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戏”的最初输入与中国早期影坛——为中国电影百年纪念而作

19世纪90年代,“电戏”传入中国。1897年9月5日李伯元所办的《游戏报》发表了我国第一篇“电影评论”文章。1905年秋,由北京丰泰照相馆拍摄了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的片断,至今已整整100年。中国早期电影工作者主要与通俗作家合作编剧,拍摄一些中国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的“默片”,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注意电影的教化作用。1931年由中国电影工作者、进步的新剧艺工作者与通俗作家通力合作,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在“9.18”、“1.28”后,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促使我国的电影事业在国难声中很快步入了一个左翼电影主潮期。

“电影本事”的文体互渗与跨媒介运作

在这里,"电影本事"是指为向读者和观众介绍影片而扼要叙述的电影作品中的故事梗概或基本内容。在20世纪上半叶,"电影本事"跟西文电影的Story或Synopsis概念、中国叙事传统以及早期电影叙事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联性。作为"文字"与"影音"交互生成的叙事作品,"电影本事"或者以基本的故事框架单独刊行,或者结合影片说明、介绍或字幕联合推出,或者演变为配有剧照或其他图片的电影故事、电影小说、电影剧本或连环电影图画等叙事文本专供观众或读者赏阅,均在文学与电影之间展开颇有成效的文体互渗和跨媒介运作,呈现出一种独具魅力的中国文学/电影美学风格,形成一种令人瞩目的文化生产与消费景观。但电影与文学毕竟是不可通约的。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电影本事"总是因电影起意而创作,并以阅读为重要目的。也正因为如此,才得以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史与中国电影史交流互动的双重视域。

中国早期左翼电影暴力基因的植入及其历史传递——以1932年的《火山情血》为例

早期左翼电影在借助旧市民电影传统的爱情主题、故事框架和叙述模式的同时,基本上已经具备了相对完整的、激进的左翼思想和革命立场,以及相应的左翼电影模式;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孙瑜编导的《火山情血》,将旧市民电影中一直旺盛活跃的个体性暴力基因移植到影片当中,在完成为以后完全意义上的左翼电影铺设阶级暴力意识和暴力革命模式的同时,又为1949年以后大陆电影的阶级革命和革命暴力模式奠定了基础。

《劳工之爱情》:传统戏剧戏曲的电子影像版——现在公众能看到的最早最完整的早期中国电影

《劳工之爱情》是狭义上的早期中国电影或曰旧市民电影闹剧、打斗特征的一个典型代表。其艺术特点一般是不惜牺牲生活真实和原封不动地照搬戏剧表演模式,在主题思想和艺术形式上属于旧文艺的范畴。出品于1922年的《劳工之爱情》表明,在中国新文学思想上和艺术上取得双重丰收之时,同时期的中国电影却未能同步发展。

新中国初期电影政策的历史启示

新中国初期国家和政府基于我国电影的历史传承和时代特点,推出了较多的电影政策。电影政策显示出独具的特点,既具有积极的促进的作用,也出现过曲折和动荡,产生过十分消极的作用,呈现出复杂的形态,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电影政策的制定与变化,是社会文化建设与发展的风向标和晴雨表,适应社会与时代发展的基本要求和特点,就能够大大促进电影事业的发展,反之,则会使之遭到迟滞和倒退;电影政策既应与文艺政策及其文化建设指导思想相一致,同时又应体现出自身的特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应当遵循电影文化的内在规律,以及基本特点与功能;电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还必须科学认识电影文化的社会地位与作用,以发展电影事业与电影产业为宗旨,以创造电影的更高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为目标。

由武侠片强行转换而来的左翼电影——再读1933年的《恶邻》

1932年左翼电影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电影市场发生变化,大制片公司调整改变了制片路线,中小公司纷纷跟进。既然新电影都是从旧电影的基础上转化而来,那么,作为旧电影即旧市民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武侠片中的暴力转化成为左翼电影的暴力性也就顺理成章了。1933年月明公司出品的《恶邻》,就是在武侠片基础上强行转型而来的左翼电影,但左翼电影的阶级性、暴力性、宣传性及批判性等重要特征无不具备。

虚拟旅行与感知变迁:一种中国早期电影观看经验及其文化内涵

以游记或观光记录式的语汇来描述电影以及观影经验,是中国早期电影评论与电影广告的常见策略。以这种策略完成的电影评论和广告,透露出早期中国电影观众在放映活动中以本土经验描述并接纳电影这一新型媒介与感知形式的倾向。早期电影放映活动引发的美学变迁,即表现为电影引发的时间感、空间感和速度感的变迁。电影放映活动提供了有关"虚拟旅行"的经验,引发了中国早期电影观众的兴趣、好奇心与激情,并具有商业和文化的双重意义。

论早期中国电影的产业化运作方式

在20世纪前半期短暂又辉煌的电影历史进程中,民族电影艺术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大多数时候都表现为艺术创作行为与产业经济行为的对接。电影既要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符号来传达创作者的艺术追求,又要借助商品流通的一般规律,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取更多的受众支持,以实现扩大再生产。因此,考察早期中国电影发展,品牌构建、明星制、类型化等现代电影产业建设的核心概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早期中国民族电影产业化运作方式的基本态势与风貌。

20世纪初期成都开设女性电影专场考论——兼补《成都电影志》之误

《成都电影志》认为,成都开设女性电影专场的禁令直到1919年才开始有所松动,但相关史料显示,1914年8月,当局就明确批准了该项活动的开展,更不用说批准之前早就实际存在的面向女性的映演活动。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成都女性电影专场的开设,表明这一时期的女性仍然处于"男女大防"的传统语境中。在禁令与许可拉锯的背后,既有地方精英对"男女大防"的固守与焦虑,也有茶馆戏园等商业出于盈利方面的诉求,更有都市女性主动争取进入公共空间分享近代化进程的强烈意愿。

重访灰色地带:策略实践与文化政治——从《双城故事》看华莱坞电影书写

上海从孤岛到完全沦陷，再到重回国民党统治，抗战时期共计八年，整个上海电影界呈现出错综复杂的面貌。这一时期的电影作品在传统电影史书写中被置于二元框架下的归属，因而处于一种消声失语的状态。傅葆石博士的研究专著《双城故事》有助于我们重新读解这段历史。在那个复杂的场域里，借助电影剖解、阐发那个特殊语境下的社会生存状况，电影人及其作品呈现出的策略实践、反映出的文化政治，值得重新书写。

受现代言情小说影响的早期爱情片

早期爱情片受现代言情小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古代和现代通俗文学的改编,前者如稗史片,后者如《玉梨魂》;二是通俗小说作家的加入,如包天笑、周瘦鹃、秦瘦鸥等人。在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之下,中国电影引发了第一次商业电影的高潮。

浅谈新世纪初期悬疑电影中的两性冲突

新世纪初期是一个捉摸不定的年代,改革开放大局早已经稳固,改革不断地深入,物质文明也高速发展,艺术改革更是全面展开,中国的电影变化,也在五色斑斓的改革时世左右下,让人眼花缭乱。而其中比较特殊的电影类型——悬疑电影,则成为这种缭乱状态中,让人耳目一新的一种创作。此种类型拓展丰富了对两性情爱纠葛的表达,虽然最终并没有给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式,两性依然在重重矛盾中对立存在,但是在挖掘两性深层的心理动机,及其探析两性的欲望上,这种类型却有着积极且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国早期电影与儒家的感觉结构

被赋予了主体性的感觉结构,体现为一种现在时态的在场。中国早期电影“情”满四溢,电影创作中的无意识性呈现出儒家的感觉结构的内在张力。从《古井重波记》《玉梨魂》到《银汉双星》《啼笑因缘》,再到《小城之春》,情教观的影响无处不在。儒家的感觉结构随着社会观念和大众情绪的变化也在发生着改变。从中国早期电影创作不难看到隐形的情教观念的贯穿痕迹,这一儒家的感觉结构并非静止不变或面对现代性的冲击毫无招架之力,而是在历史的经验中不断溶解,进而变换为新的姿态。

谈声音的提前相接法在影视作品中的运用

随着有声电影的发展,声音作为表意元素的地位渐渐上升到与画面影像同样重要的位置,提前相接法是声音在影视作品中运用的十种方法之一,语言、音乐、音响是声音的基本艺术构成,三者在影视作品中提前相接法的使用,作用各有侧重。

苏联及好莱坞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影响

1931年至1949年,是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转折意义的一个时期,是中国电影在探索中走向成熟的时期,并对以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在这期间,受到苏联电影和美国好莱坞的深刻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影戏观。

论中国早期电影的自由精神

中国早期电影突破传统模式、打破封建牢笼,善于吸收西方先进文化中所体现的自由价值取向。从电影的选题、创作、以至宣传发行都是独立自由、勇于创新的。早期电影深受多元文化的影响,直接倡导自由精神,鞭笞落后反动的旧式习俗思潮,这一切为早期中国电影的发展注入了无限活力,对整个社会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早期电影女星的身体表现和身体消费——从《船家女》谈起

电影《船家女》中阿玲的身体体现了公共性、私密性和现代性之间既对立又联系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普遍存在于中国早期电影女星身体的表现和消费上。早期电影女星的身体因为各种形式的宣传和曝光,成为政治、资本、媒介、性别观念等话语权利角逐的场域。她们的身体同时成为艺术品、商品和文化事件的能指,既提供了视觉的奇观,又成为文化消费的对象,既传达了个人幻想,又成为表达公共焦虑、大众话语的场所,形成了一个可供繁复解读的文本空间。

传统思维在中国早期电影理论批评中的现代表达

传统文化跨越时空的熏染、浸润式存在,促发生成了中国早期电影理论批评重视以传统思维撷取电影本质属性和艺术价值的现代批评方式。整体直观和圆融观照两种传统的运思方式,融入着早期影评人对电影的初步思考和对思考内容的现代表达,由此成为建构中国早期电影主体性的重要思想资源。纵观中国早期电影理论批评发展史,传统思维方式或隐或显地存在并作用于代际交叠的理论批评家意识深处,体现了民族艺术精神的一脉相承和源远流长。

历史夹缝中的“鸳鸯蝴蝶派”电影

本论文主要研究被新文学和左翼电影界视为“逆流”的鸳鸯蝴蝶派文学在其创作者们于1921年前后大量进入电影界时,对中国早期电影的创作(尤其是剧本创作)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及在1949年之前,鸳鸯蝴蝶派文人在电影界掀起的两次商业化电影创作高潮对当今中国电影创作的借鉴意义。

历史的截面:1924年的中国电影

在新电影史学理论的观念启迪下,借用“年鉴式”的电影史研究方法将1924年作为窥察中国早期电影发展的一个截面,并认为1924年是中国电影全面勃兴的关键之年,正是在这一年中层出不穷的电影事件推动了民族影业的初兴、电影理论的生发、民族电影类型及传统的初步确立,以及专业电影人才的培养等,深刻改变了中国早期电影的面貌,为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商业浪潮及作为整体的中国早期电影发展奠定了物质、人才、理论与创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