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至西汉时期的“吾、我”之别

吾和我的区别是代词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考察了战国、秦至西汉文献中第一人称代词的"吾"、"我",比较了它们的发展变化,纠正了前人时贤的一些有失偏颇的说法,得出了有价值的结论。本文对深入研究汉语代词史有一定意义。

论西汉时期匈奴地区的中原逃人

西汉时期,汉匈双方通过战争、婚姻、使聘、归附、俘虏等方式有着频繁的人员交往。在频繁的人员交往中,中原逃人在匈奴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活动十分引人注目。大批中原逃人涌入匈奴地区,无疑对匈奴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边吏与古代中国疆域的形成——以两汉为中心

本文以汉代为例,探讨了边吏在疆域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在古代中国疆域形成的过程中,边疆地方官吏在其中的作用是值得关注的。边吏在古代中国疆域形成中的作用大致上可以从边疆行政建制的建立和完善、边疆地区社会稳定、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等几个方面体现出来。优秀的边吏可以实现王朝疆域的拓展,或通过建立相对完善的统治制度、汉文化的传播来密切边疆和内地的关系,进而巩固王朝的疆域;相反,昏庸的边吏则会引起边疆统治秩序的混乱,甚至导致王朝对边疆地区经营的失败,不得已而放弃对一些边疆地区的经营,由此而引起王朝疆域的缩小。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

赵定都邯郸后,晋阳依然是"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体现了秦统一战争中与赵国争夺晋阳出现的反复。而嫪毐地位尊贵的年代,太原郡"为毐国"在这位强势人物"宫室苑囿自恣"的形势下,晋阳可能保留有体现较高消费生活等级的文物遗存。"高皇帝居晋阳",以此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代王"都晋阳",以及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史事,都描写了晋阳城市史辉煌的页面。

小农经济是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繁盛的主要基础

战国秦汉,农业是居于压倒优势地位的产业类型,它以自己的产品和需求,决定了工商业的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战国秦汉时期,在各种农业经济类型中,小农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小农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市场发展水平比较高。农业为交换得到盐铁等必需品所进行的生产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国家财政需求对农民直接进入市场的规模有较大影响,但对整个市场的规模和发展并无多大作用。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适应当时的经济结构又为之服务,是其必然组成部分,并非腐蚀剂,它与所谓"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萌芽"乃至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关系。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及其现代价值初探

先秦诸子的廉政思想产生于先秦社会转型时期。尽管由于学派不同 ,但各派对廉政的认识几乎是趋于一致的。廉政必须解决好爱民、举贤和法治等问题 ,这是先秦诸子的一致共识。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达到了相当水平 。

汉代合浦食文化发展概述(二)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汉代合浦,"中外商业毕集",带动了合浦古郡饮食文化的繁荣发展。从史料考析、遗存研究、文化钩沉中可以窥见当时当地的食源、食涵、食器、食习,及其饮食文化的发展态貌与特征。其饮食文化特点,表现为饮食资源丰富、茶饮之风盛行、酒文化发达、食俗多元融合等。民族与东西方文明交流推动了汉代合浦地区饮食文明的进步。

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转型

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中,有许多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汉代即是其一。本文旨在从历史的整体的角度出发,通过对西汉早中期音乐文化的历史描述,把握其主流音乐发展的脉络,从而尽可能真实地勾勒出西汉早中期的音乐文化现象和音乐审美规律,为我们了解、掌握汉代音乐发展提供一条可供参考、总结的历史线索。

早期中国的天人合一

中国与西方都有讲天人合一的传统,以天人合一为中国特有的思想恐难成立。余英时从轴心时代的文明突破来讲中国独特的内向的天人合一,其实也有很多问题。因此,如果要研究中国的天人合一之说,应该更深入细致地分析。对此,张岱年曾指出天人合一有两种意义:一是天人相通,二是天人相类。结合近来出土的简帛材料和有关传世文献,可以发现张岱年的说法还有需要补充的地方。天人相通和天人相类共有的思想基础是天人感应。儒学大讲天人感应的灾异学说,将宇宙论和人事相结合,其发展的一个方向是子思《中庸》的圣人"赞天地之化育",另一个方向则是将人世伦理说为天之规则。这两种说法都有更早的思想来源,且都有修养方法。诸子百家说天人合一,有不同的"合",或合于圣人君子,或把人伦合于天常,或合于天道而非人道,或合于天而非人,乃至非圣人。而即使讲天人之分的荀子,也在讲天人合一于人。

汉魏之际游艺与文学关系的新变

从东汉中期到三国魏明帝时期的汉魏之际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也是游艺和文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促使文人的游艺与文学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文人的游艺活动与文学创作活动走向了统一;二是出现了大量的真正意义上的游艺文学作品;三是在思想上达到了文人的游艺观念与文人的文学观念的融合。这三个方面的充分展开和相互渗透,最终实现了文人游艺的文学化和文学的游艺化,标志着我国古代文人游艺和文学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金朝前期汉官集团述论

金朝前期 ,女真贵族竭力招诱来自辽、宋的汉官加入金朝阵营 ,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汉官队伍。为了更好地利用汉官 ,女真贵族一方面保持了笼络汉官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 ,另一方面又根据他们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异 ,实行“扬辽抑宋”政策。这一时期汉官政策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汉官地位的变迁与女真贵族内部的权力之争紧密相连。在开国过程中 ,汉官集团为巩固刚刚建立的金朝政权、促进女真民族的封建化 ,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再探

西汉前期孝文帝二年的策问诏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策问文,到孝文帝十五年第二次策试,汉武帝即位以后,继承了孝文帝的做法,在建元元年举行了策试,董仲舒就是在这次对策中脱颖而出。西汉后期的昭、宣、元、成、哀、平几个帝王时期,策试选官成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化措施。除了策试中的策问和对策外,汉代还有射策的考试方式,它也产生于汉武帝时期。汉代的策问大多是统治者对于天诫的恐惧和政策调整,反映出"天人感应"思想在汉代是一种主流思想。无论是对策还是射策,确实选拔出了相当多的人才,而以儒家经典作为答策的标准,则推动了儒家文化的深入民间,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规定了后世中华文化的发展方向。

从古代阴阳五行宇宙观看先秦至汉初五音与十二律生律法的思想根源

先秦至汉初关于五音与十二律的记载,有《管子》、《国语》、《吕氏春秋》、《放马滩秦简》、《礼记月令》、《淮南子》、《汉书》等文献,而其中有关三分损益法的最为典型的材料要数《管子》记载的五音与《吕氏春秋》记载的十二律。从上述系列文献中可见先秦至汉初五声、十二律的生律法与古代先民的阴阳五行宇宙观相联系,并有其系统、深厚的思想基础。本文将本着以"古人的思想研究古代"的宗旨,依据已有的古代哲学研究成果,探寻五声、十二律生律法的思想依据,为古代乐律文献的解读提供一个可以尝试的思维方法。

“黄老无为”视野下汉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西汉初期,各政治集团的领土主权意识比之秦代均有了显著提升,这也成为边疆思想成熟化、体系化的理论基础。以刘邦为代表的汉初统治阶层面对错综复杂的边疆形势,就治边之策进行了积极探索,建构起庞大多元的边疆经略体系。汉初的边疆思想,以对疆土资源战略意义的清晰认知为前提,以"过秦"复古为主要特征,运用多元化的方法举措,在"黄老无为"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边疆区域的安宁和平,为西汉中期边疆思想的"有为"化转向提供了缓冲界域和强大动因。

试论敦煌悬泉汉简中的羌

敦煌悬泉汉简中保存的近百枚关于羌人活动和羌汉关系的资料大多为传世文献所未载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西汉中后期中央和地方所置专门管理羌人事务的官吏的状况 ,神爵年间羌人叛乱及西汉政府所采取的镇压措施 ;西汉政府对降羌的管理 ;西汉政府官吏对降羌的压迫与奴役等情况。两汉时期羌乱是一个重要的边疆问题 。

先秦两汉文人“立言”内涵的历史考察

建安之前中国古代文人心目中的“立言”内涵,随着历史的演进和文人的立言实践发生了一些变化。其表现在于:其一,立言的情感色彩日益浓郁,这主要缘于文人立言的主体意识日趋自觉;其二,立言的内容逐渐丰富,就其包含的文献典籍来说,大致经历了由春秋中叶之前的经、史,到春秋中叶至战国后期的子、集,再到两汉时期的经、史、子、集的变化过程。不过“立言”作为对有关国家政治、道德教化之言辞的记载这一主旨在文人心中仍占主导并贯穿该期始终。

纵横家和西汉前期文学

西汉前期 (汉高祖—汉武帝 )由于战国“士”关心政治的遗风的复苏 ,汉初中央政府和地方藩国的斗争 ,汉初实行无为而治的宽容思想和经济发展而导致趋利风尚等原因 ,西汉前期纵横家的活动仍甚为活跃 ,纵横家与西汉前期的社会思想文化发生了直接的联系。在这一前提下 ,主要记录纵横家的言辞的《战国策》影响到西汉前期的文学 (主要是散文 (政论文)和大赋 )的创作。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散文和大赋的语言描写、修辞的运用和结构安排等方面。

《汉书·艺文志》“杂中贤失意赋”考略

《汉书·艺文志》“杂赋”中的中贤失意赋,是不得志或下层知识分子自我嘲谑、抒发愤懑之情的赋作,其特点是语言接近口语化,风格诙谐,现在还可以在相关史料中找出类似的作品。

西汉初期“与民休息”政策述论

西汉初期是我国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并达到空前繁荣的时期,这与西汉初期统治集团采取了比较符合实际的"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紧密相关。其时代背景主要是鉴于秦朝实行严刑峻法、横征暴敛政策而亡的历史教训,以及汉初经济崩溃、民生凋敝的实际状况。"与民休息"政策内容丰富,主要包括调整土地关系、赋予军功贵族免役特权、免部分官私奴婢为庶人、减免田税口算徭戍、崇尚节俭和轻刑慎罚等六个方面。"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将为我们今天解决"三农"问题,发展农业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供有益的借鉴。

从《淮南子》看汉初意识形态由黄老之术到独尊儒术的转变

在汉初几十年中,统治者鉴于秦亡的教训,采取了休养生息的道家治国理念,使黄老之术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中一直稳站上风,居于绝对的主流地位。但汉初黄老思想毕竟只能作为过渡时期的权宜之策。当大一统封建王朝羽翼日渐丰满的时候,大有为的政治要求就决定了避世无为的黄老思想已无力维系强大王朝的发展和稳固,势必要退居次要地位,甚至被打入冷宫,而代之以经世入世的儒家学说。因此,汉初意识形态,在70年的以儒道为主兼及其他诸家的磨合融汇中,在汉武之世必然走上道衰儒兴的道路。《淮南子》这部汉初思想的鸿篇巨制从一定意义上正是这一融汇磨合的最好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