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职业教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价值向度

新时代背景下,职业教育的战略功能就是其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上各自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服务国家战略是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服务国家现代化发展、实现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深化职业教育实践性发展是职业教育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三个基本价值向度。要着重把握新时代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的功能表现形态,并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产业对接与技术创新、职教文化传承等关键领域主动融入国家战略并准确把握自身定位,有效提升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能力和质量。

以新促质: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的有效培育

新质生产力是以颠覆性和关键性技术创新为主要驱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适应新技术、新经济、新价值和新业态的新型生产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和主要阵地,新兴产业通过要素的协同集聚,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和人才链的融合发展,塑造“以新促质”的新动能。

乡村振兴战略再思考:逻辑主线、规律趋势和推进方略

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实施已经5年多,亟待从政策逻辑、任务逻辑和理论逻辑对乡村振兴实践进行再审视和再梳理,立足规律和趋势对乡村发展历程进行再探究和再研判,以期对未来乡村振兴方略进行再思考和再谋划。研究认为:①政策逻辑层面,乡村振兴顶层设计已经完善,其系统架构、政策主线和关键问题日渐清晰。任务逻辑层面,乡村振兴重点工作围绕“二十字”方针和五大振兴领域全面铺开,政策精度和实践准度亟待提高。理论逻辑层面,乡村振兴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探索,对未来发展具有指导性、学理化的阐释和架构还有待进一步突破。②规律趋势方面,在农业产业份额和就业份额逐年降低的背景下,乡村产业发展出现“超预期裂变”趋势,主要体现为产业容量逐年扩张、产业效率快速提升以及产业形态加快重塑。随着城乡互动发展迈入新阶段、乡村内部演化出现新特征、乡村治理建设涌现新动能,乡村空间经济社会呈现“分类转型发展”的趋势,其功能形态、特征表现与路径模式逐渐特色化、多元化。城乡生产要素流动已突破空间约束,由单向互斥性流动过渡为双向协同耦合性流动,呈现“双向跨界窗口”趋势。2020—2035年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窗口期。③结合乡村发展的规律和趋势,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围绕极端问题构建战略底线保障体系;坚持融合思维,培育城乡融合区域协同发展新活力;坚持转型思维,探索未来乡村建设实践进路;坚持窗口思维,抢抓数字化、生态化发展机遇;坚持改革思维,激活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四链”深度融合下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提升产业创新能力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迈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本文通过系统分析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及内涵特征,研判全球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格局变化及趋势,分析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挑战,提出“创新驱动、企业主体、开放融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思路和“体系融合、协同发展,自主可控、开放创新,企业主体、市场机制,前瞻布局、高端引领”的发展原则,研究提出各领域重点发展方向及“系统性提升、融合式创新、市场化推动、引领性发展”的发展策略,以期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年回顾及展望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实施近十年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取得明显成效,北京城市副中心和雄安新区“两翼”建设稳步推进,三地交通一体化、生态联防联控、产业转型升级三大领域取得率先突破,区域内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稳步实施。但仍面临经济份额下降、创新驱动经济增长能力不强、人口和经济过密与过疏现象并存等问题。展望未来,应从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打造“一核两翼”空间新格局、优化区域现代产业分工体系与区域创新格局、创新跨区域协同治理体制机制等方面,全面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向更高水平、更优效益和更高质量,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

新质生产力是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绿色低碳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与数智化机器设备、数智化劳动者、数字基础设施、海量数据、算力、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要素紧密结合的生产力新形态。从新质战斗力到新质生产力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新飞跃。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促进科技水平实现质的飞跃,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需要从以下方面发力: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科技创新体制和制度环境;优化升级传统基础设施,完善新型基础设施,筑牢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保障;以新型举国体制实施重大科技项目攻关,强化新质生产力的科技支撑;培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构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数据要素产权制度体系;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数字赋能新质生产力水平;加大新质生产力所需人才的培养力度,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人力资源的强力支撑;强化金融“供血”功能,全面优化保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供给;加速构筑算力竞争优势,夯实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算力基础;以绿色科技推动绿色经济发展,增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

新能源崛起对中国新能源产业战略的影响

全球新能源加速发展的时代已经来到,传统能源消费的绝对量、占比和成本将开始下降,围绕能源而开展的竞争将逐步转移到新能源领域。新能源的崛起将导致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内部出现利益分化和政治关系重组。中国要利用在新能源设备制造业领域的绝对优势,选择适合的产业战略,促进新能源产业发展,积极推动全球碳减排,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现能源自给和能源清洁化,并降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成本。

国有企业的低碳双元战略发展路径——基于上海申通地铁集团的案例研究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国有企业始终肩负着发展经济和服务社会的双重使命。根据企业所处的行业特点与所承担的业务特征,国有企业很可能面临高耗能的挑战。选取上海申通地铁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典型案例,基于双元理论探究国有企业低碳双元战略的动态发展路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低碳发展首先是将低碳理念融入其“经济—社会”双元目标,形成具有经济属性的成本性和效益性低碳导向,以及具有社会属性的政策性和公益性低碳导向。基于此,国有企业开发低碳双元战略实践,包括具有经济属性的低碳成本管理和低碳业务投资,以及具有社会属性的低碳政策落实和产业低碳引领。此外,知识和资源开发促进了低碳双元战略实践的相互转化,实现了低碳双元战略的协调统一。研究结论既为国有企业低碳发展中的协同辩证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解,又拓展了双元理论在企业低碳管理领域的应用。

三重战略逻辑视域下的德国国家安全战略

德国出台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大战略、机会主义、风险管理三种制定战略的政治逻辑为视角,系统检视德国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可以发现,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目前仍属于一种较为模糊的原则性规划,其详细行动计划还有待观察。同时,从长期的历史角度看,德国国家安全战略还存在有限的机会主义特征。此外,德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以防范风险为主,重点是对军事、经济和制度的风险管理。在这种混合性质的国家安全战略引导下,未来德国外交中克制文化的约束力将进一步弱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会进一步巩固,欧洲战略自主也将在北约框架下艰难推进,但德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将受到其失稳的内政和美国大战略变动等因素的多重影响。

美国军事战略的人工智能化趋势及其影响

近年来,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影响下,美国对其军事战略进行了人工智能化调整,试图沿袭技术制胜的军事思想传统,围绕在大国战略竞争中取胜这一目标,以新兴技术推进军事能力建设,打造一体化协同作战部队和军事情报系统,塑造针对特定目标进行精准打击的能力。为此,美国发布了一系列战略文件和具体方案推动人工智能的军事化应用。美国国防部建立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组织架构和管理系统,重点发展人工智能人才队伍,加大新技术研发的军费投入,推动军民产业和技术融合,加强与盟友的技术合作。美国军事战略的人工智能化调整会刺激其他国家进行相应变革,进而加剧以人工智能竞争为焦点的大国战略竞争。人工智能技术难以溯源和易于扩散的特点将削弱核威慑的效用,其广泛军事化应用将催生新的战争形态。基于此,中国应密切关注新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和美国军事战略变化的动向,做好应对准备。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语境分析与战略推进

新形势下,加快建设教育强国,要明确当前教育发展的战略语境,找准教育发展的现实起点,回应教育发展的主要矛盾,在战略上主动、在效果上现实地服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指向。要从多端多维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建设教育事业强国、教育服务强国、教育投入强国、教育治理强国、教育学术强国、教育生态强国。要明确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推进逻辑,坚持建设教育强国“双优先”的战略定位,同步提高教育投入水平与办学效率,高度重视教育的溢出效应与办学主体的激励相容,科学布局各级教育发展主导任务的价值位序,充分释放人人成才教育与英才教育的发展红利。

差异性战略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 ——来自精准扶贫的启示

基于2016—2019年A股上市公司精准扶贫项目支出数据,采用Heckman二阶段模型实证考察了差异性战略企业社会责任对财务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企业能力与企业所有权属性的差异性影响,结果显示:第一,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差异性战略可以促进企业财务绩效的提升;第二,企业能力越强,越能够在差异性战略企业社会责任活动中同时促进社会绩效和财务绩效的提升;第三,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民营企业更善于发挥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作为一种差异性战略,使企业获得差异性竞争优势,进而促进财务绩效提升。企业结合不同的战略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国家安全战略视域下的美国对华制度制衡及影响

形成于21世纪初的制度制衡理论,实际上已成为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的主导理论之一。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角度,可以发现自2001年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制约中国的因素不断上升,其对华实施的制度制衡方略经历了从包容性向排他性的转变。小布什政府采用试图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方略,奥巴马政府则采用两面下注的混合型对华包容性制度制衡方略。特朗普政府主要利用美国国内法律和制度对华进行排他性制度制衡,而拜登政府采用“小圈子”对华进行排他性制度制衡。拜登政府在高科技领域对华实行制度制衡,企图在某种程度上迟滞中国高科技发展,客观上却促使中国自立自强形成尽可能完整的高科技生产链,对美国自身高科技产业和国内经济也产生“反噬”效应,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全球化大趋势。

产业数字化发展路径:互补性、动态性与战略性

数据正成长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其无限供给的特征可以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充分的要素支持。企业对数据、数字技术等相关要素的投资推动了产业数字化的发展壮大,产业数字化的根本动力就在于要素互补,多样化的要素互补方式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多可能性。数据作为核心要素驱动了二元经济结构的重构,也就是资本部门和劳动部门的再配置,产业组织以及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动态变化。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融通,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数据先行者将率先建立竞争优势。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产业链与价值链被重构,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把握住这次战略机遇,将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

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目标与角色——国家重大战略背景下的海南发展

适应大势、抓住机遇,向东盟单边开放,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的重大突破,是我国扩大开放的战略选择、务实选择。在这个特定背景下,海南自由贸易港需要服务我国改革开放全局,在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构建、与粤港澳大湾区联动发展、巩固提升香港地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等重大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战略思维

习近平文化思想对新时代中国文化建设整体格局的谋划和对人类文明发展规律及其未来方向的判断,深刻体现了全局视野和长远眼光的战略思维。基于对“两个大局”双重现实语境及其互动关系的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新时代文化建设需要以呈现文化主体性为实践指向,通过探索和建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实现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的文明叙事,丰富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文化章节书写。习近平文化思想秉持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守正创新原则,立足人类文明演变的历史长河,准确认识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相互交织影响的发展规律,揭示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方向在于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生产模式和以“文明交流互鉴”为原则的文化交往范式。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战略思维在本质上呈现出对文明时空结构的认知诉求,内在决定其能够真正破解单线论文明观的理论困局,进而创造性提出一种以平等包容的心态理解多元文明共生状态的科学文化理论。

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空间结构评估与政策优化

“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重要空间支撑。2014年以来,京津冀城市群空间形态结构初步形成,“一核”中心性短期上升,“双城”融合趋势明显,京津发展轴逐渐向“菱形”城市化区域拓展。但从功能结构来看,北京的核心辐射带动能力还有待提升,北京与天津差距持续拉大,“三轴”的产业与人口集聚力尚需增强,“四区”的协调度和多节点综合承载力也有待完善。整体来看,京津冀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尚停留在形态建设层面,空间功能还有待进一步发挥。未来,应形成“一主两副、三圈耦合、四轴四区、多中心”的空间结构,把石家庄建设成为京津冀的副中心,促进京津冀三大都市圈耦合协同,将“三轴”拓展为“四轴”,大力培育具有“二传手”功能的区域性中心城市,支撑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长期目标的实现。

中国石化“十四五”主要勘探进展与发展战略

在系统梳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石化)“十四五”以来高质量勘探举措、理论技术进展及油气勘探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油气勘探发展战略。“十四五”以来,中国石化坚定资源发展信心,大力推动高质量勘探实践,在塔里木、四川、渤海湾、准噶尔、鄂尔多斯等盆地的深层碳酸盐岩、陆相页岩油、深层页岩气、中西部碎屑岩、成熟探区隐蔽油气藏、深层煤层气等领域取得了主要勘探成果,为石油稳增长、天然气快上产夯实了储量基础。同时,发展完善了超深走滑断控缝洞型油气成藏理论、创新形成了页岩油成储成烃富集理论、深化了海相页岩气“二元富集”与致密碎屑岩油气差异富集机理认识等;攻关形成了复杂地质结构与储层结构条件下的以地震勘探、深层—超深层钻完井、超深层测录试井、水平井压裂技术等为代表的关键技术与工程工艺技术。展望未来,中国石化探区具备石油稳定发展、天然气快速发展的资源基础,勘探工作聚焦保拓矿权、勘探突破、规模增储三大核心责任,以深地工程、页岩油气示范工程、致密碎屑岩效益攻坚、常非统筹为统领,加快推进战略突破发现,落实规模增储阵地,进一步夯实上游可持续发展资源基础。

比较视角下美国对华国家战略焦虑及遏制举措

当前美国对华全面战略焦虑是二战以来继对苏联和日本后的第三次国家战略焦虑。初次战略焦虑是基于美苏双方几无经济交集的战略竞争,是美国对苏联进行经济封锁、军备竞赛、舆论战和价值观颠覆,并动用盟友力量全面对抗。对日战略焦虑则限于经济领域,主要通过打击日本半导体产业、贸易战、整体上强迫日元升值来实现。而对华战略焦虑及应对举措更具全局性和激进性,是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意识形态、舆论的全方位对华战略遏制,是用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联合全球盟友来对华进行的组织化、体系化的竞争。对此,中国亟需清醒认识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长期性和全面性,充分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坚定自身发展道路的同时做好应对准备,不断夯实自身实力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