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木匠索欠纠纷及其日常生活——以乾嘉刑科题本为基本资料

木匠作为“打工人”,是清代社会重要的群体,木匠手艺也是人们重要的谋生手段。清朝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档案,有关于木匠的纠纷多发生在债务的索欠方面。木匠往往在家工作,为乡民服务。木匠到外地谋生,开张木匠铺,也是流动性较大的职业。木匠既会与房东产生纠纷,也会与雇主和产品的买主发生纠纷。木匠师傅往往带徒或找帮手工作,他们之间也会发生纠纷。木匠与他人的交往中也会产生纠纷。中年木匠未婚者可能收入微薄,经济能力有限。木匠往往兼营农业。

《全清词·嘉道卷》辑补47首

今从总集、别集、诗话、曲本、地方志、书画录等文献中,辑得《全清词·嘉道卷》未收之作品47首,既有《嘉道卷》已收作者的佚作,也有《嘉道卷》未及收录的作者及词作,涉及归懋仪、改琦、黄安涛、马锦、周叙、黄本敏、黄浚、麟桂、吴镐等29位作者。凡新增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清代道光南部档案俗语词例考七则

《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是我国保存最完整、最系统的清代县级地方政权档案,但其内容多为手写,且俗语词数量繁多,给档案的阅读、整理与研究带来了一定的挑战。道光年间出现的“压头钱”“二比”“抱首”“大仑坎”“投契”“达”和“顺山田”七个俗语词,语义难以理解或容易误解。根据材料语境,结合权威辞书、传世文献,得出如下结论:“压头钱”指“押金;定金”;“二比”指“彼此;双方”;“抱首”同“抱告”,指“事主派遣与之关系密切的人为其代理诉讼”;“大仑坎”指“地势凸起且呈梯状的土地”;“投契”指“向官府交纳契税”;“达”同“搭”,指“连带”;“顺山田”指“靠着山坡并与山坡同一方向的农田”。

《全清词·嘉道卷》辑补43首

文章从总集、别集、诗话、地方志、剧本、书画录等文献中,辑得《全清词·嘉道卷》未收之作品43首,涉及黄承增、孙尔准、周介福、陈怀彦、段驯、鲍樾、来其鉴、孙赓南等27位词人。凡《嘉道卷》未及收录的作者,略考其姓氏、字号、里籍、科第、仕历、著述及其他事迹。

清代司法实践中“因案修例”的历史考察与分析——以道光朝“奇里绷阿案”为例

围绕道光四年(1824)的“奇里绷阿案”,刑部在道光四年和道光十四年先后两次对《大清律例》中“刑律·斗殴·殴期亲尊长”门内的特定条例进行了修纂,两次修例都在朝堂上下引发关注与磋议。“奇里绷阿案”因案修例的过程反映了传统法律的服制原则及儒学唯尊的社会背景,亦体现了清代法律体系的自我调节衡平,可供当代法治镜鉴。

嘉道时期的诗学思潮转向

清朝嘉道之际的社会处在所谓盛世滑向衰世的过渡阶段,学风、士风的变化深刻影响了诗学思潮与诗歌创作。细致入微的学术训练、程朱理学下的世界观、身份认同下社会参与意识的高涨,使理性主义的思想笼罩在嘉道诗坛上空,诗歌的价值取向也回归正统。在继续强调诗歌独创性和个性化的前提下,诗歌的政治与社会功能得到体认,个人化与纪实性成为该阶段的诗歌特征。诗学思潮则趋向敛华就实,情志并重。诗论家集中总结了清中叶以后的诗学经验,丰富了“学人之诗”的理论内涵。“以人论诗”将诗人的品行节操作为评判标准,崇“真”尚“志”,强调诗与人一。这些诗学观念既是嘉道诗坛对清前中叶诗歌的继承与反思,也是晚清志士之诗的先声。

互动与博弈:嘉道时期清朝与越南藩属关系探析

嘉道时期中越藩属关系延续了藩属体系中“字小事大”“厚往薄来”“德化四夷”等基本内涵,但由于清朝治边政策逐渐收缩,藩属体系中“不治夷狄”的基本内涵更加凸显,所以清朝对越南问题主要采取不予干涉的态度。这一时期,阮朝虽然奉清朝为“上国”,并与清朝在经贸往来、平定匪患等问题上积极合作,但由于阮朝国家意识和主权意识的强化,有意摆脱藩属体系的影响,甚至觊觎清朝领土,藩属体系下“以越南守西南”的效用并未发挥出来。同时,面对世界大变局,清朝与越南仍恪守保守心态,双方未能形成联合抗击外敌的政策,这也为咸同以后法国入侵越南并导致中越藩属关系解体埋下了伏笔。

曾燠及“题襟馆”诗人与嘉道之际的地域诗风

曾燠是清中期江西籍重要的官员型诗人、文学编选家,他在担任两淮盐运使期间于扬州开设“题襟馆”,提倡风雅,对清代中后期东南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曾燠及“题襟馆”诗人的诗歌以六朝三唐为主,并适度取法江西诗派,呈现出熔铸唐宋的面貌。这种取法六朝三唐及江西诗学传统的宗尚是曾燠试图融合江左、江右地域诗风的有益尝试。曾燠及“题襟馆”诗人取法六朝诗风,受扬州等地诗学传统的影响较大,有助于改变嘉道诗坛片面宗宋流于粗豪、俗滑的不足。对于诗坛更好地接受唐宋诗传统,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也有助益。

西学的移用与致用:从道光六年彗星见事件看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态度

清道光六年(1826)春有彗星出现,两广总督阮元幕僚李明彻据此认为将出现旱灾,改变了阮元先前认为将会有战争的判断,并影响其决策。阮元原来的判断基于中国传统星占理论,李明彻的判断则是对西方自然哲学中四行说理论的实际运用。李明彻关于彗星的西学知识源于清初游艺的《天经或问前集》,又把相关内容辑录到其《圆天图说续编》之中,但在一些注解中加入了"五行"字样,是对四行说的移用,并淡化了原著带有的基督神学色彩。把整个事件与其他文献相互印证,显示出乾嘉学者对四行说的普遍态度:总体上排斥耶稣会士输入的、基督神学化的四行说,但接受四行说揭示事物关系的"实理"及其具体的操作运用。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拓新·杂糅·渗透——关于嘉、道时期章回小说类型问题的思考

清代嘉庆、道光时期不少章回小说都存在着或归类混杂或难以用传统小说类型来框定的现象,究其原因,既是由此期小说题材内容的拓新、不同小说类型的杂糅引起的,也是由章回小说与其它文体的沟通、渗透而导致的必然结果。从中也可看出此期作家力图突破既定审美规范和企望改良传统章回模式的革新精神。这也决定了此期的小说类型在小说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与贡献。

乾隆、嘉庆两朝对白山派和卓后裔招抚政策得失述评

白山派大、小和卓败亡之后,清朝对其后裔采取了严密的清查措施,确定了"罪不及妻孥"的处理原则,实行积极招抚并安置京师的政策,以消除潜在的危险,实现天山以南的长治久安。乾隆朝实行的清查措施与招抚安置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效果。嘉庆初年继续对外逃的大和卓后裔萨木萨克实行积极招抚政策,但在萨木萨克接受招抚携妻、子来投的关键时刻,地方官员未能妥善处理,措施失当,致使其畏惧逸去。嘉庆十九年玉努斯案定案之原因十分复杂。以玉努斯案为转折点,清朝中止了自乾隆二十六年以来对白山派和卓后裔长期持续实行的正确的招抚政策。政策的转变,造成了严重的后患,是道光、咸丰、同治年间新疆持续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包世臣与嘉道年间的学风转变

包世臣是嘉道年间学风转变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他的经世思想形成早。早在1800年前后包世臣的经世思想即已形成并趋于成熟,其标志是1801年他《说储》上下二篇的成书。这至少要早于龚自珍和魏源的经世思想的形成20年左右。第二,是他的经世思想具有代表性。就包世臣的经世思想来看,具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批判旧学,摆脱汉学、宋学的束缚;二是强调学以致用,重视社会实践。这两个特征也正是嘉道时期学风转变的显著标志。第三,是他的经世思想影响较大。包世臣的经世思想主要通过三条途径发生影响:一是入幕;二是交友;三是著述。包世臣对于嘉道时期学风的转变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所谓“承上”,是继承了“清初诸老”的“实用之学”。所谓“启下”,是开启了嘉道时期的“经世之学”。

论清嘉庆道光时期的制度性腐败

清嘉庆道光时期官场全面腐败,从根本上讲,是君主专制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封建文化结下的恶果,是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官场缺乏选贤任能、优胜劣汰的制度保障的结果,根本原因是制度问题,可以说是一种制度性腐败。

瘟疫与谣言——以嘉道大疫为中心的探讨

清嘉道之际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疫情来得突然,传播迅猛,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对普通百姓和社会上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疫流行期间出现了瓜果有毒、鬼神司疫等数量众多的谣言,事实上,这些谣言是社会群体心理的一种反映,特别是民众对威胁的抵御性反应和缓解心理压力的需要。

清嘉道时期的人才危机

清代嘉庆、道光时期,官场人才总的情况是真才失意,庸才、奴才得志,出现人才危机。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封建专制主义的严酷压迫和为专制主义服务的传统道德、纲常名教的严重桎梏,即专制的外压和道德的内伤,是两个导致人才危机的重要因素。

清嘉道时期的吏治危机

清嘉道时期的吏治出现了全面危机。以欺蒙、庇护、拖沓、推诿和旷职为主要内容的官场病态,形成对皇权的消极对抗;官场唯利是图,道德衰微;司法腐败;官场人才衰落,奴才庸才当道。清政府失去了对国家的有效控制而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嘉道时期的吏治危机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以及为其服务的封建道德礼教共同结下的恶果。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可以坚定中国必须走理性的民主法治之路的信念。

乾嘉学术视野下的以诗论骈文——陈文述《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诗考论

陈文述的《灯下与稚回论骈体文》是目前所发现的唯一的一首以诗论骈体文的长诗,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这首诗不但对中国古代骈文史进行了独特的思考,而且从辨体、炼格、选材、措辞、师古与知识储备等多个维度讨论了骈文创作的诸多重要问题,倡导骈文作家学者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骈文的理论资源,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陈文述对古代骈文史与骈文创作诸多问题的深入讨论,不仅体现了乾嘉考据学极盛时期对骈文史与骈文创作的理论思考,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关于中国古代骈文的别样的历史景观。

清嘉道年间河南黄河水患的社会成因

清嘉道年间,河南黄河淤积非常严重,决溢漫流频繁发生。究其原因,既有自然条件的影响,又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而后者对河南黄河水患的频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主导性作用。考察这一时期河南黄河水患的社会成因,为我们拓展黄河史及嘉道社会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视角。

由“言今”到“证古”——从徐松看道光朝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侧面

渊源于新疆方志修撰的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在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即表现出面向现实的特点。其中,龚自珍、魏源等人关注清政府西北统治政策的得当与否,而徐松等人则重在讲求西北山川形势的真实客观。道光中期以后,随着徐松等人在这一研究中的持续努力,西北史地研究转向对蒙元史及传统史志的研究,表现出由“言今”向“证古”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