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北国际通道初探

西北国际通道是抗战时期经中国西北地区运输外国援华物资、援华人员和中国易货物资的重要国际通道,西北国际通道的开辟与运行对于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极为重要的历史作用。学界对西北国际通道研究十分关注,现有研究对其基本概念如名称、路线、里程认识并不一致。文章依据通道地理位置及运输状况将其定名为西北国际通道;通过梳理抗战时期报纸、期刊、书籍等资料,分析得出通道有三条线路,公路线起自今哈萨克斯坦萨雷奥泽克车站,终于兰州,航空线为阿拉木图至兰州,驿运线为印度列城至中国新疆叶城;以修建维护通道的新疆公路局、西北公路局等机构资料为依据,考订西北国际通道公路线里程为2934公里。

全面抗战前期生活书店与新疆文艺关系考论(1937—1942)

全面抗战前期生活书店在新疆的活动以及与新疆文艺关系的研究,至今尚未全面和深入。有研究在涉及相关问题时多将其作为背景材料一语概之而缺乏必要考证,因此仅“是否设立分店”这一基本史实亦不明确。历史上,20世纪30年代后期对新疆文化做出极大贡献的杜重远、茅盾、张仲实等人,其身份之一均为生活书店编委。在社会网络关系影响下,生活书店与新疆发生了诸多联系,对新疆抗战文艺及新疆文化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且意义深远。

时局、地理与全面抗战时期的云南蚕桑业

抗战时期是云南蚕桑业发展的重要阶段。为推动后方建设,支援抗战,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云南蚕桑业发展受到国民政府、云南地方和社会各界的重视,提出了云南蚕桑复兴计划,在宜蚕区积极推广蚕桑业。但是,受云南特殊的高原山地地理环境的制约,以及“战时”影响,在较短时间内,云南蚕桑业发展的成效较为有限。

抗战时期宜红茶复兴计划与国营体系的建立

晚清以来,在国际市场需求的带动和自身发展优势的基础上,宜红茶贸易兴起,区域茶业逐渐兴盛,并形成了“宜红茶”品牌。抗战时期,在国际国内局势和“中国茶业复兴计划”的影响下,“宜红复兴计划”被提出。中国茶叶公司、湖北省平价物品供应处茶叶部先后在宜红茶区投资设厂,推动了宜红茶区国营茶厂的建立与国营体系的发展,体现了传统商品经济在近代全球化趋势中的生存境遇与抉择,奠定了区域茶业社会经济的历史格局。

纪念白求恩:抗战时期白求恩纪念活动考察

抗战时期,援华抗战的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不幸牺牲于晋察冀边区。此时中国共产党正面临着国共关系恶化以及边区医疗卫生状况恶劣的局面,纪念活动作为鼓舞人心、解放思想的有力武器,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充分重视。中国共产党通过致电、组织追悼会、题词、撰文以及场馆纪念和冠名纪念等具体形式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以白求恩为主题的纪念活动。白求恩纪念活动在动员群众积极抗战、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促进国际友好交往、筑牢共产主义信仰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劲动力。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党员教育研究

全面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持续开展党员教育,以提高农民党员的思想认识与政治水平,引导广大乡村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和政治方向,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工作,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为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在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党委、边区中央局)领导下,边区乡村党员教育以西北局高干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乡村党员教育中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比较严重,教学方式以照本宣科为主,教育形式主要是流动训练班,教材内容艰深、枯燥无味。后一阶段,结合全党整风,较好地纠正了党员教育中存在的偏差,面向乡村党员干部的扫盲教育与政治教育取得显著效果,基本实现了巩固和发展党员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以国共两党的抗战表现对比为视角

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抗战表现对比当中得到了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倡导、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面持久的抗战路线,在敌后战场采用符合抗日战争规律的游击战争方式,取得了辉煌战绩,使敌后战场逐渐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这些都是鼓舞中国人民投入全民抗战,并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因素。

也论全面抗战初期川军的形象与战力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川中将士分赴南北抗日疆场,各大战役几乎均可见其身影。亦因抗战,川军形象由川省内战时期的“双枪兵”实现华丽转身,瞬息成为“卫国之师”。实际上,在出川抗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就川军形象与战力而言,呈现出来的是截然相异的两种叙事范式,一面是牺牲与奉献的宏大画卷,另一面则是饥饿与混乱的底层样态。细品全面抗战初期川军形象与战力两种不同的叙事路径,其背后原因多多,而派系因素导致的川军出川之初遭遇的种种困境则是内因之一。然随着中国抗战的持续演进,以及民族主义的高昂激荡,川军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形象渐渐定型;或者说,随着时局的变化,川军的战力已不仅仅表现于实际的战斗效能,而是一种“无川不成军”的全民族抗战救国精神。

抗战前期南满地区中共党组织建设探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南满地区中共党组织勇担领导南满抗战的重任,从四个方面展开党的组织建设:扩大党员队伍,强化无产阶级基础;建立健全组织体系,优化领导方式;将组织工作重点转向汉族工农群众,促进党内团结;多管齐下,提高党员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通过强有力的组织建设,南满地区中共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积极发动广大群众抗日,促进人民抗日武装发展,将南满抗日斗争推向高潮。南满地区党的组织建设是中共党建史、组织史上的重要一环,对新时代党的组织建设具有多重启示。

美术家办报:传播视域下的抗战时期新四军版画艺术

抗战期间,新四军版画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主要美术阵地之一,发挥了重要的宣传作用。莫朴、吕蒙、赖少其、杨涵、吴耘、沈柔坚、涂克、邵宇等属于新四军的知名美术家大多数都具有专业美术院校的学习经历,且都在新四军从事报刊编辑工作。这些美术家成为媒体人,在参与办报的过程中注重了传播时效性、信息丰富性、形式新鲜性,重视普及与提高,从而在版画创作中凸显了以传播为导向的战斗性、文化性、多样性等特征。一系列表现军事行动、社会政策、生产生活的,以及承担对敌宣传任务的新四军版画作品,通过报刊、展览、集册、张贴等多种渠道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其创作立场、思维与方法,可为当代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所借鉴。

抗战、动员与认同:《大声周刊》对民众的宣传动员(1937—1938年)

1937—1938年,中国正处于全面抗战的初期,大地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下。《大声周刊》作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南国统区的重要宣传刊物,肩负着引导广大民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事业的重任。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大声周刊》挺身而出,以锐利的笔触揭露日军的侵华阴谋,戳穿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战面目,揭示西安事变的真相。同时,它积极指导青年和妇女运动,鼓励他们为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面对各种错误言论,毫不畏惧,坚决驳斥,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这些举措不仅激发了西南民众的抗日热情,更培养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认同。可以说,《大声周刊》为抗战期间救亡运动的有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舆论基础,成为抗战时期的一股强大精神力量。

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农会建设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会作为晋绥边区覆盖面最广、代表性最强、力量最大的群众组织,重组了边区农村的权力结构,让农民逐步成为农村真正的主人。农会在政治上广泛吸引农民参政,推进农村民主管理;在经济上进行减租减息,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状况;在军事上动员农民承担战勤服务和积极参军,有利地推动了边区的抗战。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广大农民的力量开展晋绥边区的建设工作,不仅从实践层面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正确性,还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影响力。同时中国共产党坚持群众路线,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革命的积极性,壮大了人民革命力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全面抗战时期鲁少飞在新疆的活动及贡献

1939年10月,著名漫画家鲁少飞来到迪化,在新疆日报社负责漫画工作。在新疆的三年多时间,他以画笔为武器,服务全民抗战,围绕“抗日救国”“新新疆建设”等主题创作了大量漫画,成为新疆抗战美术宣传的先锋。他的漫画为唤醒民众、打击敌人、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发挥了重要作用,激励新疆各族民众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同时,他通过教授绘画课程、办好漫画刊物、选编漫画书籍、参与漫画展览等方式,传播漫画知识、传授绘画经验,培育了一批各民族美术人才,为推动抗战时期新疆美术事业蓬勃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陈诚与武汉抗战

在武汉抗战中,陈诚作为武汉卫戍区总司令在政治动员、舆论宣传、军事部署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将武汉三镇及其周边完全纳入了战时轨道。作为第九战区司令官,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取得万家岭大捷等胜利,为粉碎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迷梦作出了贡献。作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他以持久战理念发动全民投入抗战,同时也施行了许多限制共产党、维护国民党统治的措施。作为湖北省政府主席,他提出了新湖北建设的指导原则,为保护湖北教育事业基础采取了一些重要举措。他还成功主持了武汉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矿企业内迁,为坚持抗战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证。爱国主义是陈诚人生旋律的基调,武汉抗战是他展现并践行爱国主义情怀的重要阶段。

抗战时期回族的国民外交与国民政府的策略——以“中国回教朝觐团”为中心的考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国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历程。外交成为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援助的重要手段之一。其中,回族国民外交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些国民外交主要由回族爱国人士推动,国民政府则较好地利用了这一形式。1939年的"中国回教朝觐团",就是在国民政府的指示下,由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组织的,其目的是针对日本在近东的蛊惑和宣传。通过该团的努力,粉碎了日本人的阴谋,国民政府采纳其建议在吉达设立领事馆。本文主要依据档案、日记和报刊资料,围绕中国回教朝觐团进行考察,以揭示抗战时期回族国民外交的意义和影响。

全面抗战时期中国民族问题研究的焦点与困境——以对中国民族学会的考察为中心

自20世纪初以来,有关"民族""中华民族"等概念的阐释一直是中国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如何使居住在边疆地区的各民族形成对国家的认同感,使其拥有现代国家的国民意识,从而拉近边疆与内地的距离,将其整合成为一个整体,是辛亥革命以来历届中央政府为之努力的重要政治目标,九一八事变爆发特别是全面抗战开始后,更是成为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亟须推进的重大问题。中国民族学会就是在此背景下成立的一个以研究民族及其文化为宗旨的学术团体,它所关注的问题及遭遇的困境均与抗战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有关,从另一个视角别开生面地具体呈现了全面抗战时期民族问题研究的历史样态及其时代特征。其对民族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在今天依然有着借鉴意义。

国家翻译实践视阈下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再考察

国家翻译实践是国家意志外显为国家话语行为的实现形式。文章引入“国家翻译实践”的研究视阈,从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的必要性、翻译主体、实践属性与制度化沿革等方面对延安翻译活动作再考察,探寻在其中萌生发展的国家翻译实践形式,发现延安翻译活动的主体是“高-中-低”三位一体的延安政权、翻译机构与个体译者的复合体,其翻译活动表现了延安政权抗日救国的意志,在思想政治与意识形态、军事作战、内外宣传、军事外交与统一战线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在国家翻译实践的视阈下再考察抗战时期延安翻译活动可为展示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拓展中国话语空间以及建构中国国家话语体系提供借鉴。

抗战时期沦陷区慈善组织重构及其两难困境——以青岛为中心的考察

青岛沦陷前后慈善事业发展遇到了严重困难,许多组织出现人员流失,房产被占,经费中断,组织解散。伪青岛市政府建立之后,市内秩序逐步稳定,市内各类慈善组织和伪慈善组织开始重新注册或重新建立,形成了青岛沦陷时期的慈善局面。这些慈善组织分为三类:一类是原有的名称延续下来但进行了重组和再建,一类是新设立的,一类是第三国的宗教组织进行慈善活动。对沦陷区的慈善组织的评价需要从民族主义和人道主义两个维度来进行,才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

论抗战初期周恩来对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贡献

抗日战争初期,周恩来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并提出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革命军队的生命线与灵魂”的论断。他开展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加强党对敌后抗战文化的领导,广泛团结爱国进步人士兴起抗日运动新高潮。

抗战时期新疆筑路爱国运动中的民众力量

抗战前受财力人力所限,新疆公路建设十分落后。抗战爆发后,苏联援华军事物资及军事人员大都经新疆运往前线,新疆公路建设与维护与抗战密切相关。为保障援华物资及人员运输,新疆地区政府宣传筑路护路即是抗战爱国,积极引导民众参与其中。1939年5月,新疆地区公路会议召开,改变了新疆公路建设的方向,打破了新疆公路建设的困局。会议核心为广泛动员民众、依靠民众力量兴修公路,将民众力量充分引入新疆公路建设。依据会议精神,会后各区县迅即成立相关组织,积极宣传动员民众筑路护路,民众反响热烈,各族民众踊跃投身公路建设及养护事业中,为支援前方抗战、巩固西北国防、发展新疆经济提供了有力的保障。