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伊犁户屯问题再探

户屯是清代伊犁农业开发中的特殊类型,根据满文档案可知,其创办时间更可能始于乾隆二十五年。户屯构造,主要包括了商民、客民、为民遣犯和绿营眷兵分户子弟四类。户屯最早依附于兵屯,其管理实现了从理事同知向抚民同知的转变。

清代木匠索欠纠纷及其日常生活——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木匠作为“打工人”,是清代社会重要的群体,木匠手艺也是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清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有关于木匠的纠纷多发生在债务的索欠方面。木匠往往在家工作,为乡民服务。木匠到外地谋生,开张木匠铺,也是流动性较大的职业。木匠既会与房东产生纠纷,也会与雇主和产品的买主发生纠纷。木匠师傅往往带徒或找帮手工作,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纠纷。木匠与他人的交往中也会产生纠纷。中年木匠未婚者可能收入微薄,经济能力有限。木匠往往兼营农业。

嘉道时期的诗学思潮转向

清朝嘉道之际的社会处在所谓盛世滑向衰世的过渡阶段,学风、士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诗学思潮与诗歌创作。细致入微的学术训练、程朱理学下的世界观、身份认同下社会参与意识的高涨,使理性主义的思想笼罩在嘉道诗坛上空,诗歌的价值取向也回归正统。在继续强调诗歌独创性和个性化的前提下,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得到体认,个人化与纪实性成为该阶段的诗歌特征。诗学思潮则趋向敛华就实,情志并重。诗论家集中总结了清中叶以后的诗学经验,丰富了“学人之诗”的理论内涵。“以人论诗”将诗人的品行节操作为评判标准,崇“真”尚“志”,强调诗与人一。这些诗学观念既是嘉道诗坛对清前中叶诗歌的继承与反思,也是晚清志士之诗的先声。

明万历中后期君臣冲突新探——以驸马冉兴让受辱事件为中心

万历四十年九月,寿宁公主驸马冉兴让先在府中被管家婆梁盈女、宦官彭进朝等人所辱,次日凌晨入朝时又被梁、彭等人于东安门内殴打。一时之间,举朝哗然。朝中大臣纷纷上疏陈情,请求重处有罪之人、维护法制公正。但神宗最后却惩处了驸马及其家人,对涉事内臣及管家婆则几无处罚。公主求情亦不能奏效。看似奇怪的处置背后隐含着万历中后期君臣冲突日趋尖锐的现实。众臣上书虽各有侧重,但都表达了惜名分、重法度的核心诉求。神宗听信宦官一面之词,不为爱女主持公道,既是“皇帝—宦官”模式的惯性操作,也是以私胜公的皇帝与以纲常名教为坚守的士大夫之间的对抗。尽管皇帝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一时之胜,但此后国体陵夷、人情壅塞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咸丰元年至三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失败及其原因

道光三十年,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应对民乱,咸丰帝于咸丰元年至三年,先后派包括李星沅、赛尚阿等七位钦差大臣在内的总兵以上四十余位官员负责督剿,但均以失败收场。本文通过还原该时期双方战事,探索这一时期清政府官员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失利的原因,以期对当时清朝的政治格局和运行状况有一个清晰认知。

乾隆年间陕西粮价波动研究

本文以王业键先生编辑的清代粮价资料库中的粮价数据为基础,具体考察了清乾隆朝年间陕西12府的粮价波动情况。研究表明,乾隆年间,陕西省粮价波动主要受到自然灾害因素的影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刺激了粮价的上涨。战争也是导致陕西粮价在短期内发生剧烈波动的关键性因素,特别是在清王朝统一新疆的过程中,为了就近供应军粮,清王朝多次由陕西采买和调拨粮食,使得陕西的粮价波动明显。同时,通过运用乾隆年间陕西小麦价格变异系数及相关系数的分析方法得出,乾隆年间陕北和关中地区市场整合程度,相对陕南地区来说较高,但从全国范围来看,陕西整体的市场整合程度较低。

《清实录》浙江黄岩镇标左营游击阎福玉史料正误

《清实录》康熙五十二年(1713)正月辛丑条及康熙五十二年五月癸卯条中所载浙江黄岩镇标左营游击阎福玉史料俱存舛讹。其一,阎福玉并非殁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十月十七日山东刘公岛海域附近,而是早在五月二十三日就已身殒浙江燕海坞洋面,至于在山东溟瀛中牺牲的将领,则另有其人,经考证应为登州水师前营游击滕国祥。其二,阎福玉的真实籍贯为山东“青州府”,而非实录所言“登州府人”。

复旧与延新:唐德宗年间的两次罢免财政使职探析

唐代前期的财政系统是尚书省领导下的部寺体制,玄宗之后由于统治形势的变化等问题,财政系统逐渐使职化.德宗年间发生过两次罢使和还职尚书的财政改革,两次罢使都是出于收纳使职权力,加强中央权力和回归旧制的政治考虑,但在复旧心态和政治保守主义等因素影响下改革止步于回归旧制.两次罢使在旧制已废、使职新制优势明显的因素下都以复使告终,此后唐代财政系统继续发展成了三司理财格局.制度变迁是势之必然,制度改革要有高远的政治眼光和敏锐的创新意识.

明代嘉隆时期盐法改革探析——兼论余盐开中与开中折银

明嘉靖、隆庆时期,为控制余盐、供应军需以及保障国家盐业收入的增长,明廷采取了余盐折银、余盐设引及兴复开中法等措施。为应对北方蒙古部的频繁侵扰,明廷还采取余盐开中、设立工本盐等临时举措。嘉隆之际,工本盐制度废止。隆庆时,明廷着力解决因推行工本盐制度而带来的盐引壅滞问题。兴复开中法实行于嘉靖初年,起初明廷只准收实物,后考虑到白银货币化之因素,允许折银与实物共同征收。隆庆后期,全球主要银产地之白银合流进入中国,开中折银逐渐代替实物。因边商利润日益少于内商,开中法又逐渐衰落,内地商人纳余盐银进一步成为了明廷获得盐业收入的重要来源。

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

明万历中后期,以言官为首的官僚集团兴起了一股批判明神宗的风潮。其根本缘由,首先是神宗君德严重缺失,其次在于言官勇于以道事君。在深层次上,这种批判也是该时期政局危殆、皇权变异并衰落以及士风日下、部分言官沽名钓誉等社会变动综合作用的结果。尽管这种批判并未摆脱传统的“尊君—罪君”的政治评判模式,但它是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先导和重要的思想资源。

清雍正朝改土归流的原因、策略与效用

清雍正朝的改土归流是一次重要的社会变革,也是明代以来诸多改土归流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本文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此次改流的原因、实现改流的策略以及改流产生的效用,对以往的一些观点亦提出商榷,同时总结清雍正朝施政的若干特点。

何妥与开皇乐议

隋初开皇乐议历时十三载,最终被何妥"黄钟一宫"调结束。何妥不仅因为懂音乐才得到隋文帝的信任,更因为他懂政治,他用"黄钟一宫"调将政治与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做到乐与政通;他利用音乐移风易俗的社会作用,维护隋朝的政治统治。"黄钟一宫"调在隋开皇期间的运用,加强了皇权,巩固了统治。因此,何妥并非不懂音乐,他是一位深谙音乐与政治之关系的音乐家。

乾隆、嘉庆两朝对白山派和卓后裔招抚政策得失述评

白山派大、小和卓败亡之后,清朝对其后裔采取了严密的清查措施,确定了"罪不及妻孥"的处理原则,实行积极招抚并安置京师的政策,以消除潜在的危险,实现天山以南的长治久安。乾隆朝实行的清查措施与招抚安置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嘉庆初年继续对外逃的大和卓后裔萨木萨克实行积极招抚政策,但在萨木萨克接受招抚携妻、子来投的关键时刻,地方官员未能妥善处理,措施失当,致使其畏惧逸去。嘉庆十九年玉努斯案定案之原因十分复杂。以玉努斯案为转折点,清朝中止了自乾隆二十六年以来对白山派和卓后裔长期持续实行的正确的招抚政策。政策的转变,造成了严重的后患,是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新疆持续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雍正朝黑龙江将军研究

雍正朝的黑龙江将军们与皇帝之间的关系亲疏远近各不相同,亲有亲近的缘由,疏有疏远的成因。一般说来,君臣关系的亲疏取决于臣子的身份和地位。然而,雍正帝与黑龙江将军们的关系状态却主要取决于将军们的名声、品行和才干。雍正帝对臣工的名声、品行格外关注,这与其治国理政务实性有密切的关联。雍正朝五位黑龙江将军因各自能力不同而展示出各异的治理特色。他们虽在地方治理方面或多或少做了一些实事,但是边政管理有余,开发建设不足。

清顺治帝亲政后之“御制”书考释

清顺治十二年到十三年这两年的时间内,顺治帝"御制"了大量书籍。这些书籍字数少,资料范围限定于经史,且多有大臣写后序,并有内府刻本,但实录对这些书籍的记载并不规范。考各种官修书籍对顺治帝"御制"书的记载,发现各书的记载相当混乱,甚至否定这些书籍为顺治帝"御制"。从"御制"书的性质来看,有十分明显的教化性,应该与顺治帝效法明太祖有关,并借此争取人心、鼓励言官进谏。顺治十三年以后,顺治帝的兴趣转向佛教,加之不善创作,不再重视相关书籍的纂修。

嵇曾筠与雍正时期河南河工建设述论

嵇曾筠是雍正时期著名的河臣。他在主理河南河工的七年时间内,着意加修和巩固堤防,同时加强河工修守制度建设,取得了很好的成效。他的这些治河经验在当时得到了广泛的推广和应用。之后的数十年时间内,黄河溃决次数大大减少。他的成绩的取得同皇帝的支持、同僚的配合、财政的充裕等原因是密不可分的。

光绪年间黄河三角洲的河患与移民

光绪年间 ,黄河三角洲河患次数多 ,规模大 ,持续时间长 ,造成的灾祸重。河患下的灾民迁移贯穿光绪年间的始终 ;移民安置区域集中于沿河两岸地势高处及利津东部、广饶东北部黄河新淤滩地 ;移民形式为政府安置与自发迁徙间杂 ;

论乾嘉之际诗人的诗心与诗歌

乾嘉之际是清代历史的 转折期，时世的盛与衰在悄然消长，专制统治的松与紧在 微妙张弛。生活在此特定历史环境中的诗人们感受着、承担着时代、社会沧桑暗换所带给他 们的种种悲欢离合、酸甜苦辣，同时以中国士人经千年积淀而成的执著寻找、确立着自己的 人生位置与价值，在不得不平凡的生活中对抗为外力所强加的平庸，并以此塑造了乾嘉之 际的诗歌面貌。

论宋真宗朝“五鬼”

被称为“五鬼”的王钦若、丁谓、林特、陈彭年、刘承皀，是宋真宗朝政治 舞台上极为活跃并对这一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由于他们的所作所为对 历史产生的巨大的负面作用，使人们忽略了对“五鬼”作更深入、全面甚至是较为客观的研 究。本文从宋代文官政治体制的角度，探讨了“五鬼”在真宗朝得势的原因；并从科举制度 、宋代经济和财政管理以及对宋代文化基础性的建设三个方面，论述了“五鬼”对宋代文官 体制的建立和宋代经济和文化发展所作的贡献，进而阐述了真宗朝在有宋一代历史发展进程 中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张家山汉简中的田制等问题

根据律令分析和文献记载,并参证《算数书》的成书年代,《二年律令》的颁行应始于汉王二年。汉初继承秦代,推行240平方步的大亩,目的是鼓励垦荒,扩大耕地,保证有足够的土地休耕。秦汉亩制有粗略计算的亩制和实际核算亩制,前者主要计算“不可垦田”和“可垦不垦田”的面积,后者主要计算耕地和“垦田”的面积。名田宅的爵位降等继承不等于田宅降等继承,名田宅的面积也不等于耕地和实有房屋的面积。汉初的土地制度实际是一种虚实结合的土地制度。它把赐田和授田合为一体,在整合原有耕地的基础上鼓励社会各界垦荒,制定了从彻侯到平民阶层所占有国家土地资源的配额,并承认和保护其开垦草田所得耕地的所有权,允许继承、转让、买卖和赠送。汉初的土地制度应是土地私有,而不是土地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