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研究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须与轻罪立法以及犯罪结构的调整相协调,立法者应构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并充分发挥其诉前分流作用。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普遍适用于轻罪案件,有助于彰显犯罪嫌疑人的主体性,激励犯罪嫌疑人复归社会以及优化司法资源配置。立法者设计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时,应当参考未成年人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已有经验。《刑事诉讼法》应厘清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适用范围,并以适用于3年有期徒刑以下轻罪案件为原则。附加条件应兼具惩罚性与教育性的双重特征并遵循比例原则。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拘役的,考验期限为1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管制的,考验期限为2年以下,但不能少于6个月;行为人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的,考验期限为3年以下,但不能少于1年。

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物业管理互信共治新模式

通过梳理我国物业管理的发展历程,发现我国传统“中心型”的物业管理模式面临难以摆脱的“周期性危机”,制约了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导致危机形成的原因主要有三点:看不透的“黑箱”,即物业管理低透明度引发的信任关系紧张;难以达到的“专业化”,即专业能力缺失致使物业管理陷入“囚徒困境”;涨不动的“服务质量”,即共识机制缺失激化了物业管理的“价值矛盾”。基于区块链的“去中心化”物业管理方式在业主、业主委员会与物业公司三方之间搭建起信任纽带,构筑了物业管理的“互信共治”新路径,打破了物业管理的“囚徒困境”,实现了物业管理的良性高效透明运转,建构了住宅小区“去中心化”物业管理新模式。

美国政府与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

1949年北平国共和平谈判,不仅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而且对世界格局的变化均产生巨大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因之发生变化。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战略决战中取得巨大胜利,美国政府发起“和平攻势”,要求蒋介石退位、让李宗仁上位进行国共和谈。为了使中共同意举行和谈,美国政府企图通过联合国调停。为了阻止中共将革命进行到底,美国政府提出谈判“划江而治”和联合政府两大问题。中共反对“划江而治”和有反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故美国的企图不可能得逞。美国政府见此,要求李宗仁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其“和平攻势”转到竭力遏制新中国的政策上来。

伍子胥治国理政思想述论

伍子胥不仅是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思想家,在治国理政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思想主张,包括顺应天道、和谐自然,德政为首、刑罚为辅,爱民安民、关爱民生,举贤与能、强调官德,发展经济、轻赋缓征,“从近制远”、破楚服越六个方面,并在吴国进行了具体实践,给社会、经济、军事各方面带来了深刻变化,从而为吴国参与争霸战争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

审视与定位:后冬奥时期我国滑雪产业高质量发展中的政府角色

政府角色的合理定位对滑雪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与保障作用。通过文献资料、实地调研和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后冬奥时期滑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表征及政府失灵的外在表现进行深入分析,审视滑雪产业发展中政府角色定位的实践特征,进而明确政府的应然角色。研究发现:后冬奥时期滑雪产业市场主体、市场环境和现代化治理之间有效协同才能实现滑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然而政府治理滑雪产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却存在角色缺位、错位、越位的风险。结合滑雪产业具有资源依赖性特征明显,产业容错率低;兼具商品属性和公益属性,具有正负外部性;属于重资产投资项目,受投融资政策影响;滑雪市场主体多元化,市场机制尚不健全等实践特征。后冬奥时期,政府应该扮演规划者、监督者、保障者和协调者等应然角色,不断优化政府行为,进而实现滑雪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国家级新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分析

在数字技术和智能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下,发展和推动新质生产力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1—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考察探究国家级新区设立对新质生产力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国家级新区能够显著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机制检验表明,国家级新区通过人才集聚和创新能力提升,进而对新质生产力产生积极影响,而政府治理能力和产业结构升级则起着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表明,东部和中部地区以及高水平地区国家级新区设立对新质生产力并无显著影响,而西部和东北地区以及低水平地区则能够通过建立国家级新区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

地名治理与更名政治 ——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

明清以来,北京的街巷地名基本上处于自主发展和多中心管理的状态中,既受到王朝政治和精英文化的影响,也为民间文化的发展保留了空间。进入民国以后,城市当局开始强化对街巷地名的“标准化”管理,同时又将地名管理与不动产登记相结合,形成精细治理城市空间的技术基础。城市当局还发动了对街巷地名的“雅化”、民族主义化和“地名革命”等运动,通过对街巷地名的政治化操作,将街头打造成意识形态展演的空间。但由于存在着各种限制性因素,城市当局对街巷地名的全盘整顿难以落到实处。民国时期北京街巷地名的演变,既展示了权力生产和行使的新方式,也反映出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走向。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及当代启示

1927年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十年间经历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党的建设,毛泽东社会治理思想逐渐走向成熟。毛泽东强调在根据地的社会治理中必须要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实施民主选举,依靠人民推动根据地建设;必须要发展生产力,开展土地革命,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必须要普及文化教育,提高农民知识水平,推动根据地的社会建设;必须要解决好民生问题,关心群众利益,改善根据地人民生活。

永乐时期国家翻译实践研究

国家翻译实践是中国古代皇帝建立和巩固朝贡体系下多方交流的重要方式。明代永乐时期朝贡体系背景下国家主体发起、赞助并管理翻译实践服务明廷出使、接待来贡事务。本研究梳理永乐时期朝贡体系下的国家翻译实践内容,探讨其实施路径与治理之用。永乐时期国家层面的翻译实践作为维系朝贡体系、助力明廷对内治理与对外交往的关键措施,其实践内容、实施路径与治理效应可为当代国家翻译实践提供事实参考与经验总结。

明清之际文化转型中的经世实学——兼谈《虚实之辨:颜元的问题意识及其哲学展开》一书的新探索

17世纪中叶,亦即通常所说的明清之际,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出现了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智、李颙、傅山、颜元等一大批极富批判个性的思想家。他们对中国古代后期封建宗法社会君权政治及其思想意识形态进行了总体性的批判与重构,开启了封建文化内部的自我批判与时代转型。颜元实学思想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北洋政府时期田宅买卖契约法制中的无权处分规则及其当代启示

北洋政府时期田宅买卖契约法制中关于无权处分的类型比较丰富,大理院阐释了无权处分的处理规则,区分债权契约与物权契约,债权契约有效而物权契约不生效力;经权利人追认或无权处分人取得物权后,物权契约发生效力。大理院处理田宅买卖无权处分的区分原则继受自德国民法,引入区分原则不仅是法技术的继受,更是法理念的革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了无权处分制度,该条规定曾引起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巨大争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将原《合同法》第五十一条删除,再次引发讨论。我国当前的无权处分制度与北洋政府时期田宅买卖契约法制中的无权处分规则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关系,对此的解释应回溯到德国民法关于处分行为的概念上,运用区分原则可实现体系上顺畅自洽的解释。

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空间脱域类型与治理路径

随着中国现代化转型,生产要素流动日益加剧,在权力与资本作用之下,农村社会空间发生脱域,构造出行政村、片区和社区等空间形态,同时,农村社会空间脱域又催生经济理性裹挟、文化纽带消解和空间利益分配失衡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脱域性治理框架下,通过建立理性基础的新型社区、加强共同体建设来规避风险、合理规划空间来激活自我管理,促进转型时期农村社会空间实现善治。

土地房屋征收安置房回迁履约难题及其治理对策

对当前土地房屋征收安置房回迁履约中地方政府失信问题的成因进行研究,对规范安置房回迁、保障被征收户权利具有重要意义。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经常成为失信一方的根源,除治理能力的因素外,土地房屋征收制度及相关政策不适应也是重要原因。在研究治理对策时,一方面要完善征收安置工作体系,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另一方面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理念,实事求是完善征收安置的相关法规和制度。

北洋政府时期鲁省大学的筹办及发展困境

北洋政府时期,山东曾有三所大学屡志报端:曲阜大学,初声颇高,然中道搁置;私立青岛大学,创始艰难,守成不易;山东大学,酝酿良久,却昙花一现。三所大学皆于1921年左右发起,虽殊途却终同归。教育政策、人才匮乏、派系缠斗、军阀斗争皆成为北洋政府时期限制山东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

延安时期红色报纸廉政话语体系的构建与发展——基于《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的分析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教育、制度、法律法规等多个维度建设廉洁政府,开展廉政建设实践的过程也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廉政话语体系构建与表达的过程。本文选取延安时期《新中华报》和《解放日报》中与廉政建设相关的新闻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借助语料库分析软件LancsBox 6.0中的Words、GraphColl、KWIC等功能针对由报道文本构成的自建语料库的高频词、搭配词等语言特征展开分析,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定性研究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基于红色报纸构建的廉政话语体系的形式结构和内容结构,以期增强研究的深度、拓展研究的广度。延安时期廉政话语体系的研究对构建新时代廉政话语体系、加强廉政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民国时期黔东南民族地区的国家治理与地方回应——以黔东事变为中心

“黔东事变”是抗战时期发生在湘黔边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一场大规模民变,震惊整个大后方。国家行政力量早期的暴力进入以及苗疆、汉地客观存在的异质性使得这一地区在“国家化”进程中苗汉、官民冲突不断。国民政府以“国族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接续整合,超越了前清却无法超越时代,并在“抗战建国”目标下出现利益分化和冲突。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并不是总与国家认同保持一致的,甚至还会出现相互抵牾的状况,总结吸收国民政府在黔东南少数民族地区治理上的经验教训,有利于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名中医周惠芳基于“肾主水司二阴”论治绝经生殖泌尿综合征

绝经生殖泌尿综合征是绝经过渡期及绝经后期女性特有疾病,周惠芳教授围绕“肾主水司二阴”理论,认为此病溯本在肾,虚实夹杂,治疗上辨证施治,清补兼施,选方用药基于《傅青主女科》名方加减化裁。针对女性特殊时期出现的生殖泌尿道不适症状采用益肾清利的治疗思路,以滋肾为主,佐以清利,兼顾他脏,并提出内外同治,有效改善症状,以期为绝经生殖泌尿综合征的临床诊治提供借鉴,提高围绝经期女性的生活质量。

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黄埔建军的线索之一

在1924年筹建黄埔军校前后,广东革命政府所辖的各派军队也基本建立各自的军校。各军自成系统,各校各自为政。随着广东军政逐渐统一,军事教育开启整合进程,作为军事教育龙头的黄埔军校逐渐合并其他军校。1924年10、11月,吴铁城所属广东警卫军讲武堂、程潜所部陆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1925年6月平定杨刘滇桂军叛乱中,滇桂军所属的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也整合进入黄埔军校。1925年底国民党中央决议统一军事教育方案,决定“打破地方主义”,各军原有学校一律裁撤,归并黄埔军校统筹办理,军校名称由“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军事教育整合是广东军政统一的组成部分,频繁的军事行动和军政形势变动以及高层与底层的革命力量,均是军事教育整合的助推力量。黄埔军校之所以迅速发展,得益于广东革命政府的军事教育整合,这是理解黄埔建军的重要线索之一。

乾嘉道时期新疆北部官营牧羊业研究——以伊犁、塔尔巴哈台牧羊厂为中心

乾隆年间,清政府统一新疆后,为保证驻防官兵的羊只供给,开始在新疆特别是北疆的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设立官方牧羊厂。同时,为保证官营牧羊业的发展,清政府采取包括积极采买、调拨孳生母羊、选用专业牧放人员、建立和完善官营牧羊厂经营管理制度、明确孳生条例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伊犁及塔尔巴哈台官营牧羊厂的设立,基本奠定了新疆后续官营牧羊业的发展格局,同时对西北边防后勤保障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新疆官营牧羊业的迅速发展,新疆驻防官兵羊只供应体系逐步由依赖采买、内地调拨向自给自足的方向转变。新疆官营牧羊业的兴起既推动新疆畜牧业的发展,同时也为新疆政局的稳定提供了助力。

影响尾气脱臭设施长周期运行的因素及对策

针对中国石化九江石化公司尾气脱臭设施运行2个生产周期内出现的一些异常情况,分别从设计、原料性质、操作3个因素进行简要原因分析,并对不同因素的影响进行风险分析,结合生产实际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实现尾气脱臭设施长周期安全平稳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