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GE模型的科技信贷激励政策研究

通过构建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厂商异质性的NK-DSGE(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科技信贷激励政策的传导机制与政策效果,研究发现政策效果从大到小依次是常规货币政策、政府部门贴息、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中央银行定向降准、中央银行再贷款抵押率,与我国科技信贷激励政策的实践效果相吻合。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贴息、再贷款利率的外生冲击波动幅度对政策效果影响弹性更大。建议地方政府应和银行加强联动,完善科技信贷风险补偿机制、贷款担保体系;另外,中国人民人行应加强常规货币政策实施精准性,并探索更加灵活的结构型货币政策机制。

数字经济发展协同推进增长降碳的动态效应研究

构建居民、厂商(包含数字经济厂商)、政府3部门DSGE模型,重点研究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等随机冲击协同推进增长降碳的动态效应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3类数字经济随机技术冲击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并减缓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数字经济投资冲击能够显著减缓碳排放总量和碳排放强度,对数字经济产出和经济增长也有正向促进作用;数字经济对新型基础设施投资推动效应越强,所引致的环境经济效果越佳;数字经济结构调整能够显著推进数字经济产出和碳减排。整体来看,数字经济随机技术冲击、数字经济投资冲击、数字经济结构调整等不同政策呈现出增长降碳协同效应。

环保政策、技术创新与碳排放强度动态效应--基于三部门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文章将技术创新、碳税税率等因素纳入包括居民、企业和政府三个部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研究了环保政策、技术创新对碳排放影响问题。模拟分析表明:技术进步、研发投入、专有技术设备投资、环境治理投资可以有效地降低碳排放强度,总体上可以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目标。碳税税率冲击对总产出的负向影响特别明显,环境治理投资冲击的后期正向效应比较明显,政府治污支出冲击的当期效果比较明显。同时发现,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将会挤出研发投资,政府治污支出将会挤出居民消费。总体来看,专有技术设备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贡献最小,环境治理投资冲击对碳排放、碳排放强度波动影响比较大。根据结论提出了完善企业碳排放内部治理及外部监督机制、成立协调管理机构、逐步建立碳税试点机制、进一步落实国家各项政策完善创新政策体系等政策建议。

“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在新凯恩斯的分析框架下,根据中国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构建了包括家庭、中间品厂商、最终品厂商、中央银行以及财政部门在内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评估了"营改增"的减税效应。对"营改增"减税效应的评估从两个维度进行:首先,把流转税领域税负减轻作为一个外生冲击,分析了社会总产出、消费水平、政府支出、劳动水平、工资水平、投资和资本存量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趋势;其次,构建了"营改增"前后两个不同的政策环境,并模拟了投资下降的经济下行冲击,对比分析了减税前后总产出对外生冲击的反应程度。研究发现:"营改增"虽然降低了政府部门的税收收入,但其减税效应能促进产出和消费的增加,激发整个经济的增长潜力;目前的改革力度在应对经济下行压力时尚没有发挥出预期的效果。

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工资波动研究——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关注我国制造业劳动力工资波动这一热点问题,构建一个封闭经济的一般动态均衡模型,重点分析总需求冲击和技术冲击对工资的动态效应。同时比较在不同的垄断程度下,我国制造业部门工资水平的脉冲反应。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一是总需求冲击使工资水平与可选择的工资水平出现了相反的变化趋势,对工资水平的效用为负,对可选择的工资的效用为正;二是生产率的提高使工资水平和可选择工资水平都出现了正向的波动;三是随着可选择工资的工人所占比例的上升,即工资粘性程度的下降,各种经济变量的变化幅度都有所降低;四是所有的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都是短期的,不具有长期效果。

财政政策、新基建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章通过构建包含家庭、“新基建”生产部门、一般生产部门和政府四个主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探究政府“新基建”投资、财政减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一单位标准差“新基建”生产部门全要素生产率冲击,政府“新基建”投资冲击的激励效果较小,在1年左右到达顶峰,调整周期约为10年。在公众预期下实行的三种“新基建”政策中,计划二,即前期以政府投资为主带动“新基建”生产部门发展,后期降低政府投资比例,以社会资本为主,“新基建”和一般生产部门产出增加,提高了社会投资和消费,调整周期大约为7年,实现相对稳定增长。此外,减税政策仅在短期内带动了经济发展,长期则不利于居民消费和投资。因此,在“新基建”计划早期政府资本应积极参与,后期需根据“新基建”生产部门发展阶段适当调整投资比例,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逐步转化为以社会资本为主。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研究——基于封闭和开放经济下的模拟比较

为研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及效果,本文在新开放宏观经济学框架下,构建了包含家庭、垄断竞争产商、政府部门以及市场出清条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比较和分析了在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两种情形下货币融资型和债务融资型财政刺激效果。研究结果显示,在正常时期,货币融资型财政刺激对产出增加是有效的,而在零利率下限的流动性陷阱时期,货币融资型财政刺激对产出增加无效;在正常时期,开放经济下债务融资型对财政刺激更为有效,而在零利率下限的流动性时期,债务融资型财政刺激效果较差。

“泰勒规则”在中国的适用性研究

本文在包括产品、劳动和债券三个均衡市场的粘性信息一般均衡框架下研究中国经济。通过引入厂商、劳动者和消费者三种信息更新概率,并假设货币当局以利率规则作为操作工具,经过校准处理,并在DSGE模型下分析了各种冲击下的脉冲相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研究得出:(1)生产率变化最为敏感;(2)货币政策松紧随着不同的冲击呈现不同状态;(3)劳动供给和产出(缺口)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影响是相似的,但是幅度大小不同;(4)产品价格和工资在各种因素冲击下影响不大;(5)各变量的波动主要来自总生产率冲击。

差别化信贷政策的房价“稳定器”效果研究

在Iacoviello(2005)模型基础上,文章根据不同的住房需求,将借贷家庭进一步划分为刚需型家庭与投机型家庭,构建了包含异质性借贷家庭与信贷摩擦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以此探讨差别化信贷政策对房价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①从长期均衡看,投机购房首付比例的提高可以显著拉低房价并且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很小;刚需购房首付比例的降低有利于长期经济向好,但同时也要注意提防首付比例过低引致的系统性风险。②从短期波动看,"抑制投机需求的同时支持自住需求"的差别化信贷政策能有效地抑制房价波动与住房投机需求的波动。③在调控政策方面,加息政策对投机型家庭消费和购房需求的抑制时期要长于刚需型家庭;限贷等打压房价的调控政策,会使产出、资本在短期内下降,但通过改善信贷结构会使产出在长期实现增长。因此,文章建议实施差别化信贷政策时要与其他政策有效搭配,统筹兼顾长、短期效应,以谋求房地产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政府职业培训补贴对失业者再就业的影响研究

再就业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之一,政府职业培训补贴可以通过提高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失业者再就业。将失业者群体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讨政府职业培训补贴的再就业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职业培训补贴不但对失业者再就业产生直接促进作用,而且还通过人力资本渠道正向影响失业者再就业;政府职业培训补贴与人力资本存在负向调节作用,随着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政府职业培训补贴对失业者再就业的影响程度下降;政府职业培训补贴对再就业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相对于中西部地区,其对东部地区的作用更明显。

云计算技术扩散与经济增长—基于DSGE的模型分析

云计算的出现极大颠覆了现有信息技术使用模式,其显著的成本节约效应将会大幅度降低企业的信息化门槛,从而推动工业化与信息化的深度融合,进而产生积极的宏观经济效应。然而,理论上至今还没有在这方面展开深入研究。因此,本文针对云计算能将企业信息化固定成本转换为可变成本的特征,采用基于内生市场结构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来研究云计算在中小企业中推广应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以2014年数据为基准,云计算技术扩散保守估计未来五年将会促进我国GDP增长0.42~0.79%,就业增长0.06%~0.13%,新创造规模以上中小企业数目增长1.44%~2.82%,而且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要高于发达地区。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对云计算技术发展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财政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动态影响——基于DSGE的实证分析

将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财政支出和消费性财政支出,分别纳入生产函数和居民消费函数,然后分别建立不考虑消费习惯和考虑消费习惯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模型求解结果表明,财政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总效应取决于两类财政支出冲击作用的相对大小.若生产性财政支出冲击的强度大于消费性财政支出,则财政支出挤入居民消费,反之,则挤出居民消费;特别地,考虑消费习惯时,居民消费、产出、就业和投资四个经济变量对两类财政支出冲击的响应成驼峰状,更加符合经验事实.最后,提出后金融危机时代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的政策建议.

新疆经济周期波动冲击根源识别——基于DSGE模型

本文运用DSGE模型分析区域经济周期波动的冲击识别问题。以新疆为例,发现:货币政策冲击、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对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贡献依次递减,三者分别解释新疆经济周期波动的66.01%、20.49%、12.85%。由于货币政策通常作为政府调控总需求的重要手段,因而新疆经济周期波动有86.5%来自于需求侧的冲击,12.85%的波动来自于供给则冲击。

中国货币政策调整应该考虑股票市场吗?——基于DSGE模型的模拟分析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使金融结构和货币政策的实施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方面,股票市场对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正在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资本市场正在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股票市场是否能够改善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即货币政策规则中纳入股票市场变量的必要性,成为当前经济领域学者研究的重要问题。本文基于新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通过梳理家庭、厂商、银行、中央银行几个微观主体的最优化行为理论,构建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对中国经济总体状况进行模拟。对比考虑股票市场拓展泰勒规则前后的两个DSGE模型,从稳态参数估计和脉冲响应分析两个角度探讨引入股票市场变量前后中国货币政策实施效果的差异。结果表明:考虑股票市场的货币政策规则不仅能够更好刻画中国经济稳态的实际情况,还能够降低冲击对经济变量的影响,起到减少社会福利损失的效果。最后,为现阶段中国的货币政策制订和调整提供相关建议。

环保技术、节能减排政策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动态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基于三部门DSGE模型的数值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节能减排因素的三部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研究环保技术、节能减排补贴、政府治污支出及厂商节能减排努力程度等措施对宏观经济的动态影响,尤其是对实际碳排放量、节能减排量和生态环境质量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各项措施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环保技术能够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有效降低实际碳排放量和节能减排量,提高生态环境质量;(2)节能减排补贴仅在短期内对实际碳排放量与节能减排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长期影响相对较小,且对环境质量的影响也非常有限,同时表现出一定的延迟性;(3)政府治污支出的短期效应不显著,从长期看能够有效降低实际碳排放量,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但对宏观经济会产生负效应;(4)厂商减排努力程度的上升能够快速提升节能减排量,并有效降低实际碳排放规模,使得环境质量有效改善。总体上,环保技术与减排努力程度是影响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提升厂商的环保技术水平与节能减排意识是有效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重中之重。

经济转型升级与中央银行的多种政策工具研究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两类厂商的DSGE模型,并在中央银行部门引入传统货币政策、宏观审慎政策以及三种包含状态转变的结构性货币政策,分析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各种政策工具单独使用或协调搭配的效果。研究发现,在仅使用一种政策的情况下,与不含状态转变的政策相比,包含状态转变的政策能更快地熨平经济波动;在五种政策工具中,再贷款利率政策最有助于经济稳定,而定向降准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则可以较好地兼顾经济稳定和产业升级两个目标。在使用多种政策的情况下,包含状态转变的政策通过适当组合,可以改善单一政策造成的短期经济波动,从而更好地兼顾多重目标的平衡和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新冠疫情的经济影响与绿色经济复苏政策评估

我国正面临着由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下行和低碳转型的双重压力.短期经济复苏和长期绿色发展之间的权衡取舍使得刺激政策需要在多目标下设计.本文构建了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分析了新冠疫情从发生到造成经济影响再到政府干预的过程.结果显示:1)三种经济刺激政策的短期经济复苏效果均十分显著.在绿色经济刺激政策下,2020年第二、三、四季度GDP增长3.3%、5.3%和6%.2)绿色经济刺激政策减少了经济波动,起到了自动稳定器效果,利于经济平稳的复苏.3)从长期来看,绿色经济刺激政策有利于未来经济的绿色转型,避免高碳锁定效应,是实现2060年碳中和目标的优选路径.我们估算出当前每增加1元的绿色投资可以减少未来1.5~2.6元的减排成本.

基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中国金融发展程度测度

本文通过构建带合约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模拟和分析主要发达国家和金砖五国的金融发展程度,考察中国金融发展水平及其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主要发达国家拥有较好的金融环境,而金砖五国表现出过短的金融传导链条和较低的金融发展程度;中国的金融发展程度并非绝对低水平,且表现出强劲的金融发展潜力;中国需要改善信贷约束、正确权衡监管和成本之间的关系,通过延长实体经济企业与金融部门的资金链条,实现金融体系契合实体经济的发展。

Property Protection, Financial Constraints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system, law framework or economic growth has attracted considerable attention for year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questions still remaining unanswered: between tangible assets protec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which is more important? Between external financing and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which does play a greater role fo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 model with non-free market factors, we study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perty protection and external financing, and try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e model fits the data well, and we find:(1)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lays a more important role than that of tangible asset, in the promotion of economy;(2) relaxation of financial constraints on corporate is more effective in the short run, while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 more effectual in the long ter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