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期诏令与文风的演变

诏令不应该仅仅是研究文学历史语境的史料来源,它与文学的深层纠葛更应该受到重视。在两宋之交的历史语境下,南宋初期与文学相关的诏令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文学摆脱了北宋后期的封禁枷锁,开始恢复生气,诗赋取士重新成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南宋初期由于皇帝对苏轼的偏爱,全国上下掀起崇苏热潮,促使江西诗派勃兴并成为文坛主流,对南宋文学影响深远。绍兴年间,朝廷实行严厉的言禁制度,尤其是震惊朝野的多起诗文获罪案例,对全国的诗文作者形成了强大的震慑力,这种高压的文艺政策促使献赋颂成为一代文风。

《吴船录》所见四川旅游资源

以都江堰、青城山、乐山、峨眉山、青神中岩五大景区为重点,可以考察范成大《吴船录》及其《西征小集》、《东征小集》所见四川旅游资源,以期对这些旅游资源的进一步开发、利用,增添这些旅游景区的文化意蕴和人文内涵。

试论南宋高宗初年赣闽粤交界地区的动乱

南宋高宗初年赣闽粤三路交界地区爆发了频繁的动乱,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为该处在南宋时属三路交界的边远山区,盗贼多而且地方官员的总体素质偏低,缺乏责任心且不够清廉;二为该处有劫掠、好斗的社会风气;三为南宋初年该处人民负担的加重。实际上,这些动乱是该处长期以来地理环境及文化环境(社会风气)所沉积下来的隐患在南宋初年人民负担加重的情况下的总爆发。

南宋绍兴前期的中央遣蜀帅臣

南宋绍兴前期,朝廷先后派遣了席益、胡世将、郑刚中三名宣抚、制置使赴四川,这三名官员在任期间协助朝廷解决了不少政务难题,使得朝廷对四川的控制力度有所加强。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与朝廷以及四川本地武将之间也产生了不少矛盾冲突,其结局均不甚好。透过这三人的帅蜀事迹,我们可以对南宋前期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关系形成更加深入的认识。

历史与符号之间——试论两宋对冯道的研究

冯道是著名的政坛"不倒翁",五代文官的标志性人物。他从最初备享尊崇,到后世饱受诟詈,其间转折正发生在宋代。北宋初期,冯道享有盛誉。中后期开始受到批判,但仍有褒扬。南宋期间,冯道被全面否定,蜕变成一个"奸Z无耻"的意识形态符号,并影响及后世。这些不同的评价,体现出两宋不同的社会政治特点与文化思潮。

南宋初年瘟疫的流行与防治措施

南宋初年延续了宋朝建立的以各级官府为主导、社会民众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其中中央政府是防治瘟疫的核心力量,采取了医学、经济、政治等措施加以应对;地方官吏是宋代防治瘟疫的基层力量,采取了赈济灾民、医疗救治和加强社会管控等措施;民间医学家是防治疫病的中坚力量,大多亲赴灾区诊治病人,发放药物,公布医方,传播官方医学知识;普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和态度极为复杂,采取的防疫措施也是多种多样。受自然灾害、宋金战争的影响,南宋初年诸路州县、军中和边境地区瘟疫流行的次数显著增加。在防治瘟疫过程中,除继续采取传统的赈济措施外,南宋社会对医药学知识给予了高度重视。这些措施的有效实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住了疫情蔓延和疾病传播,在中国瘟疫防治史上做出了积极贡献。

南宋初期奏议文写作特点研究

从整体上对南宋初期抗战派作家的奏议文写作特点做一归纳:奏议文不仅含有刚大愤激的气势,还具有诚恳深切的感情,主要体现在作者反对投降、呼吁抗战的义愤心情上,表现出一种对国家、君主和人民忠心耿耿的感情。南宋奏议文的语言也别具一格,形成了与北宋奏议文迥然不同的语言艺术风格。

“土豪”考

"土豪"称谓大约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土豪可划分为阶段型土豪、持久型土豪、原始型土豪三种类型。阶段型土豪的特征是其阶段性;持久型土豪更为安于现状,表现为对自身阶层的满足感及对其所在特定区域内影响力的捍卫行为;原始型土豪一般出现于动荡的政治局势中,依凭勇力、胆识或豪侠之气闻名于当地从而达到特定的目的,即时势所造的英雄式土豪。魏晋以降至唐末五代是"土豪"群体品格特征愈来愈宽的时期,此时期内"土豪"群体形成了诸如不忠、尚武、逐利等品格特征,唐末宋初以降,"土豪"群体的这些特征开始倾向于贬义,并且逐渐为统治阶级所不容,"土豪"群体也渐趋衰落,"土豪"称谓开始了愈来愈狭的过程。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论宋初小说创作的地域特征及题材选择

由于晚唐五代士人南迁的文化缘由,宋初小说创作具有极其突出的地域、题材特征,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非常特殊的一种文化现象。作者以晚唐五代的历史背景及宋初小说文本作为考察对象,根据宋初小说的创作成就,论述了宋初南方作家群形成的历史、文化等因素,笔记体志怪题材的选择体现了乱世文人的宗教情怀及价值观念。

北宋至南宋前期巴蜀地区的人口迁徙流动

随着经济的发展,至北宋仁宗朝,川西地区的人地矛盾越来越大。一部分人们向四川盆地南部及西部迁徙,这种人口流动限于巴蜀内部民众。南宋前期的人口迁徙,主要是外来民众为避靖康之乱通过长江三峡或四川盆地北部进入巴蜀地区,使得巴蜀地区的人口激增。无论是巴蜀地区内部人口的流动还是域外人口的迁徙,都促进了汉族群众与少数民族的融合,也对迁入地的文化教育起过推动作用,同时又因对边地的垦辟而致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的伤害。

“浊上变去”见于南宋初期考

通过对两部南宋初期文献中的全浊上声字进行考察,发现多数浊上字还处在上、去两属的状态,另有一部分浊上字没有变成去声。因此认为,南宋初期"浊上归去"的音变还没有完成,这一时期与北宋中晚期和南宋中晚期同属于一个音变时段。

试论南宋前期军队中的归正人

南宋前期的军队中,有许多来自敌方的归正人。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或有感于忠义,在南宋的大力招诱下投效军中,成为归正军。随着南宋军队编制的变化,归正军的隶属关系也多有变化。特别是宋孝宗时期,归正军隶属关系呈现出新特点。退伍后,归正军人的安置同地方财政形成矛盾,其俸禄被侵夺,这同南宋官吏的贪腐和地方财税体制的变化有直接关系。

宋南渡士人的隐逸特征——以王之道为例

南渡时期安徽人王之道诗词中流露了隐逸思想。这一思想承续了宋初形成的遁世之风,但又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王之道关注民生,忧时念乱,推崇吏隐。这种特殊的隐逸思想,还体现于他对东坡的崇拜。

苏轼词南宋初“接受”情况简论

南宋初,苏轼词被推至词坛“正统”受到广泛的追拟摹仿,甚至被提升到“宋一经”的高度,得到夸大性的阐释。据考察,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南宋初崇“苏”运动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崇“苏”既是南渡后崇“元祐”政治与学术思想的反映,同时又与理学人士的多方推崇有着不可割脱的关系。

论南宋前期词学思想的新变

南宋前期词学界提出了“以情性为本”的词学思想。“以情性为本”是说“情性”是词的本体,它主张词应表现人的“情性”,具体地说,是指词应表现家国之感、亡国之恨。“以情性为本”的词学思想产生的背景是时代的巨变和词乐的流失。这种思想的出现,为宋词未来的发展指出了向上一路。

辞赋创作视野下南宋初期士人心态探微

在兵荒马乱中,南宋政权仓促建立,广袤的中原土地被外敌侵占,人民痛失家园,被迫南迁。士人们的心态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变和统治者的治国方略而变化,故南宋初期的辞赋作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士人心态,映射出士人群体的政治期待和价值取向。南渡士人经历丧家失国之痛后,对高宗一朝寄予希望,在辞赋作品中抒发爱国情感,描述四夷来贺的场景,大肆宣扬高宗即位的合理性。而南宋初期仍延续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面对敌军进犯,无论支持主战还是支持主和的士人,他们的言论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党争的气息。因此,辞赋中多有表达经历靖康之祸后的郁愤情绪,但出于党争或实现政治安稳的需要,士人少有勇气去理性地反思北宋灭亡的真正原因。

北宋初年三朝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管理问题探析

北宋时期,由于宋初三朝政治局势的不断变化,朝廷对待各南方少数民族时的策略也在不断变化中,总的来说,宋朝的羁縻怀柔政策在这三朝得到不断的树立和强化,最终成为两宋对待各南方少数民族的主要策略。在具体的管理方面,基本采取因俗而治、减免赋税等宽松的处理方式,通过一系列管理政策的调整和落实,北宋稳定了对地方的统治,促进了与南方的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有利于边境的安定。

略论理学对宋元易代之际南方儒士心态影响——以吴澄为中心

南宋末年,在理学的影响下,许多儒者对以时文取士进行反思。宋元鼎革之后,这种反思仍在继续。有些儒者在宋亡后坚守节义,隐居著述,以传递道统为己任。随着元廷推崇理学,广设学校,越来越多的南方儒者通过出任学官、参与讲学等方式,逐渐接受并融入新朝。

试论南宋初期的爱国词

对南宋初期大量爱国词章涌现的历史原因、词作反映的主要内容、风格以及在宋词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等作了较为全面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