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伶的三重形象刍议

刘伶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呈现出“酒客”“草民”“失意士人”三种不同形象。早期的刘伶反叛名教,借酒追寻精神自由,凭借“酒德精神”显名,形成“酒客”形象并被后世广为传颂;魏晋之交,刘伶声名骤减,逐渐暴露出其草民的本质身份;入晋后,刘伶有两段入仕经历,但碍于外部因素都未取得太大建树,宏伟的志愿终未能实现。通过对刘伶的相关史料梳理,可以勾勒出刘伶三种形象的构建过程,以及形象背后刘伶的现实处境与心理诉求。

汉魏晋易代之际文学思想交融与理论突破

按照文质相复的历史循环理论来衡量,魏晋是一个主文的时代。刘勰将“质文代变”转换成文学理论命题。从文学发展史上来看,魏晋是一个灿烂的文学时代,而这个时代得到了史学观念与文学理论的双重支持。西汉末叶扬雄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的儒家文学观念,于汉末魏初“唯才是举”大时代背景下有了“诗赋欲丽”的隔空响应与理论续写。过度重视生活奢靡享受,追求生活的无上质量,钟情心神的快乐精彩,甚至对于美好的容颜、外在的神采风姿也是趋之若鹜,在文学上必然更加重视与追求绮丽的文采,从而形成靡丽的形式主义文风。在“灵均余影”与“瞻望魏采”双重因素影响下,“诗缘情而绮靡”的文学批评理论应运而生。虽然魏晋文学自觉说已经被证伪,但文学脱离了儒家教化的羁绊,在魏晋得以实现回归文学本位,追求文学个性以及华美辞采、任情任性,这是文学创作与文学理论的巨大进步。一个区别于汉风唐韵的华丽的文学时代令后世瞻望。

魏晋嬗代史事探微

魏晋嬗代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讨论颇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魏晋嬗代过程中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的考订,分析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原因和依靠的主要力量。对司马师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和功业进行了考证和阐释,并对齐王攸地位的形成过程提出了新的解释。

魏晋禅代异同论

曹魏代汉和晋代魏都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大的政治事件,影响深远。曹氏代汉和司马氏代魏都经历了长时间的霸府统治阶段,以武力为后盾,在禅让的名义下实现了皇权更替。两者的禅代也存在着差异,主要体现在依靠的力量、所面临的政治环境、禅代的方式三个方面的差异。

论魏晋禅代

在司马氏"作家门"和实现禅代的过程中,如下三个环节显得特别重要:一是掌握军队,特别是严密地控制京师中央军,运用军事的和暴力的手段严厉地打击政敌。二是充分发挥家族的影响力,利用政治权势和各种关系,蓄意培植亲信,组合势力集团。三是在祭祀典礼和制度变革等方面大做文章,借以提升司马氏的位望,深化其执政地位,进而缔造新皇权。

魏晋禅代与司马氏霸府

司马懿凭借自身的政治才能、家族的力量以及朝廷大臣的支持,通过高平陵政变,建立起霸府,控制曹魏政权;经过司马师、司马昭的发展,终于由司马炎以晋代魏。司马氏霸府的规模经历了一个不断壮大的过程。司马氏霸府依靠架空朝廷、曹魏朝廷官僚霸府化、军政一体化等措施来发挥权力中心的功能。

华丽血时代之内圣外王何以可能——从《与山巨源绝交书》说起

生活于魏晋时期的山涛与嵇康曾同做竹林游,为金兰之交,然后来,二人在政途分道扬镳,一人为司马氏所杀,一人为司马氏重用,《与山巨源绝交书》看起来似乎是二人友情的终结标志,也似乎是二人人生抉择高下不同的一个标志,然笔者认为,嵇康《绝交书》之本意非为与山涛绝交,二人也并未真正绝交。二人的人生选择虽然不同,但在恪守道统上,却是殊途同归,但二人在实现儒家内圣外王之理想上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嵇康只有内圣,未成外王,而山涛则是在那样一个华丽血时代不可多得的一个儒家内圣外王的成功典范。

魏晋嬗代原因再探

曹氏三祖时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策,思想界儒学回归的趋势,以及以极端理想主义的道德对抗权力的倾向,都促使正在形成的门阀士族中的士大夫群体向司马氏集团靠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魏晋嬗代过程中的选择。

魏晋禅代与祭礼变革

祭礼是古代人们向神灵致敬和献礼的仪式,作为一种政治典礼,它表达天命信仰、华夏正统、纲常道德等政治信念。司马氏在禅魏建晋的过程中,与曹氏不仅有政治、军事上的斗争,而且祭典礼制也在随着政治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也反映了政治的某些变化。文章从祭典礼制的角度分三个时期(司马懿时期、司马师司马昭时期、司马炎时期)考察了其在魏晋禅代中的变化与作用。

浅析魏晋王朝禅让的不同

魏晋时期皇权的衰弱是霸府与霸府政治频繁出现的重要原因。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格局,为权臣控制军国大政提供了契机,有利于权臣确立霸府统治,从而为能够顺利地实现王朝禅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曹氏与司马氏霸府的确立为基点,从不同的几个方面对魏晋王朝的禅让进行讨论。

《北朝科技史》书评

《北朝科技史》是一部断代史和区域史著作,论述北朝科学技术的发展、杰出人物和突出成就,直观明了地呈现北朝时期科技发展的整体面貌和清晰脉络,丰富了中国科学技术通史中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究北朝与南朝科技发展的区域、分科的不平衡性,并为深入分析科学技术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等历史条件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具有基础性、体系性的优势,能够为科技教育、科普提供直接的素材和案例,为北朝史研究、中国科技通史等研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