度揭示,唯有实现征地权的合理分工,方能实现征地程序之内在价值与功能。我国以行政权为中心构造征地权,人大及法院有意回避对征地权实施监督,导致形式上逐渐正当的征地程序无法给予被征收人有效保护。为此,改革我国的征地程序,在宪法与组织法的框架下对权力结构实施必要的调整是其前提与基础。

“41号令”视域下高校学生违纪处分程序构建

2017年教育部新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加大了保障学生权益的内容,各高校也纷纷修订、完善了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然而,高校对学生违纪处分程序不规范现象的存在,既侵害了学生的合法权益,又导致纠纷不断。文章在梳理处分权来源的基础上,分析了处分程序现状及瑕疵、处分应遵循的原则,对完善高校学生违纪处分程序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在法治理念和正当程序的指引下,完善高校学生违纪的处分程序,有助于减少法律纠纷,有助于维护学生合法权益,有助于推进高校依法治校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