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本领意识”的历史演进、主要源泉和强化举措

基于“忧患意识”“问题意识”基础上的“本领意识”是推动中国共产党不断实现自我革命、自我完善的强大动力。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基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及其历史任务,对党当时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度概括,并相应地提出了针对性解决措施。纵观历史,可以发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本领意识”产生、发展和解决的重要主题。

延安时期中共的礼仪建设及其成效

礼仪建设是延安时期中共革命文化与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原则,确立建设革命礼仪的指导思想。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中共着力推进祭礼、婚礼、丧礼与军礼等方面的文化建设,融入民主观念与科学精神,贯彻“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并与国民政府的制礼活动形成文化竞争的态势。通过礼仪建设,中共不仅显著改变根据地的社会风貌,而且进一步赢得民众拥护与国际友人的赞赏,推动革命向纵深发展。整体而言,延安时期的礼仪建设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生动实践,既丰富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又增强了局部执政的正当性,并为新中国礼乐文明建设积累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

辛亥革命的失败迫使20世纪的中国人继续面对“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双重使命,但20世纪的中国革命不可能沿着既往的道路继续前行,时代呼唤新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点亮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希望,因为正是马克思主义适时地正确地回应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中国革命的时代呼唤。但是,时代的呼唤与理论对时代呼唤的回应,只意味着理论与满足需要的实践之间有了结合的可能,“可能”能否成为现实则取决实践主体的智慧与担当,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决定了她从诞生之日起就必须担当起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使命,从而成为“两个结合”的实践主体。中国革命对新的科学理论的呼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担当,三者有机统一,成为“两个结合”的逻辑起点。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订及其理论意蕴——从文本修订审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建国后编选《毛泽东选集》时,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通过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修改情况进行梳理和对比,可以体会出这些修订所蕴含的理论意蕴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意义。

清末民初留日学生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导入

留日学生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清末民初(1896—1918年间)留日学生通过主办刊物、翻译文章和著作等途径传播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过程中体现出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初步导入的特征,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留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形成和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大革命时期邓中夏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思想

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著名领导人之一,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从党的二大以后到大革命时期,他结合自己从事工人运动的丰富实践经验,连续发表理论文章,就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领导权、同盟军以及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最终形成作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精神与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的重建,意味着文化共同体对世界和自我的重新定义,意味着文化共同体发展战略的重新定位。中华民族的现代复兴,包含着时代认同和民族认同两个性质不同的认同重建。对民族精神的肯定,必然要求从文化的民族性方面对中华文化的全部历史予以总体肯定。从文化认同的角度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但有鲜明的时代性,也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民族性。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长期扎根,就必须妥善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转型,即由一种革命理论转向一种建设理论。在当前,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就是要在人类普遍利益的指导下更好地实现民族和国家利益。

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域下邓中夏革命理论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动态的思想体系构建历程,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理论探索对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邓中夏作为我党早期理论家之一,他的革命思想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本文以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研究背景,探究邓中夏革命理论的形成,并以此为切入点从整体上把握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探索的基本方法。

试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扩展理解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中国在近代以来的现代转型中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实践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革命性和正义性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化提供了根本的支持,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则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转型并否定了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前途。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化的历史需求才引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命题,中国马克思主义化决定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定的社会主义前途和方向,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通过这一过程探索产生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两大历史性成果。

鲁迅与中国民主革命

鲁迅先生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是中国 共产党人的忠实朋友,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鲁迅积极参加中国革命,始终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鲁迅一生都在为民族觉醒和民族解放而奔波、战斗.

论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理念形成的渊源

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理念的形成和发展有其深刻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理念的直接理论渊源;中国传统民本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理念的重要理论来源;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相融合的桥梁,更是中国共产党以人为本理念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和途径。

简论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分别是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器物阶段的学习;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为代表的政治体制方面的学习;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思想文化层次的学习。五四运动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本文通过简要介绍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背景,研究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特点,来说明早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中国革命的影响。

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双向互动

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斗争实际,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完成了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完整概括,完整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社会的需要,以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并且为中国人民所掌握,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实现双向互动的重要特征。

正确认识列宁主义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正确认识列宁主义及其当代价值,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列宁主义是列宁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初步探索的思想体系。其因帝国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有着重要的现时代意义。列宁主义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实践的有机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大众化之路,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基本走向及其实现路径,为人类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列宁主义为其后在中国的实践运用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思想基础。

计量史学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研究中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改变了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因此,将日趋成熟的计量史学方法引入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研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过程进行分析梳理,能够突破现有的定性研究的方法,有利于更全面地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史料,更加深入地从人物、报刊、地区、组织、内容和渠道等角度,进一步拓展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视角。

从《矛盾论》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针对“抄袭说”观点的反驳

毛泽东的《矛盾论》开启了唯物辩证法在中国的运用。然而,国外有学者在评价《矛盾论》时,在《矛盾论》的理论来源问题上,把其贬低为对苏联教科书的抄袭。通过对照《矛盾论》和苏联教科书文本,不难发现此说法完全是恶意抹煞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功绩。《矛盾论》作为中国革命实践经验、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三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

以《新民主主义论》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贡献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充分描述了在当时中国的国情下,在遵循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原则的情况下,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等问题,对中国的革命历史进程做了完整的论述。从而表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于中国革命的深刻影响以及重要贡献,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思想。

差异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出发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其本身就具有时代化的特质;系统物质世界是差异协同的世界,人的本质属性表现为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统一,借助于人的本质属性及其多样化需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创新,具体体现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