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实践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以“唤醒工人阶级的觉悟”为目标,利用五一劳动节、五四运动纪念日等契机,赴各工人团体、行业组织举行演讲,卓有成效地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基于对“各工人都知道教育的重要”(1)之认识,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以解决“工人教育问题”(2)为使命,通过举办工人夜校、宣讲员养成所、注音字母教导团等,大力开展工人教育培训工作。在此基础上,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推动广州、佛山、香港等地工会组织的创建、章程条文的制定和罢工斗争的开展,不仅为践行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念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了可贵的尝试,而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的主导地位。

对话与大众化:陈独秀与区声白来往信函再考察

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派与无政府主义派的一场重要论战,陈独秀与区声白以信函形式所展开的学理对话,堪称话语优势地位转换的催化剂,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早期大众化。区声白在信中回应陈独秀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并援引克鲁泡特金、巴枯宁等的著作进行理论阐述。陈独秀则将学理问题导向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轨道,旨在揭露和批判无政府主义的不切实际性,号召和引导广大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随着信件内容在《广东群报》《新青年》《民声》等公开发表,这场事关话语优势地位之争的学理对话引起社会思想的震动,并且导致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改组。而从学理阐释与话语分析的角度考察陈、区的三次来往信函,有助于窥探20世纪初期社会思想激烈交锋的历史场景,揭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话语优势地位转换的历史样态,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早期大众化的历程作一重要补充和注解。

大革命时期第一、二届广州农讲所与广东各地方党组织建立探析

大革命时期是广东地方党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国共合作初期,广东党组织发展缓慢,直到1925年初才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与广州农讲所的创办密切相关。广州农讲所培养了大批农运干部,特别是第一、二届学员在广东地方党组织建立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两届学员深受国共两党高层的重视,毕业后多数被委派为农民部特派员这一要职,加之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对党组织和党员发展做出一系列政策调整,促使他们为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共山西早期党组织的创建与发展(1921-1927)

山西早期党组织成立于1924年,其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党组织初创时期、国共合作时期的蔚然兴起阶段以及大革命失败后的低潮阶段。山西党组织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了一系列工农运动,点燃了三晋大地的革命火种,为后续的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山西早期党组织的历史特点、经验启示也为新时代党组织建设提供了历史借鉴。

新民学会建党活动探析

新民学会成立后,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带领学会会员在湖南开展了留法勤工俭学、湖南驱张等社会运动,并在学会后期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新的方针,着手把新民学会由学术团体改造为共产主义组织。新民学会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建党学说的形成以及早期工人运动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民学会会员在湖南、法国、北京等地先后开展建党活动,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团组织的建立准备了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和实践基础。可以说,新民学会是中国共产党的胚胎。

外国语学社:中国共产党第一所干部学校办学实践探索

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的我党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外国语学校,实行外语教育和马列主义教育、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方针,探索新型的半工半读的学习方式,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干部教育的典范。外国语学社完成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培养青年团员、培训赴俄留学青年的特殊任务,在筹备建党的工作实践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外国语学社培养了刘少奇、任弼时等一批党的早期干部,翻开了中共早期干部培养的新篇章。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经费的历史考察(1921-1934)

革命活动需要大量且稳定的经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经费主要靠共产国际拨付。此外,党费亦是党的活动经费收入的一个重要渠道。借助活动经费,上级党组织能够加强对下级党组织的联系和领导。随着党员的群众化,党费交纳的标准不断地降低。南昌起义以后,因为红军作战的流动性,打土豪成为根据地党组织经费的主要收入。从1927年到1933年,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仍长期依赖共产国际的援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财政税收成为党组织经费的主要来源之一。革命根据地大多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扩大苏维埃区域不失为一个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但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的双重影响下,苏区经济逐渐“内卷化”,打土豪、税收以及党费等款项不敷党组织经费的支出。因此,苏区时常有募捐之举。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有关的几个问题

1920年夏,谭平山、陈公博和谭植棠从北大毕业回广州,途经上海时,三人参与并参加了正在发起的中国共产党组织,这是广州早期组织发起创建的嚆矢。回广州后即开始发起创建工作,从组织青年团入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客观上宣告了广州早期组织的存在。广州青年团成立之时,还是共产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混合物。陈独秀南下广州后,将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团组织,并以团组织内的共产主义者为基础,重组或重建了广州早期组织。

国共两党早期党章组织规约比较及其于新时代中共组织建设之意义

通约是文本比较的重要前提。国共两党早期党章中的组织规约,包括组织成员、组织架构、组织制度和组织纪律等规章束约,在文字表述的形式上和中心内容的实质上呈现出可通约性与不可通约性的双重特质。比较国共两党早期党章的组织规约及各自的组织建设,有助于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从党员质量、基层组织、社会联动、严纪明法及监督震慑等方面治党管党,从而进一步夯实与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队伍战斗力、社会凝聚力、政治领导力与组织聚合力。

毛泽东究竟何时入党?——与向继东先生商榷

湖南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党的"一大"前就已建立,党的"一大"代表的回忆也证明了这个结论;毛泽东的多次会议讲话及中央档案馆存1956年他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填写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从李达、萧三、易礼容的一些回忆恰恰证明此历史事实是正确的。

关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若干问题的考析

目前,学术界对于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的时间、俄共米诺尔和别斯林与无政府主义者在广州建立的“共产党”、张太雷1921年春到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时的身份等问题,有不同的说法。经过考析,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应为1920年10月底或11月初;米诺尔和别斯林与广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一定的合作关系,但没有建立“共产党”组织;1921年春张太雷到伊尔库茨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是受李大钊及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委派,实际上是当时已经成立的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

中共早期组织的生命系统——一种生态学的解读

将中共早期组织这一生态单位作为生态分析中的生命系统,对其内部架构和系统构成进行解析,揭示中共早期组织所以产生并得以发展的内在依据,从而探讨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与山东党组织的初步发展

马克思主义在山东早期传播的主要媒介为齐鲁书社、励志学会和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受众主要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后来逐步传播到工人和农民之中;除济南外,其传播区域包括青岛、淄博、德州等地。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传播表现为初步的中国化、大众化,同时有肤浅性和教条化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早期传播及其初步中国化促进了山东省共产党组织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五四进步社团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形成

五四进步社团、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兴起,是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产物和重要表征,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过程中曾起过"联共小组"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奠定了必要的组织条件。同时进步社团在演化的过程中也加速了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思想的成熟和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坚定,使得各地早期组织成立进程得到加速,并在组织创建和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孕育了初步的建党思想,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基础上进一步凝聚思想和组织力量,成立无产阶级政党提供了成熟的思想条件。

早期党组织对巴黎公社原则的继承与发展(1920-1923)——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与巴黎公社革命150周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前,巴黎公社的事迹已传入中国并经历了由否定到颂扬的转变过程。从党的筹建时期至党的三大召开前后,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巴黎公社经验教训的传播与学习,将巴黎公社原则作为宣传革命意识与统一革命目标的桥梁,把巴黎公社树立为中国革命的先导样板,将《国际歌》的翻译与传唱作为凝聚组织战斗力的重要路径。早期党组织对巴黎公社原则的继承与发展,对当时尚处幼年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的路径选择、组织架构以及思想建设等方面产生了极大影响。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创立时间之管见

1920年夏,谭平山等北大毕业后回广州,途经上海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他们返回广州的时间,即为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创立的时间,具体应在1920年7-8月间。由于广州早期组织创立后的一个时段没有具体名称和具体组织形态等原因,当事人甚至也不能感知其存在。

陈独秀与中共安徽早期组织的创始

作为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和担任五届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为中共安徽早期组织的创建和肇始作出了重要贡献。陈独秀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安徽建党提供了理论武装,培养革命骨干为安徽建党储备了干部资源,领导中共中央为安徽建党提供了组织保障。陈独秀影响了一大批安徽先进分子信仰马克思主义、为安徽培养了为数众多的党的骨干力量,以及领导创建了安徽第一个城市党支部、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和第一个省级党的领导机构。因此,陈独秀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也是中共安徽地方早期组织的发轫者。

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宣传观念、宣传组织与宣传方法

中共早期组织由思想进步的青年学生和出版界人士组成,本是"少数人研究主义的团体",在成为一个"群众的行动的政党"过程中,极大地利用了宣传作为工具。他们通过办报和出版建党,希望将马克思主义灌输于群众中去,并从建党之初就意识到党性的必要,"铁的纪律"使他们区别于"一盘散沙"的其他政党。从1921年到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既无政权亦无军权的情况下,集全党之力从事宣传工作,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反思、不断调适,以使传统、经验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可以满足革命工作的需要。他们深刻意识到形式主义的危害,意识到只有贴近民众才能唤醒民众。宣传是立党之本,从古田会议决议开始,枪杆子搭配笔杆子,开启辉煌历程。

建党建团视阈下“外国语学社”述论

1920年9月,在俄共(布)和共产国际培养东方革命干部的背景下,由维经斯基提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以培养赴俄优秀革命青年为目标的"外国语学社"。外国语学社也是建党前后中国共产党早期党组织创办的第一所培养青年和革命干部的学校。外国语学社重视马列主义教育,多数学员在学社完成了思想转化,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外国语学社同上海建党建团有着直接的关系,它的公开活动在掩护上海建党建团活动中发挥了特殊作用。外国语学社培养了刘少奇、任弼时、罗亦农、汪寿华、肖劲光等一批党的重要干部,为早期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奠定了人才基础。

新中国初期中共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举措与经验

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理彰显着一个政党的资源整合与分配能力。新中国初期,各类突发性疫病肆虐,威胁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中国共产党整合组织资源、思想资源、群众资源等执政资源,沉着应对,汇合成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实现了对突发危机事件的高效处理。这一实践表明,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整体功能,强化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以高超的政策水平和高效的执政绩效,遏制疫病的大规模流行,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消除恐慌,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